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伟代表:内地香港经济互利共赢

时间:2012年3月15日
嘉宾: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 王英伟
简介:现在香港的经济和中国大陆经济已经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在现在的商业世界里,其实更重要的是群体的策划,聚合了更大的群体力量,生意才会做大。[视频下载] [访谈实录] [返回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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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实录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新昌营造集团常务副主席,浸会大学校董会及咨询会主席,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国际电影节主席王英伟

 

中国网: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网易健之特约两会访谈”,欢迎您的收看,同时要感谢新浪微博和百度新闻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来到演播室的嘉宾是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新昌营造集团常务副主席,浸会大学校董会及咨询会主席,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国际电影节主席王英伟先生,欢迎您王主席!

王英伟:你好!

中国网:您是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人大代表,我想请问一下您作为三届人大代表,从香港地区远道而来,对于“两会”有怎样的感受?

 

 

 

王英伟:我大概14年前参加全国人大的会议,到今年感觉老了很多,也学了很多。这15年来,我们很荣幸地亲自看到国家各项重大改变,无论从经济、民生各方面的政策,国家推行的一系列改革都是在这三届里陆陆续续发生的,我们在从只懂得香港的事务到进入国家的“议事堂”论国事,也成长了很多,我们对中国大陆的情况、民情也掌握了很多。我们很开心的是能参与,用我们有限的知识,香港的经验,我们在国家改革的过程中提供我们的意见。另外,也就一些内地与香港共通的问题或跨境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怎么去解决,因为香港已经变成国家的一部分,我们是一个很特殊的安排“一国两制”,但一国两制的运行底下还是有很多跨境的问题要解决。那么我们这一批人大代表正好有这么一个角色可以扮演。

中国网:通过这15年的发展历程,您觉得有哪些方面解决的是最明显的,让您感觉到有着直观的变化?

王英伟:这几年比如说农民的问题,改善农民民生的方法,免去农民的税,这几年“三农”问题拨款的增加,教育的问题,解决所有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科教兴国,这些新的方向;另外,我们国家一些新的知识产业的发展在过去十几年是新生的事物。有关香港和深圳一些跨境的安排,旅客“自由行”,现在香港经济有很大一部分是靠中国大陆的旅客去香港消费,我们作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安排,作为我们国家人民币在国际上增强它地位作为“排头兵”的作用。这都是我们这三届里陆陆续续看到的。

另外,有关香港和大陆CEPA之后应该怎么来运作?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签了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协议,已经第八期了。

中国网:说到这个也正要向观众介绍一下,我知道您正好是CEPA协议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您怎么评价这个协议就是更紧密的经贸合作的制度安排,通过这个制度我们把香港和内地联系得更紧密了,目前我们在经济交流合作上有哪些成果?在这个制度安排上我们还有怎样的规划?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王英伟:其实现在香港的经济和中国大陆经济已经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我们香港有很多的投资是来自大陆,股票市场的板块里最大的一部分还是来自中国的企业。很多CEPA八期协议里已经把很多服务业都允许进入中国,因为我们知道,在开始的时候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限制。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国家已经在政策上允许我们很多企业、服务性行业进入中国大陆,基本上得到国民待遇。这个大门已经开了,但是在各个地方、各个省市还是有小门没有开的情况,有些行政的手段还是存在,比如一些服务性行业,政策是允许独资的,但到办理在当地登记的时候就往往遇到政策不明朗的情况。

中国网:主要遇到的困难是哪些方面?

王英伟:主要是地方保护主义,我们香港港资会碰到的,这也是我们关注的情况,如果CEPA允许的政策,地方上推行他们也希望能更大力一点。

中国网:国家有了明确的目标,有了政策之后,也需要和地方政府做一个政策上的对接,不能说大门敞开之后,里面的小门我们进不去,这等于实际上我还不能够进入到最后的房间,还是施展不了我们这些能力和优势。

王英伟:是的,没错。

中国网:这几年通过CEPA的建立,我们在经济往来上有哪些成果?

王英伟:当然,我们每年进口的货品,免税的,从香港进来的时候,只要来源地是香港基本上没有什么税务,有税务也降得很低,这是很大的改进。第二,我们很多行业以前可能只占49%,像电讯行业现在还是49%,但有些行业已经可以让香港的公司、旅行社可以自己独立地开旅行社,这对于香港现在一个小的市场,我们的商家去拓展他的腹地是有很大的好处,因为我们就近有经济实力,但市场小,从一个700万的市场跳到一个有13亿人口的市场,包括很多的名牌,香港的名牌在大陆成千上百的店都开了,我们对他们的生产尤其销货的能力也是很大的支持。所以,方方面面其实这增长了香港经济的活力。

中国网:不管内地让到香港购物,拉动香港的经济增长,还是内地人到香港办厂,包括提供原材料、生产资本等等情况,都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便捷的条件。

王英伟:没错。

中国网:您觉得未来我们在内地、香港经济发展上一个合作的重点是什么?和现在相比有没有重点的转移?

王英伟:未来我们肯定要取长补短,香港做得好的是什么地方,能为国家担当什么任务,比如金融、融资方面我们很强,我们就应该担当这个任务,比如很多国企或民企到香港上市,我们在国际融资平台为这些企业引进更多的资金,我们很多企业有一个海外的渠道,比如那么多年我们积累了经验和西方国家打交道,我们在分销网络、推广渠道都有我们自己的网络,这些我们都可以跟大陆的企业去分享,所以,我想下一步CEPA进入到正常轨道以后,要进一步地取长补短,中国大陆生产成本比较低,或者有一些科研现在有了,我们很多产品在包装设计、分销渠道还没有达到国际的水平,香港的企业可以进来大家合作。我们的合作不光是货品的买卖,应该是更深层次的,在资本层面的融合,大家可以互持股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现在的商业世界里,其实更重要的是群体的策划,聚合了更大的群体力量,生意才会做大。

中国网:最后达到互利共赢的效果。

王英伟:没错。

中国网:您刚才说取长补短,与其说取长补短不如说互相借鉴,说到这个问题可能内地人要向您借鉴更多的经验,说到内地的楼市问题,我想您虽然作为香港人,对内地的楼市也非常关注,因为您也是房地产业的一位领军人物。内地的房市现在处于上行阶段,价格居高不下,我知道香港在若干年前也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不知道您对于现在中国内地的楼市情况,未来发展前景有怎样的判断,您对中国楼市调控政策出台之后,我们目前所做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有怎样的评价?

王英伟:我觉得楼市在经济发展速度很高的国家,房价上升是正常的,因为通胀也有一定的百分比,楼市不可能就是停止的状况,再加上中国现在很多中产阶级产生了,他们对于住房也有更高的要求,所以追求比较好的房产这可以理解。问题是我们的房产有没有进入一个健康发展的轨道,前两年我们在大城市,尤其是在大城市、一线城市,房产出现价钱暴涨的阶段,这样跟我们的居民收入是有点脱节。长远来说对一个房产(市场)的发展并不是好事。我认为前段时间国家推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对房产控制的政策是对的。但这种政策不可能永远实施下去,他要等到这个市场进入到正常发展的轨道就要逐渐松绑。

还有一点我们要考虑,现在我们国家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其实总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现在为了压制房价上涨实施了一些政策,我们要慢慢地考虑这些二三线城市,经济还没有完全发达,他们要追赶一线城市,他们的房地产政策应该是怎样的,在市场上应该有区分地对待,比如二三线城市有些房价还没有上涨得很快,这些限制可以相对地少一点。我想我们有那么多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在出谋献策,应付这个房产价钱不正常的暴涨是有一定作用的,我也希望长远来说政府的介入只是在市场机制不灵的时候再介入,因为我们现在究竟是进入市场经济,也希望尽量让市场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中国网:我们一直也在说政府到底应不应该救市,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我也非常认同,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介入体现它的政府职能,但一旦把市场规范起来,做到完善之后,可能政府就要慢慢退出舞台,由市场机制来做一个整体经济上的循环把控。

王英伟:是这样的。

中国网:我知道您在内地也有房地产项目,您觉得内地的房地产项目对您的事业和产业有没有一定的冲击?

王英伟:我觉得我比较幸运,因为我是长期观察我们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而且我也有机会了解中央对房地产的政策,所以前段时间我参与、策划、管理上海新天地这种比较高档的住宅范围,从2007年开始我就转到二三线城市,因为我觉得二三线城市更有持续发展的能力,而且我认为作为一个房产商,我更希望能有长远的发展空间,而不是“杀鸡取卵”,我不希望我们突然有一个暴利,突发地两三年赚大钱。我希望细水长流,房地产发展商其中一个任务就是为居民提供安居乐业之所,我到二三线城市得到政府的支持,我们可以比较大规模地发展,建一些新的城市,我觉得长远来说,作为房产商可能更有利。

中国网:您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二三线城市,觉得那儿的发展空间会更大,难怪您认为政府在二三线城市的政策应当有所不同,当然一方面从自己的角度考虑,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二三线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和一线城市有很大的不同,应该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经过条件推出不同政策,建筑的模式,能够让当地人住得起自己所负担的房子。

王英伟:我提出有关二三线城市的一些情况,主要是因为我亲身的经历,我看到现在的情况,有些城市它们刚起步,如果你限制它太厉害,这些中产阶级要换房都不方便,所以一线城市我是同意的,现在还暂时不能放松,因为居民的收入实际上已经跟房价有点脱节了。

中国网:说到了房子,这里面有个文化的问题,中国人尤其是内地人说要买房,为什么要买房?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一般南方要出钱买套房子,建造一个温馨的家庭,女方或者父母才欣然把女儿嫁给他,否则成功的机率就没有那么大,我不知道香港在文化上是不是这样?

王英伟:可能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一代的期盼不一样,我在大学演讲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学生说,我现在买不起房子,所以我女朋友不答应嫁给我,我看他只有二十来岁,我就跟他说,你要想清楚,他是爱你的房子还是爱你,我亲身的体验,我跟我太太是从二十几岁一起白手起家,我们第一套房子是39岁的时候买的,我们一直是租着房子来住,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觉得租金比供房的钱还便宜,这从经济学来说是一种计算。

中国网:我同意您的说法,但结合到内地的情况,在文化上可能就有所不同,我知道,在日本很多人购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年龄已经将近35岁以后了,刚才您也提到39岁买自己的第一套房,在香港大多数人买自己第一套房子的时候一般是在什么年龄?

王英伟:在香港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我觉得基本上是30岁以后的,没有之前的,之前很难的,之前买第一套房的都是靠父母支持的,和大陆的情况有点像。

中国网:通过您的介绍让我们感觉到了,如果能买得起第一套房还是父母支持,更多的人还是靠自己的奋斗,自力更生,积累,在自己事业取得一定成功的前提之下买到的房子。

王英伟:我觉得如果两夫妇可以一起去奋斗,积累一些财富,买第一套房子其实是很兴奋的事情。这个世界不应该不劳而获,现在的年轻人说你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子,有了我才嫁给你,我就经常搞不清楚,究竟你要这个房子、车子还是要这个男人。

中国网:这有一个选择上的矛盾在里面,这就说到了内地和香港在文化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也让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相似之处。您在这次讨论会上指出,要把香港作为内地文化宣传的窗口推介出去。可能有的人会有两点疑问,一是香港作为宣传窗口它的优势是什么?有哪些好的宣传途径?第二点,有的人可能会说,内地幅员辽阔,我们的文化形态非常得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这么多年的历史,底蕴非常得深厚,通过香港这样的窗口能不能够充分地展现我们内地的文化?

王英伟:我们国家一直是说我们要弘扬中华文化,希望把我们的文化带出去,带出去这个意思是,我们希望海外的人士接受我们的文化,而不是压人家的文化,西方学者也说了,下世纪最大的矛盾就是文化冲突的矛盾。我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文化强国怎么样让人家来接受我们非常丰富文化底蕴的国家。我想这方面香港可以做几方面的事情:

第一,我们有很多的表演团体、艺术创作的团体,他们其实没有一个国际的网络。香港那么多年来,无论在拍卖还是安排表演都有方方面面的制作公司,全世界比较有名的制作公司、安排表演、演出的公司都已经在香港安家落户,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在国内和很特别的,有非常高水准的表演团体、艺术团体可以“走出去”,香港可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中国网:这正是我要问到您的一个核心问题,香港有自己地理位置的优势,每年会接待这么多大量游客,国际上这么多的游客到香港考察、旅游、投资等,但中国内地文化的根在广大内地地区,有各种少数民族的文化等等,外国人想了解我们的文化可能还是要到内地来,那么香港如何搭建一个非常好的桥梁,把外国的这些团体引入到我们内地,中间会做哪些工作?

王英伟:我想这是互相了解的过程,尤其是观众的要求是什么,香港对于市场的了解还是有敏锐的触角,而且我认为现在要推中华文化到世界,不应该只推古文化。现在我们经常到海外举办文化节,这些文化节的内容还是杂技、京剧、武术、武狮,外国人看来他们非常欣赏,很开心,但这是古文化,不是现代的文化。其实我们在过去的20、30年中国有很多新文化的进步,包括画家、表演团体、现代的艺术都已经成长了,我们怎么样香港这个平台来把新的艺术和老的艺术结合起来推广出去?我在会上曾建议过,我们在香港可以定期地举办国家级的中华文化节。如果在香港举办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联合两岸四地所有的华人社会来推动中华文化;另外,香港举办这些国际的活动有非常长远的历史,包括我们举办很成功的香港国际艺术节,香港国际电影节,我们和海外的媒体,海外的团体联系很多,如果在香港定期举办这种定期的中华文化节,我相信会吸引很多国际上的眼球。

中国网:您作为香港艺术文化局的主席,举办这样的香港文化艺术节,我相信会把方方面面的资源配置得非常好,能够形成一个拳头效应,发挥它自己的价值,您刚才说到电影节,因为香港的电影每年有庞大的数字作为电影产出的效应,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香港在电影发展上产生了怎样的规模?达到了怎样的水准?

王英伟:香港的电影在亚洲来说应该有一定的地位,我们最辉煌的时候被誉为“东方的好莱坞”,80年代我们的产品每年能达到300部,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因为知识产权的问题,盗版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电影就一落千丈,到最低迷的时候大概三四年前,一年的产品就50、60部,再加上中国市场开放了,我们现在很多的电影公司和导演就到中国大陆来做合拍片,所以我们现在看香港电影的制作不能光看香港生产多少,而是要看我们在中国内地也生产多少。内地前年10部最卖座的合拍片有7部是内地和香港合作的,这也表明出我们这几年发展的方向有改变,因为这两年香港政府也意识到电影业的重要性,就拨了一笔钱出来做电影发展基金,可以投资在拍电影上,我们在一些中小型的电影,或者第一次拍电影的导演或制片,我们给予大力的支持,我们可以投资到40%,这几年我们已经投资了十几部电影,这里面八部大概是第一次拍电影的导演,而且我们投资的有些电影在大陆也很卖座,也很成功,比如《麦兜》动画片、《岁月神偷》,这都是我们电影发展局投资进去的电影。

中国网:电影的发展可以说带动了香港和内地之间经济的往来,不光是经济上的合作往来,当越来越多的内地人到香港去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不同的情况,比如您刚才说到的有一些小的摩擦,越来越多的内地产妇到香港产子等这样实实在在的矛盾,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王英伟:我想更重要的是大家要互相多点沟通,多点了解,实际上现在的资讯那么发达,有很多情况可以及时第一时间通报,譬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在旅行团零收费的事情上也出了一些事情,其实大陆的执法部门也有责任,这些零收费团去了香港,当然香港这边要他们多买东西来填补支出的缺陷;另外,最近一些游客和香港一些居民的误解,比如说一些名牌店只允许大陆的游客拍照,不允许香港的人拍照,这些都是小的误会,如果大家处理好我觉得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就算是两个同学住在一个宿舍里,前面几个月你也有一个磨合的过程,何况香港在过去一百多年不在我们祖国的怀抱里,回归到今年才15年,这15年只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时间跟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和大陆的同胞多点了解,多点融合。

中国网:这可能就需要我们不同的人群,当我们在往来合作的时候不断地加深了解、理解,多为对方考虑一些,其实也是为了自己的方便。

王英伟:其实我们做生意的人,因为香港是个商业城市,做生意的人是走在最前端的,现在做生意的人已经没有这种隔膜,我们和大陆做生意的朋友都是很愉快的,大家都了解,你的限制在哪里,我这里能做的到什么程度。现在一般老百姓他们不是经常来大陆,也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什么交流,他们就会从自身的角度(看待问题),我本来是一个封闭的小岛,700万人安居乐业的地方,现在突然来了一大批我们大陆的同胞,怎么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我想我们也有责任,经常两地跑的,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应该给香港居民多点介绍一些情况。所以,现在我们每年开完“两会”,香港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都会自愿地到一些中学去演讲,把最新的“两会”情况和现在国家最新的一些情况介绍给我们的中学生,希望让他们多了解,能够多接受两地文化暂时的差异。

中国网:这也是香港回归15周年以来,您作为三届人大代表履行自己的一种责任,就是负责把内地的一些情况及时地通报给香港,同时也带来香港的一些情况,及时汇报给中央政府,看看我们有哪些合作方法和途径,看看怎样更好地解决香港的问题。

王英伟:是的,没错。

中国网:您觉得现在在年轻人当中两岸文化的交流在哪些方面?他们的交流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困难?

王英伟:现在香港年轻人到祖国交流的机会多了,我们每年有很多的学校安排在内地招生,暑假的时候我们会送一些学生到内地学习,基本上所有大学都在做这件事,中学生也有很多团体,包括香港政府的,中联办的,民间团体的都在做青年人的教育,就是两地的交流,我觉得这个情况是慢慢地改善,而且我看到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学回到香港以后感觉完全不一饮,来看的和没来看的是两码事。

中国网:他们对内地的认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王英伟:他们是说,我们要认真地学习了。为什么?因为看到中国的发展那么快,很多他们以为是比较落后的,尤其到一线城市甚至省会城市,觉得发展特别快。另外,他跟我们一些青年人接触感受到我们青年人那种学习的精神,有些同学跟我开玩笑说,“主席,我很担心”。我说,“你担心什么?”他说,“以前我们认为香港的学生不是光会念书,会活泼很多,因为我们会和世界接触很多,我们还会玩,玩得比较活泼一点,但现在来了大陆以后觉得玩不过他们了,唱卡拉OK唱不过他们,很多课余的活动没有他们活跃”,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加倍努力了,尤其香港经济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系,必须要装备自己来迎接挑战。

中国网:所以这就是交流带给我们的好处,可能以前香港学生来到内地并不太了解内地学生是怎样的情况,现在知道了,不光书读得非常好,而且课余活动可以非常得丰富。

王英伟:他们说内地的学生可以站起来讲十几分钟没有问题,香港的学生比较内向,尤其普通话说的不好的时候,所以他们回来跟我说,主席,我们到内地考察交流确实是有必要的。

中国网:您说到香港人说普通话的问题,我确实有切身的感受,大概五年前我第一次去香港,和一个香港人问路的时候他基本上听不懂,我只能跟他用英语去交流,但当我两年前再去香港的时候,基本上我问人家一个问题,人家几乎可以用非常流利的汉语告诉我,告诉我非常准确,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不同,这就是交流带给我们的改变。

王英伟:是的,香港其实现在也很明白,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两种语言,英文和中文。香港有得天独厚的机会,英文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学,中文、普通话如果我们也能说得好一点,等于我们在面向世界,对香港的居民来说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尤其我们很多零售的行业、旅游的行业需要接触大量的游客,这样我们更需要把普通话说好。

中国网:这是我们连续彼此重要的桥梁,作为今年作为香港回归15周年,未来两地的交流需要靠年轻人,您觉得年轻人在这个当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王英伟:我现在在读一本书,我们的年轻人很特别,我接触很多90后、80后的,我觉得他们都比我们聪明,因为他们现在接触世界很容易,上网,他可以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但这代年轻人习惯了一心多用,同一时间他又想看电视,又想上网,又想打电话,小时候我们可能比较笨。

中国网:小时候我们叫专心致志,一心一意。

王英伟:爸爸妈妈就是这样教的,所以我们想问题想得比较深,把这个问题要想透才能再行动,现在的年轻人很容易在网上串连……

中国网:现在是多媒体时代,我们要听着、看着、说着、想着,必须要同时完成,这可能是时代带给我们的不同。

王英伟:没错,在这样的环境底下,除了需要年轻人他们进行智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和人怎么样相处,因为学做学问,学做生意,学做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学做人,怎么做人,因为高的智商IQ并不代表一切,在外国人也有很多的研究,当领导的很多程度是高的EQ,是情商,不是智商,所以我们希望这一代年轻人在进入社会的时候能考虑怎么样提升自己的情商。

中国网:在IQ高的同时提高EQ,两者协调发展,最好都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平。

王英伟:对,没错。

中国网:您作为三届连续的人大代表,您和您的同事在人大履职工作上有哪些亮点,因为今年又是“两会”期间,不知道您给大家带来什么样好的建议吗?

王英伟:我们每一年其实都有几十份建议,都是有关国家的发展,比如环保的问题,我们有一些海外的经验,怎么样在我们国家现在推行绿色环境的情况底下可以比较我们环保的水平,或者更贴身一点的食品安全的问题,因为现在香港虽然说得益于有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因为很多深圳的居民跑到香港去买食品,包括奶粉等每天用的食品,因为这种长远不是办法,这种利润是有限的,但国家在食品安全上是最重要的,怎么样提高我们的食品安全?怎么样在地方上能雷厉风行?我们觉得,有些东西你造假,但有些造假的东西对群众的影响并不能食品安全那么大,所以我们应该优先处理这样的问题。再加上我们今年比较热门的产妇的问题。

另外我自己提出,能不能在繁体字的应用范围能更宽广一点。我为什么提出这个呢?因为我们国家基本上是教简体字,但我们有很多古籍是繁体字,现在年轻的一代基本上看不懂繁体字,他们在追源溯本的时候,要研究我们国家长远的历史,过去历史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我们海外同胞、台湾同胞、香港同胞也都是用繁体字,所以我必须能不能在中学里能有一些选修课,大家想学的,像学英文一样,你可以学学繁体字,学会看,这样对推动我们以后的文化外交会有作用。

中国网:这对我们过去的历史,过去的传统文化在研读方面带来积极的作用?

王英伟:是的。

【删掉——中国网:您刚才提到产妇赴港生子的问题,不知道您对此有什么好的建议?

王英伟:我们的人大代表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深的研究,我们认为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哪一方面的对或错,现在在法律上有一个误区。本来我们在订立《基本法》的时候说了,你的父母一方是港人,你的儿子或女儿就可以得到这个身份。后来在2001年的时候,因为有一个“庄丰源案”,这个案在香港终审法庭判了,父母不是香港人,但法庭说我们不能缔夺这个小朋友居港的权利,所以就引起了现在这样的情况。

2001年的时候,香港政府估计每年在大陆来的“双非””就是俩夫妇都不是香港人每年有500多起,今年是3万多,这个数字一下子攀升了很多。所以对我们的医疗系统造成了不能再负荷的情况。我们回顾《基本法》,人大常委会曾经做过一个细法,里面说的很清楚,在起草《基本法》的时候,筹委会的时候说的很清楚,必须要有父母有一方。现在香港是普通法,中国大陆是大陆法,这两者是不同的,现在我认为是时候让特区行政长官通过国务院来提请人大把这个法律解释清楚,解释清楚就有凌驾我们香港法律的效能。如果一般的产妇要冲关可能付出的代价会很大,这样可以减少两方面的冲突,因为我们现在根本看不到底,究竟这个情况如果再不控制下去,往后十年,一年是多少人到香港生孩子。

中国网:前景不可设想,所以我们必须要拿出一个有效的方案及时制止这件事儿,只有防微杜渐才能避免更大的,不好的影响。

王英伟:没错,】

中国网: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这么好的建议,也希望内地和香港地区随着了解的不断深入,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能达成更多的合作,谢谢您!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王英伟:谢谢!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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