中外学者谈中国道路和国家形象_中国访谈

活动标题

中外学者谈中国道路和国家形象

活动描述

嘉宾：中国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荷兰Brill出版公司总裁 Pabbruwe 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时间：2010年9月17日15:00 简介：当前，国家正在大力倡导文化“走出去”。而书籍，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在国际交流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更是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平台。如今，中国的出版事业也在和国际上的出版社广泛合作，为中国的形象铺就文化传播之路。

文字内容：

中国网: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目前，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发展力排名已经上升到世界第27位。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世界的目光注视着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了解中国在做什么，中国的行为会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有关介绍中国国情方面的书籍就成了外界了解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和塑造中国国际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老师、荷兰Brill出版公司总裁Pabbruwe先生，以及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先生。三位专家将一起就中国道路和国家形象问题进行精彩的对话。首先感谢三位嘉宾来到中国网。

我们知道在2009年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全面客观地展现了中国的精神风貌，将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向世界展示了一下。三位受邀参加了书展，当时的感受是怎样的。

2010-09-17 13:25:29
谢寿光:
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作为主宾国，中国政府和有关方面组织了上千场活动，这些活动涉及到有关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这中间，社科文献出版社利用这个平台和有着百年历史的荷兰Brill出版公司以及荷兰的一个基金会，共同举办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场报告会。这次报告会邀请了两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其中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今天他也和我们一起在现场做访谈。还有一位是数量经济与技术研究所所长汪同三。

这两位经济学家有一个背景，我们在2006年和荷兰Brill共同推出图书系列中的两种：《经济蓝皮书》、《人口与就业绿皮书》，这两位学者分别是这两部书的主编。2006年开始荷兰Brill出版公司和我们联合推出英文版向全球发行。有了这样一个背景，同时利用法兰克福这样一个主宾国的机会，我们试图通过中国社科院的教授，他们直接应用英语组织这样一场学术报告会。在这次报告会之后，蔡昉教授直接去了荷兰鹿特丹大学，也是荷兰Brill出版社和我们一同组织的。从当时媒体的反应、现场的气氛、听众的感觉来看，我对这次法兰克福书展的活动不好每一个都做评价，但是一般这样的场景下，听众质量不见得都是很高的，但听取我们这场报告会的绝大部分是德国等西方媒体，以及经济学家。因为，当时主持活动的还有一位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曾经担任黑森州的部长，有相当一部分还是西方的精英人士。我们本国人出席会议的倒不多，但是场所中都坐满了，现场气氛非常好，提问非常热烈。

这充分反映了两条：第一，活动本身是成功的。第二，今天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特别在西方主流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思维的转变。过去老说中国有古老文化、有长城、有中国饮食，但是我们更希望西方主流媒体和社会了解到日益变化着的中国，到底中国是什么样的形象。通过和主流出版机构合作出版书籍，以及通过学术报告会的方式，直接与他们进行对话交流，这是有效的途径之一。我先做这么一个铺垫。

2010-09-17 13:34:12
中国网:
今天Brill公司总裁Pabbruwe先生也来到了现场，请问您和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合作取得了哪些效果？

2010-09-17 13:35:00
Pabbruwe:
首先，非常荣幸可以和谢社长、蔡昉教授一起来到中国网访谈，我们和谢社长的社科文献出版社建立了三年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在北京、伦敦、香港多次见面。我们非常荣幸社科文献出版社能够选择Brill公司作为他们在全球出版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三种途径表现，首先我们共同出版了很多书，包括蔡昉先生著作的《中国经济变迁三十年》；第二种方式，是我们共同参加一些项目，像法兰克福书展和很多国际书展；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是非常特殊的一次经历，当时中国是作为主宾国的，每一年法兰克福书展都会选择一个国家作为重点宣传对象。那一次中国在法兰克福的表现非常令人震惊，大家都在想中国的出版业发展是何等的快，中国出版业也充分向大家传递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当然这也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同时，我们还有一些新书开幕式的活动，我们也会在网上展示我们共同合作的一些项目。社科院通过和我们的合作也能够扩大他们在国际上的受众范围，我们很乐意充当这样一个桥梁。

中国出版业不断向前发展，尤其在学术方面。Brill公司在全球学术出版行业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与Brill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会为中国学术出版带来极大的作用。Brill公司在出版中国古代文学以及中国古代历史方面成就都是非常卓著的。在过去三年中，我们和社科文献出版社重点发展了在现代中国文学方面的一些合作。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古代中国还有现代中国，我们的合作都会让Brill公司成为今后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题材出版领域的一个重要出版社。

2010-09-17 13:36:21
中国网:
Brill公司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期间出版了大量的书籍，这些书籍对世界产生了哪些影响？

2010-09-17 13:36:57
Pabbruwe:
首先，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社科文献出版社这样的机构在做市场调研，以及各种调研研究和出版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语言仍然是一个问题。Brill公司将会把中国语言翻译成英语，向更多的海外受众传播。过去三年当中，我和谢社长一直致力于提高翻译的质量及编辑等各方面的工作，我们对工作觉得很满意。我们在上个礼拜又达成了一个新的合作意向，我对我们合作的发展感到非常满意。

同时，和社科院的合作能够让我们接触到更多的中国学者，这种网络关系使我们受益匪浅；同时还可以接触到一些中国国内的大学，这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这些合作将会进一步拓展我们在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题材方面的出版和发行。

2010-09-17 13:38:00
中国网:
蔡教授，我们知道您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您当时的感受是怎样的？而且我们还知道您在书展上做了精彩的演讲，即“全球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看中国经济的发展”。

2010-09-17 13:38:38
蔡昉:
非常感谢，在这两位杰出的出版家的组织下，我参加了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因为这个书展中中国是主宾国，参加书展的整个人群都会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中国身上。像刚才Pabbruwe先生说的一样，过去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习俗、艺术展示得更多一些，但中国当前在世界上的定位更是属于它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这个成就使我们越来越多地站在了世界的聚光灯下。当时，两位出版人安排我们到书展中去，一是发布我们的书，二是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同时我们在书展上做了一场演讲。在书展以后，我们到荷兰鹿特丹依拉姆斯大学做了演讲，和更专业的同行之间进行对话。

过去我们做了很多研究，我们首先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观察者、研究者，甚至我们当中的有一些人还是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公正客观地用学术规范的语言表述出来，而且研究深层的问题，对未来提出展望。但是语言是我们的障碍，因为在中国人之外能够读中文的人少了很多，所以我们很多的研究成果不能为外人所知。

我们要出版英文书籍，同时我们自己也要走出去，用英语和更广泛的读者见面，和学术圈里的专家见面。这种交流和对话对我们的研究本身是有帮助的，同时，也把我们的研究的使命——我们研究的使命是一个全过程，不是研究完了就放在一边了，而是要深入研究好，第二要把它写好，第三要出好，出好就是走出去，要用更多的语言。

2010-09-17 13:38:58
中国网:
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书籍作为很重要的一种媒介，把中国形象推介到世界舞台上。请问，谢社长，最近几年我们所出版的书籍当中，尤其针对海外出版的书籍中，有哪些是外国人比较感兴趣的，这些书籍对于塑造我国的形象有哪些突出的作用？

2010-09-17 13:39:19
谢寿光: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如何确立国家形象，在方法和手段上要创新。首先要用西方熟悉的语言和所能接受的方式和他们进行沟通，而不是我们传统的宣传。所以，最近几年来，我们社科文献出版社一年出版的新书籍有上千种，涉及到古今中外，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不太懂和西方进行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花费了很多精力在传统文化的东西上，或者是按照我们的方式用这种宣传的方式做了政治宣传一类的读物，不能说一点没有作用，但是效果不佳。通过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在全球统一的平台上来进行交流，把中国三十年发生的巨大社会转型和经济增长的状况真实地告诉世界，这是我们最近六、七年以来一直致力的事情。

首先，第一步我们找了合作伙伴，因为这个东西靠自己在西方世界瞎闯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我们找到理念相同的，像荷兰Brill出版公司，还有西方一些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现在都与我们有合作。第二，双方之间要达到一种认同，沟通以后形成共识。第三，选择比较合适的，因为他们了解西方主流社会的需求，根据他们的需求把我们的内容优势和他们对西方社会的了解，以及他们的语言优势结合起来。

这几年我们出版社出版的“皮书”系列，这是作为社科院打造年度性观察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品牌性图书，通过挑选最核心的一部分，和Brill联合推出了英文版，现在一共有六种，涉及经济、社会、法制、环境、教育、人口与就业，从2006年开始出版。刚才Pabbruwe先生说我们合作有三年，其实不只是三年，我们前后已经合作五年多了。这个东西连续出版以后，在海外的反响很大。

首先，《人口绿皮书》英文版出版，今年是由美国最权威的一家学术刊物做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评论。还有一套，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以蔡昉教授领衔的各方面的专家共同努力，总共出九本《中国改革开放系列丛书》，中文版出版以后国内反响很好，荷兰Brill公司看中了我们的书，我们于去年签了协议，今年已经出了四本，第一本就是蔡昉教授的《中国经济变迁30年》。作为我这样一个出版人和研究人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产生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但是真的像这样的一套书还是不多的，而且最近向全球发行，这个东西不会是一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被西方主流学者和媒体大量引用。

这一类的产品很多，但是有时候学术性图书在西方发行和一般的小说、其他图书的价值不同。

2010-09-17 13:39:36
中国网:
有什么不同？

2010-09-17 13:39:59
谢寿光:
首先，这些书的出版会影响到他们的学术精英、社会精英，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决策层。所以，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正面形象，人文社会科学丛书，特别是关于中国现代社会研究的成果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它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它不是一味地宣传中国好的方面，它是把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用学术语言和眼光客观地展现出来。这样信任度高。

2010-09-17 13:40:17
中国网:
社科文献出版社作为一个学术出版社，在宣传树立国家形象方面做出了哪些具体安排，有哪些特殊使命？

2010-09-17 13:40:33
谢寿光:
我们是中国社科院的直属出版机构。对社科院，中央有三个定位：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第二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第三党中央的思想库、智囊团。我们围绕中央对社科院的三个定位，重点做好社会科学成果的推广和传播，让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成果价值最大化。

除了精心打造这套“皮书”系列，现在我们每年要出版120多种图书，涉及到中国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以中国社科院的专家为核心，联络全国的专家学者。这套东西一对决策起作用，二是引导舆论，三是真实反映中国声音和中国观点。

第二，我们这些年重点在探讨关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研究，整合这部分的资源非常多。我们的方式已经完全走出了传统出版者的角色，我们有时候和学者在一起，像我们和蔡昉教授以及他的研究团队的合作非常多，有时候是共同主办一些国际性会议，请全球有关问题专家都来讨论中国经验的问题。最后这些成果以中文、英文、日文向全球发布，而且通过论坛以及其他媒体向全球传播。最近几年，我们规划的除了皮书系列以外，还有对当代中国的研究，特别是中国道路的研究，我们有一系列的课题。

第三，我们分别对一些话题，如中日问题历史和今天的研究、中美之间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成果。这背后都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专家领衔，还有周边的一些专家，这里面的研究课题就对咱们今天的主题“树立中国在世界的形象”，相信会产生非常好的作用，因为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宣传品，而是客观科学研究的成果。

这是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当然一个出版社力量有限，但是至少可以起到示范作用。我们社科文献出版社与Brill这样有理念、有悠久历史、有全球推广渠道的出版公司联手，推动我们搭建的平台，让专家学者在这个平台上播种，应当说要总结今天如何确立中国形象的问题，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

2010-09-17 13:40:49
中国网:
中国有一个很好的科研成果以后，更重要的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被世界读者所了解，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社科文献出版社通过和Brill公司的合作，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合作伙伴，能够把中国文化更好的发扬光大，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社科文献出版社如何与海外出版社进行合作，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一些具体措施，来保证中国书籍顺利出版呢？

2010-09-17 13:41:13
谢寿光:
我简单说一下。第一，要了解西方主流社会对有关中国内容的需求。了解他们的需求，首先要寻求一个和你的理念，甚至是出版物性质相同的机构进行合作，就像Brill。其实我们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都还有其他的一些合作伙伴，都是属于这类的。

第二，一定要学会用语言进行转换。我们现在把中文图书转换成英文，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套很成熟的模式。首先要在国际上遴选评审专家，在我们组织翻译完以后，要由母语是英语，或者是母语是日语的学者，研究经济的就是经济学家，法学的就是法学家，社会学家就是社会学家，由他们来进行终审推荐，按照学术成果来推荐。

第三，成果出版以后要进一步利用国际会议，大型活动包括展会，和西方媒体打交道推广。这方面我们是以企业背景来做的，但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有一套制度保证，包括政府在这方面翻译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这也是需要的。

2010-09-17 13:41:28
中国网:
Brill引进了一套社科文献出版的书籍“Social Scientific Studies in Reform Era China” ，您当时引进这套书籍的初衷是怎样的？

2010-09-17 13:41:44
Pabbruwe:
我们的合作就是以皮书系列开始的，引进这套书也进一步扩大了我们的合作。中国的发展对全球都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尤其是中国学术的发展对全球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一些研究机构来说，尤其是社科院这样的研究机构，他们的研究热点不光是科学方面，还有方法论的研究方面，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应该为世界所知道和了解。这对于西方来讲和以前是不同的。首先，中国的调查研究范围在全球范围内正在不断扩大，西方学者应该理解中国社会学在方法论研究方面的新问题，中国学界也可以在这种互动中学到一些东西。

作为图书出版公司，我们很高兴能够为中国高层次的学者和精英搭建一些交流思想、碰撞火花的平台，我们也很高兴作为一家出版商，为他们之间的互相交流建立平台，他们的观点应该为世界所知。这不仅仅是关于印刷、出版，这也关系到大量的数据问题，以及让更多的学者能够获取巨大的互联网资源，让世界以及中国学者都了解现在正在调查的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2010-09-17 13:41:58
中国网:
Pabbruwe先生作为外国的出版商，您觉得这些书中有哪一部分是最吸引外国读者的，外国人又对中国哪些方面最为关注？

2010-09-17 13:42:19
Pabbruwe: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有非常活跃的工业发展，这本身就影响了全世界的工业发展，本身这就是世界学界关心的一个问题。智慧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像社科院这样的机构。现在全球都应该了解，这些机构所调研的领域及方法，这值得全球关注。这是中国的一些成就。

同时，因为我们现在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全球性的问题，环境、可持续发展、语言不通和城市化进程等等，这些问题之前是没有的，现在是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如果说中国学者对解决这些问题会产生一些新的观点，我们不会感到吃惊。我们是出版商，我们知道哪里有最好的作者。

2010-09-17 13:42:35
中国网:
我们知道Brill引进了一套《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丛书，蔡教授也是其中《中国经济变迁30年》的主编。您作为主编，通过梳理了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变化，肯定是总结了一些经验，哪些规律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依据，又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有哪些借鉴作用？

2010-09-17 13:42:50
蔡昉:
有很多经济学家总结了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是各个角度的，非常细。我这里说一点感想。我主编的这套书《中国经济转型三十年》，转型的含义最主要是改革，改革是一种转型。但是中国还有一种特殊的转型，中国改革是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就要从一个二元经济结构向更加一体化经济结构转变，我们是两种转变结合在一起的。

这两个转变就是当代经济学、经济学理论最关注的问题中的两个。比如我们讲中国的发展问题，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很自然现成的经济理论就有发展经济学。我们又是一个体制的转变，也有一个现成的理论是“转轨经济学”，这都是相对分支的学科。它进一步上升，我们一般的经济学理论也是关注发展和制度变迁的。

在这次的研究和编书的过程中，我有一个体会，所有的经济理论，人们把经济学分成十几个分支学科，也可以分成几十个分支学科，这里面有成百上千种，每一种经济理论都可以以自己的角度作为框架来分析中国的变迁。因为中国的变迁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里经历了在其他国家用非常长的时间完成的变化。如果你观察一个早期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和发展过程，可能要由几代人来完成，这几代人在知识上的衔接就非常重要，因为上一代人研究的成果能否为下一代人所接受再发扬光大，然后再传给下一代人，这样就积累起一个理论，这有很强的继承关系。

我们很幸运，我们中国的发展变化是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完成的，甚至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职业生涯中完成的，也就是说我作为经济学家，在我做经济研究的黄金时期就目睹了中国的变迁，可以参与其中。因此，中国发展成功的案例成为“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最好的案例。我们可以借鉴很多理论。与此同时，我们也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个单一的理论都不足以解释中国现象，因为中国经验有太多的“中国特色”，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西方出这本书，但是我们请的全是本土的经济学家，当然这些本土经济学家一般也都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不仅是在中国是知名学者，在国际学术界也是引人注目的。比如吴敬琏教授，现在在世界银行任职的林毅夫教授都是我们的作者。这样，是真正把中国的情况吃透了，又能够结合我们的理论素养把它概念化。像世界银行关注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贫困，增进环境保护，他们也倡导“南南学习”，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互相学习成功经验，中国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案例。这是一方面。

2010-09-17 13:43:33
蔡昉:
具体来说，中国改革的确有很多自身的特色，在这之前我们也写过一些书尝试向其他的转轨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当然我们不是兜售我们的经验，但是我们的客观研究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选择，让他们看看和消化一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举个例子，对于改革和发展政府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政府促进改革和发展要有正确的出发点。“制度经济学”总是说人们的改革要有动机，这种动机是指经济动机，政府的经济动机是什么？很自然，中国从改革一开始就决定了改革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我们的基本动机。在这个动机的前提下，我们就不会按照某种模式推进改革。有些政府改革是想把体制变成另外一种体制，经济上自由化或者是资产上的私有化，它变成了一种先验模式。中国的改革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在这种前提下，我们是用符合中国实际的改革道路和改革方式，所以我们没有套用“华盛顿公式”，也没有变成“新自由主义”模式，也没有做出一套三架马车往前推进，因此我们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我们有从西方借鉴的东西，也有从我们中国传统发展经验中甚至过去几十年发展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还有老百姓中探索和积累出来的经验，这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

我们在编这套书的过程中有很多作者都会从自己很专业的领域提出专门的规律，把这些规律又和现有的理论进行比较互动。这本书也不仅仅向西方广大受众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面貌，它首先是一部学术著作，学术著作的目标就不仅仅是让你获得一点知识，而是相当一部分要触及我们的同行，站在同一个高度上的英语世界的经济学家，甚至还可能有关注中国未来对世界有多大影响的政治家。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希望把自己的理念展示出来。

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国经济学家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加上最宝贵的财富—中国的改革经验，加上我们个人的学术努力，所以我们也希望发展经济学，对一般的学术理论能够做出中国学者的贡献。

2010-09-17 13:44:06
中国网:
蔡教授不仅是经济学的专家，也是经济和人口关系研究方面的权威。您觉得中国的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因为这也是中国和国际社会上密切讨论的一个问题。

2010-09-17 13:44:40
蔡昉:
长期以来，对于人口学家以及一批经济学家来说，人口和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没有完全弄清楚。200多年前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是对经济学起到了不利影响的因素，在那之后相当多的人一直追随着马尔萨斯的这一理论，之后也有一批坚决反对马尔萨斯理论的经济学家。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做了更多的研究，说我们不要光看人口总规模和人口增长速度，我们需要看看人口的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一个社会如果集中的都是孩子会是什么状况，如果都是老人又会是什么状况，但是如果社会都集中在劳动阶段的人口上，那对社会发展是有不同意义的。

我们用此理论来看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口状况的情况，我们发现这个时期正是我们人口转变（的阶段），到了这个阶段上，劳动年龄人口在不断增加，比重不断提高，总量非常大，肯定是全世界最大的。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又通过拆除制度障碍，让这些劳动人口从农业转到非农业，从农村转到城市，从中西部转到沿海地区，让他充分地流动，因此我们获得了充分配置，取得了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一些计量分析，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期间人均GDP增长速度中有劳动力流动的重要贡献，可以占到五分之一的样子。当然，我们从不同角度，比如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抚养比这样一些因素。我们计算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达到了四分之一以上的贡献。

2010-09-17 13:44:56
中国网:
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人口红利这一概念，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010-09-17 13:45:15
蔡昉:
常规来说经济增长是需要投入要素的，投入资本，投入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投入资源。如果你的常规投入之外，还有一种因素是来自于纯粹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人口红利，这是一种额外的经济增长源泉。具体到发展阶段上，劳动年龄人口多，比重大，不断增长，因此构成了整个社会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永远不会遇到劳动力供给的瓶颈。

第二，整个劳动年龄人口多，这就意味着人口负担比较轻，需要供养的人少，劳动产出的人口多，这种年龄结构也会推动你的储蓄，因此我们的劳动力要素不会成为瓶颈，资本积累也可以突破这个瓶颈。因此，这两个因素都成为中国的人口红利。

2010-09-17 13:45:32
中国网:
现在在国内，有一些国外学者对人口红利也有很大的分歧。您在人口红利方面的倾向是怎样的？

2010-09-17 13:46:05
蔡昉:
其实没有太多的分歧，我认为只有一对分歧：一方是有充分研究的，另一方是凭感觉说话的。只要有充分研究，就可以看到改革开放整个过程中，因为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不具备发展条件，虽然有潜在的人口红利，但是我们不可能开发出来，因此，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我们都处在劳动年龄人口越来越多、比重越来越大的过程中，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劳动抚养比是下降的，它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人口也是一个过程，早期我们不控制生育时，少年儿童比重就高。控制了计划生育以后，少年儿童人群进入到劳动年龄人口，新生儿就少了，这样我们就越来越富有生产性。未来，这批人相应进入到老年人口，这意味着我们人口红利在逐渐减少。

2010-09-17 13:46:17
中国网:
这对经济会产生影响吗？

2010-09-17 13:46:29
蔡昉:
首先，人口红利少了意味着经济增长源泉中缺了一块东西，但是没有关系，相当多国家是不靠人口红利吃饭的。像荷兰这样的国家，荷兰已经人口老龄化了，谈不上人口红利，但是他们富裕程度很高，也就是说真正发达的经济反而不靠人口红利。所以，我们在一个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很重要，而且我们开发得也很好。从长期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有很多人预测十年以后，悲观一点说在二十年以后，中国也会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意味着我们在那个时候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不能靠人口红利，我们靠的是人的质量、人力资本，靠生产力的提高，靠技术基本，也可以说是第二次人口红利。

2010-09-17 13:46:44
中国网:
现在中国的学者有这样的观点：我们在传播西方的文化成果时要比外国传播中国的文化成果时传播得更加客观。有这样一种评价，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2010-09-17 13:46:56
蔡昉:
首先中国人很客观，我们非常讲究实事求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评价反过来观察。在一定程度上，西方人在传播他们的理念，或者说他们想用他们的理念报道中国时，有些媒体和有些学者可能是带着有色眼镜的。我们不会学他们也带上有色眼镜，但是有一条，他们在以传播影响社会舆论的过程中，是有战略和策略的，是有方式、有艺术、有技巧的，我们的确需要学习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在语言上提高自己，在推销策略上提高自己，在如何和受众产生共鸣上提高自己。对学者来说，学者的脑子是相对单一一点的，我们还是要集中精力研究我们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不仅要和中国出版家合作，也要和国外的出版家合作（的道理）。

2010-09-17 13:47:09
中国网:
您可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学问和研究课题上。接下来我们要问谢社长一个问题，我们的出版社和国外出版商合作时，会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保证中国的文化成果客观，同时保证我们在吸收外国的文化成果时也能够客观，能够公正一些？

2010-09-17 13:47:24
谢寿光:
这个问题是理念的问题。学术研究最主要的方面是客观，但是不等于说你没有价值判断，但是这个判断你要把它融合到你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中，因为你这个价值判断本身有助于你逼近真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倒是注意到一个问题，因为中国成长太快了，其实心智是不大成熟的。我们怕人家说我们不好的东西，稍微挠你一下你就叫唤，其实没有必要。世界上任何事都有两方面，我们只要看大的趋势。

我们要本着，第一，作为学术出版社我们要尊重科学。今天上午我参加一个会议时就讲了，因为这不是我研究领域的一个讲话，我就说我不敢讲，因为我说人们对学术研究要有敬畏之心，人们只能讲自己熟悉的一些领域，不能讲不熟悉的。我们要尊重学者的劳动，要有一定的眼光发掘学者研究的成果。拿到这个成果以后，你要懂得世界规则，按照国际惯例和规则来进行，这样才能让你研究的成果真正的价值最大化，发挥它的作用和效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和Brill合作，为什么要组织学者在国际论坛上发出声音的原因，这个声音是把我们出版社的理念和国家的理念有机地契合起来。

如果你一味地迎合，正反都是不行的。反过来你去迎合西方，很有可能偏离。如果你完全按照政府的意见来做，也推广不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尊重学术、尊重科学，尊重国际规则，这是回到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上，我的一点意见。

2010-09-17 13:47:39
中国网:
请问蔡教授，您在最近有什么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者著作，您今天也可以和谢社长、Pabbruwe先生聊聊，说不定也可以促成一次新的合作？

2010-09-17 13:47:58
蔡昉:
首先我们的研究是有连续性的，刚才两位出版家都讲了，只做自己专业和熟悉的领域。我们做研究也一样，我这个人已经算是研究范围比较广的人了，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有一个更专一点的领域，就是“人口与劳动经济学”，我不是人口学家，但是我愿意说是“人口经济学”。这一方面，比如说中国劳动就业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些年人们在讨论，中国是不是从过去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大量的城镇冗员，到今天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剩余劳动力不那么多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就业结构性矛盾，不同群体有不同群体特殊的就业困难，这样一些新问题也出现了。因此，我个人现在比较关注这样的一些问题。

这也是我们到达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我们的整个劳动力市场在不断向好的方向发育，职工的状况也在不断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可能还赶不上他们期待增长的速度快。因此，我们也会出现劳动关系中的一些冲突，在特定发展阶段下这都是不可避免发生的现象。我们也要研究，从其他国家的历史上看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比如有哪些劳动力市场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工会发挥哪些作用，政府、企业、职工如何形成三方协作机制等制度建设问题，也是我最近研究的关注点。其实，我们已经在合作了。我所主编的《中国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每年都出，首先出中文版，接下来就在Brill出英文版了。

2010-09-17 13:48:14
中国网:
我们的专家学者在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之后，也希望能够把他们的作品放到世界的平台上，能够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读者去了解它，欣赏它。也希望我们中国的文化作品能够通过出版的道路走出国门，在宣传文化的同时，也树立我们国家的良好形象。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010-09-17 14: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