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3月12日
嘉宾：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宋贵伦
简介：北京在社区管理方面形成了社区居委会、社区党组织、社区服务站三架马车三位一体的管理格局，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形成了枢纽型社会组织的管理体系，在社会队伍方面形成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格局，有一支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队伍。[视频下载] [访谈实录] [返回视频]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3月5日在北京开幕，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宋贵伦接受了中国网的专访。

中国网：宋代表您好！北京的社会建设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那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社会建设主要取得的成效有哪些？

宋贵伦：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工作，多年来都有许多重要的举措。远的不说，就从近四年多来，几乎每年都有一个重大的举措出来。今年我党将要召开十八大，北京的社会工委、社会办是十七大之后成立的，马上要满五年，2007年市委市政府报请中央批准成立了市委的社会工委、社会办，2008年召开了社会建设大会，出台了“1+4”的文件，2009年召开志愿者大会，出台了加强改进志愿者的意见，把奥运志愿服务变成长效机制。2010年市委市政府召开了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推进大会，对社会服务管理创新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去年，北京市委又超过了十届九次全会，专门研究了一个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推进社会建设的意见。去年年底12月初，北京市政府出台了我国第一个“十二五”的社会建设的规划。五年来，每年有一个重大的举措，从体制机制体系政策上，都是以市委市政府的层面来推出的，大力度的推进社会建设。

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下，北京社会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我简单概括一下这个成效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抓顶层设计。从体制、机制、政策上来研究推进北京的社会建设。

第二，抓综合协调。整合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包括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力量，形成齐抓共管，全面推进社会建设的整体合力。

第三，抓基层基础工作，夯实基层基础，从基础上把基层的、基础的和基本的问题解决，四年来解决了大量具体的问题。

首先从第一个层面来说，叫做上抓顶层设计，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我们叫“1+4+X”，一系列配套的文件，形成了一个政策体系框架。从工作体系来说，去年市委全会和市政府规划提出了北京的社会建设要抓六个体系，或者我们概括成“五个更加，一个全覆盖”，社会服务更加完善，社会管理更加科学，社会动员更加广泛，社会环境更加文明，社会关系更加和谐，社会领域党建全覆盖。实际上把社会建设归纳了六个体系，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动员、社会环境、社会关系和社会领域党建。再一个从顶层设计来说，北京市委市政府已经形成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加党委社会工委和政府社会办这么一个领导体制。这个体制从市里面到各区县都已经形成了，这是北京的特色，专门有部门来管，党委有部门管，政府有部门管。社会工委和社会办明确了是市委市政府的牵头部门和综合协调部门。所以这几条工作体系，政策体系、工作的体制在北京已经形成。

如果稍微展开一点，北京在社区管理方面形成了社区居委会、社区党组织、社区服务站三架马车三位一体的管理格局，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形成了枢纽型社会组织的管理体系，在社会队伍方面形成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格局，有一支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队伍。在志愿者工作方面，形成了重大志愿服务活动、经常性志愿活动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志愿活动这么一套体系，我们不久前已经对志愿服务的实名登记建立起来了。从社会公共服务来讲，设立了社会建设的专项资金，初步建立了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机制，已经实行了两年。从社会领域党建来说，各个街道、各个乡镇都成立了社工党委，形成了区域化党建的格局。从社会组织党建来说，我们在枢纽型组织里面有一个“三加一”的机制，建立党建工作委员会，建立联合党组织，设立具体的工作部门，建立例会制度，社会组织党建基本实现了全覆盖。非公经济党建，规模以上全部建立党组织，规模以下我们在全市的1249座商务楼宇里面全部建立了党建工作站和社会服务站、工青妇的工作站，叫做五站合一，覆盖了6.9万的非公经济组织，82万多人在里面就业，有4.3万党员在里面，非公经济组织党建也实现了全覆盖。北京这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和模式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抓综合协调，特别是通过市区层面的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北京市一级的领导小组由市委市政府的41个部门成员单位来抓综合协调，整合这个平台上，大家一起来做事情。这个领导小组办公室，我们有八个成员单位，包括组织部、发改委、财政局、民政局、人力社保局、社会工委、社会办和团市委。我们经常来研究重大的事情，形成了合力，有一个机制。对区县我们有一套协调的机制，对社会组织我们有一个枢纽型组织的协调机制。我们还在九个高校加上北京社科院已经建立了十个社会建设的研究基地，分专题在清华、人民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城市学院、北方交大、北京社科院等等，建立了十个研究基地，把北京的关于社会建设研究的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协调的平台。所以，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把党委部门、政府部门、社会力量形成一个新的协调的机制平台，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是解决突出问题，夯实基层基础。比如说，我们用了两年的时间，已经把社区的办公用房和服务用房，能达到350平米的现在已经有2025个社区，2008年的时候，只有450个社区具备350平米的办公条件，现在达到了2025个。我们计划今年争取下半年，至少到明年，是2772个社区全部达标。那么，市区政府层面上，一共投资60个亿，从根本上解决社区办公用房和服务用房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社区工作者队伍方面，2009年和2010年我们面向高校选聘了5000名大学生到社区工作。最近两年，各区县又面向社会招聘了大量的大专以上学历的工作人员，到目前为止近三万的社区工作者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到了70%以上，原来只占26%。目前社区党委和社区居委会正在换届，我们预计换届完了以后，社区工作者能够达到大专以上的，可能能够达到80%左右，目前平均年龄是41岁，所以一支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队伍已经形成。2008年和2010年两次给社区工作者提高了待遇，最近我们准备再次增加绩效工资，等于两年一次了，2008年一次、2010年一次、2012年一次，市政府明确提出来，社区工作者今后的待遇要参照本区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标准，叫做同步同幅增长。所以，市委市政府在这方面不断提高社工待遇是坚定不移的，要把这支队伍打造成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队伍。

又比如说，我们推广石景山的经验，建立新居民互助服务站，让流动人口自我管理。在去年以来，我们推广朝阳区的经验，在16个社区全部建立了阳光中途之家，劳教释放人员刑满之后在这里有一个过渡，帮助他们培训，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提高他们的能力，帮助他们找工作，帮助他们找亲戚，给他们提供人文关怀，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比如我们去年推广市总工会六方联动的机制，总工会和人力、社保、司法、法院、信访等部门一起来调节劳动纠纷等等，解决了大量的问题。我们从2010年开始建立了社会建设的专项资金制度，开展购买社会组织服务，2010年买了300项，去年买了362项，使社会组织加入到我们社会服务管理中来，政府转变职能，政府出钱政府定政策政府搞管理，让社会组织来办理，凡是政府可以不办的事情，办不好的事情，不该管的事情让社会组织来办，这套体制现在已经建立起来。另外刚才说的，在商务楼宇建立五站合一。通过几年下来以后，社区的基础，社会组织的工作基础，我们现在已经构建确认了27家枢纽型社会组织，可以覆盖社会组织的85%左右。非公经济组织在商务楼宇建立五站。所以，这块基础的工作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夯实了。南方人说七七八八，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基础基层工作至少已经完成了70%以上，有的方面完成了百分之百，预计到今年年底可以百分之百。我们的社区规范化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办公用房70%以上，社区工作者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70%以上，枢纽型组织服务管理覆盖85%左右，社会领域党建基本上实现了全面覆盖，所以基础工作现在已经夯实了。

四年下来以后，有了一套顶层设计的制度设计，媒体和外地吹捧我们叫做“北京模式”“北京经验”，这是鼓励我们。从横向协调来说，形成了一个协调机制。从基础工作来说，经过四年至少完成了70%以上的任务，七七八八，今年可以基本全覆盖。所以，整个北京社会建设的上层、中层、底层的格局已经都形成了，这是主要的成效。当然这些都是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各个部门一起抓的，更有大量的社区工作者在基层来努力的结果。当然，距离老百姓的心理期待，距离形势的需求，社会建设和改革的任务还很重，发展的任务还很重，还有许多问题。

中国网：刚才您也是多次提到了社会工作和社区工作者，据我们了解现在各个社区的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成立了大大小小200多项的职能，包括了常规工作，当然也包括了计划生育、职业介绍、劳动保障和政府部门比较相近的工作。他们有些人就希望说能够理清他们的工作职能，细化分工的问题。您认为这个问题将来有可能实现吗？

宋贵伦：一方面我认为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驻机构，理所当然要承担政府的工作，这是毫无问题的。第二，随着政府服务政府，或者建立小政府大社会，一些政府的职能要下沉到街道，下沉到社区，这是必然的。所以，今后要给老百姓服务到老百姓家门口，政府的一些服务职能下沉是必然趋势，增加是必然趋势，减少是不可能的。当然，要把职能理清。我认为一个从街道层面来讲，不能简单和政府一样，上下一边粗，我认为管理是要分层次的，有些属于市区政府的事情，就由市区政府来办，不能所有的事情都下沉到街道去。街道主要的职能，今后要逐步转移到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上来，因为它距离老百姓比较近，有些政府职能就应该在市区层面的政府完成，现在我们政府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体制上的问题，漏斗式的，上下一边粗，中央部委设计司局，市政府也设计成司局，街道也设计成科，这个其实是不科学的，有的要完全对应，有的不应该完全对应，有的在上面，有的在下面，今后出现这种情况，区政府可能要对照下面的好几个部门；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街道的一个科室要对着政府的若干个部门，我认为这是比较科学的办法。

从社区来说，社区居委会是自治组织，有些同志的建议很好，需要规范，北京市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刚才我说到北京基本上实现了社区规范化，从2009年我们开始抓社区规范化，分三批已经基本完成，把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的功能都已经理顺了，我们叫做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党组织是核心，居委会是自治组织，社区服务站是政府延伸到社区的公共服务平台。那么，政府的一些公共服务就要延伸到服务站上去，把服务送到老百姓的身边，他们的职能都是很清楚的，而且有一个相互配合的机制，不是简单分开，职能分开，活要一起干，所以我们叫做三位一体，这个应该说是基本理清楚了，当然在工作当中，怎么能够运行的更加科学，怎么能够在试点的基础上更加完善，还有一个过程。

中国网：去年其实是发生了一些像是卢美美、郭美美这样的事件，也是一下子把我们的慈善机构推到了风口浪尖，您认为应该如何让慈善机构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有人提出是第三方监管，您觉得采取怎样的措施比较合理？

宋贵伦：首先我认为，不能因为出现了郭美美等事件，我们就对社会组织包括慈善类的社会组织一概不信任，我认为任何事情出一点问题都是难免的，我是比较赞成有什么事说什么事，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要放大，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基本态度。

当然，随着社会建设的深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的服务和管理，都要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创新。长期以来，社会组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也确实存在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适应的问题，表现就是我们一些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和自主发展能力比较弱，依靠政府。我们现在讲政社分开，管站分离，给它一些事情，给它一些工作，有的承担不了，有的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我认为“郭美美事件”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弱，也反映了我们社会组织应对一些突然的变化，包括一些媒体上的质询，还有待于能力的提高。所以，要适应这类新变化，要不断提高方方面面能力。最近几年，北京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让人民团体为骨干的大型联合组织，承担党和政府联系各界的桥梁纽带作用，承担业务的发展龙头作用，像若干个行业协会一样，承担日常的服务和管理职能，政府逐步的不再承担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让社会组织自我管理，以社会管社，联合起来，科技的归科协，社科的归社科联，有关残疾这方面的社会组织，不管官办还是民办的归残联，让联合会管理，让他们自主地发展，共同来发展业务，建立这套体制，这套体制应当还是比较科学的，现在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今年，我们从北京市来说，我们还提出要在社会组织里面，特别是枢纽型组织中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实际上目的要帮助他们提高自我管理和自主发展的能力，帮助他们提高应对一些变化的能力，这样使它自己的能力更强，而不是党和政府都替它做什么事情，有些事情得让它自己去解释，我们现在是这么一个思路，在这方面北京还是做了一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