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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媒体日前披露伦敦奥运会吉祥物是在江苏省盐城市一家“血汗工厂”里生产的，而关于苹果代工厂商富士康是“血汗工厂”的指责亦愈演愈烈。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多数涉及跨国公司“血汗工厂”调查参照的都是国外标准，在中国，这些“血汗工厂”常常是农民工“想进还进不来”的自由选择。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制造越来越深的卷入全球产业链，已有可口可乐、耐克、戴尔、GE、GUCCI、苹果等全球知名品牌在华的生产商被贴上“血汗工厂”的标签。在媒体引述境外劳工组织的描述中，上述“血汗工厂” 的罪状多集中在“环境恶劣，收入微薄，福利差，工作累”等方面，但事实上，究竟什么样的工厂算是“血汗工厂”？至今并没有公认的、可供参照的统一标准。这个词本身最早是出现在19世纪美国制衣行业实行的给料包公制，因为公会的压力，发达国家的血汗工业在后期已经被控制或者消失了。
2008年，香港大学生组织发布调查报告公开指责玖纸业是“血汗工厂”，并列举“工伤及死亡事故频发”、“工伤事故罚款敛财”、“经常无理巨额罚工人款”等。但随后广东省总工会、广东造纸协会、东莞市工会等官方部门发布了调查结论，称玫龙纸业的确存在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问题，但绝对不是“血汗工厂”，职工对于企业的福利待遇普遍比较满意。如此大的反差其实是因为香港发布的调查是以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来衡量的，但中国的实际发展水平并不相称。以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副会长吕永松的话说，香港工资标准来衡量大陆工人收入，内地的企业几乎都是难以达到的。“这样的门槛太高了，高到了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摸不到门。”
中国涉嫌“血汗工厂”调查的企业大多数是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其所生产的产品也备受资本市场关注。国外劳工组织的调查以国外劳工法律或者公司总部的劳工政策为基准，这类“外宾”调查虽然有利于中国工人权益的促进，结论往往被集中放大，让人忽视了更多“非典型性血汗工厂的存在”。更有分析认为，这类针对性的“曝光”背后存在转移本国经济和就业等压力的考虑，其中不乏失实之处，但往往一件曝光的事例就毁了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地区。
2009年，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全国劳工委员会发布名为《中国的高科技苦难》的报告称，IBM、微软、戴尔、联想和惠普的二级供应商——东莞美泰为一家“血汗工厂”。但美泰厂房喊冤称该组织是何人、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调查的并不得而知。新华社记者实地暗访得出的结论也显示“情况并没有像报告中描述的那么严重。”最新消息显示，富士康新闻发言人于2月1日驳斥部分美国媒体“血汗工厂”报道，苹果方面则邀请非盈利组织公平劳动协会对其海外代工厂进行独立审查，以消除外界对其合作伙伴用工做法的批评。
著有《卧底经济学家》一书的蒂姆•哈福德曾在专栏中表示，除非血汗工厂的工人真的是奴隶，否则我们便可以推测，他们会为了低报酬在恶劣条件下长时间工作只能有一个原因，即其它谋生之道比这更糟。经济学家本保尔（Ben Powell ）和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者大卫·斯卡贝克（David Skarbek）在调查了11个“血汗工厂”所在的穷国后，发现其中9个地区的“血汗工厂”的工资都比当地平均工资水平高，而且恰恰是外资促进了当地工资水平的提升。
以上关于产业转移的推论同样适用中国。几乎所有“血汗工厂”里的工人并没有人们强迫，他们自愿在这些工厂里做工、加班，如果不想干了完全可以离开。以富士康为例，针对应聘者的调查显示，他们选择富士康的最主要原因居然是“公司能按时发工资，福利和工厂环境好点”。当这家公司因为”N连跳“N连跳”事件成为众矢之的时，它选择将工厂内迁至河南、四川等地，在那些地方不仅得到政府支持，社会报名员工亦是成千上万。这很容易说明，在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如果富士康果真是“厂房象监狱，劳工象奴隶”，它是不可能留住数十万的劳动力的。
蒂姆•哈福德在探讨“血汗工厂”的文章中还提出假设，当一群好心的激进分子发起一场运动，比如说反对印度尼西亚的耐克(Nike)供应商雇用劳工在血汗工厂工作时，显而易见的风险是，血汗工厂会关闭，工人们被扔到大街上，而工厂作业将转移到大阪，由计算机化的缝纫机完成。这当然不是那些激进分子的目的所在。除此之外只有一种选择，即经济增长：尽管过程可能慢得令人沮丧，但最终能创造更多更具吸引力的工作，从而消灭血汗工厂。
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血汗工厂”的存在让那些工人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不但可以免于饥饿和贫穷，还能有合理的收入。一直以来，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占到经济增长的60%，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在过去30年里解决了中国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尽管当前中国制造业各项要素成本在上升，但制造业依然能保障大部分劳动力的饭碗。在“中国模式”崛起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涌入城市，劳动供给大于需求，导致劳动力价格较低。如果没有苹果、戴尔、惠普等公司将产品制造外包给富士康这样的厂商，中国的工人根本找不到工作，或者工资只会更低。
实际上，为赚钱养家，大多数中国工人在就业上可供选择的选项实在有限。在他们看来，所谓的“血汗工厂”里的条件让人感觉简陋，艰苦，但可以肯定的是那还是要比他们在其他地方，在他们自己的家乡情况要好。 根据《中国农业发展报告》的数据，2003年，全国的纯粹农业收入占总收入11%，就算加上林牧渔业的收入，2003年占总收入不到19%。根据测算，在农村耕种平均每人每月只得到不到120元收入，对比子女教育、医疗等的高额支出，根本不能负担。而2004年全国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539元，虽然工资水平很低，但这显然比在家种田收入要高。
正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讲述的例子那样：贫民窟里的一家几口人在垃圾山中捡取废金属和能够变卖的东西，一天的收入虽然很少，但也好过完全没有收入，也好过在农村中的隐性失业。在这种比较之下，那些工厂里做工的人显然更能理解自己有限的选择。如果不出来打工，在老家务农没有活路；计件工资之下如果不加班干活，赚的钱就少了，嫌苦嫌累门外还有大批新来的工人等着被招……这些外人横加指责的典型“剥削”行为在工人眼里就是改善生活的唯一办法。
所有关于中国“血汗工厂“的现实里，除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工作之外，中国处于全球制造业低端的尴尬也决定了工人们将在怎样的环境中工作。当苹果公司运营利润率突破30%的时候，其代工厂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的利润率却从2006年的5.9%降到目前2.0%。更直观则是，劳动力成本在苹果全球产业链中所占比例不到6%，每一台售价数百美元的iphone中，支付给中国工人的薪水部分只有10美元或更少。
在如此微薄的利润率里要维持上百万工人的生计，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只能在中国寻找。《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的一个细节显示，在iphone上架前几周需要将显示屏的组装线重置，中国工厂的领班半夜12点叫醒了8000名工人，这些工人半小时即到位，用96个小时就完成了日产10万台iphone的工作量。“没有哪个美国人能忍受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而月薪如此低廉。” 在既有的产业分工中，跨国公司占据了食物链的顶端，富士康这样的“血汗工厂”就是金字塔的塔基，数量庞大，但没有话语权。
除了农业种植难以维持普通生活外，工人不愿意离开所谓的“血汗工厂”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和制度性的歧视下，进城农民工不得不接受条件恶劣的工作环境来追求更高的收入自我保障。雇佣城镇居民，就会因其身份而比较严格地履行劳动合同法，并能享受到其它除工资以外的其他福利，如住房公积金、代其缴纳养老保险等；而农村居民进城工作，除了工资外，很难享受到其它福利。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539元，而同期的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是1335元。这就意味着，2004年全国因为雇佣农民工一项就节省了11462亿元的工资开支，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8.5%。这样的情况在2011年也没有改善迹象，在一份《中国青年农民工项目综合政策建议报告》中，研究人员统计认为，中国青年农民工的收入仅为本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30%，大约60%的本地城市人认为他们是“半个城市人”，他们的劳动权益也时常遭到侵害。（文/童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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