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不需要儒商文化

文/韬玉

“中华儒商总会”日前被曝在大陆未合法注册，疑似诈捐，牵涉多位社会名人和企业家。这些年来，许多企业家也乐意自称“儒商”，有人甚至认为儒商文化能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但事实上，儒商文化是一种落后的前现代商业文化，可取之处已成为商道共性，而所谓个性着实贻害不浅。

儒商有两种定义，即有文化儒雅的商人和以儒家思想经商的人。现在社会上谈论儒商文化一般是取第二种儒商定义。香港儒商汤恩佳先生认为，儒商文化的核心是“仁者爱人、以义制利、诚实守信、以人为本、以德为重、以和为贵”。复旦大学朱贻庭教授则认为儒商文化是指“勤俭、诚实不欺、敬业、以和为贵”。但仔细想来，前述用来描述儒商的特点并不特别，勤俭、诚实不欺和敬业等价值，不光儒商文化里有，外国的商业文化也认可这些价值，很难找到提倡商人挥霍、欺诈顾客和不敬业的地方。

也就是说，勤俭诚实之类的价值，算得上是普遍的商业伦理，其中诚信是商业的道德基础，这些价值并不依赖于儒商文化。除去上述诚实这类的价值，剩下的才是儒商文化所独有的价值。排除这些共性的儒商文化是不是还值得弘扬、值得学习，关键就要看这部分价值是否可取。假如寻求儒商文化的思想根源，从儒家讲求中庸之道、重义轻利来说，讲求平衡、热衷关系的儒商之道实在是乏善可陈。

从文化积淀来看，儒家的“义利观”使以逐利为特色的工商业行为很难获得道德上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以稳定为追求目标的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按照等级构成社会的主干。儒家“学而优则仕”传统将读书人导向“升官发财”的传统，完全不同于以市场为手段追求“生产殖业”的理想。况且手工业和商业历代被视为冲击社会稳定、动摇国本动摇的力量，成为皇权专制王朝忌惮的对象，抑制和打击的目标，于是“重农抑末”成为历代皇权专制王朝的基本国策。整体来看，儒家推崇的“义”“利”对立至今仍然是积淀于民族心态最深层的观念之一，在“士”组成的主流社会，这种观念不利于工商逐利精神的培育。

中庸思想是儒家思想里重要的部分，也是儒商文化特有的价值。万事以和为贵，不可冒尖，害怕“枪打出头鸟”是中庸的儒商文化的具体体现。这其实是在鼓励平庸拒绝创新，与商业的竞争性质相悖。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儒商文化却是对于商业创新的否定。倡导以中庸的儒商文化经商，是对改革开放后涌现的创新文化与创业活力的打击。

现代商业竞争，是商人追求卓越的过程，中庸的儒商文化却是对追求卓越的否定。中国拥有了四大发明，却没有孕育出科学，很大程度是由于事事中庸的儒家思想造成的社会环境使然。如今中国诞生不了像苹果、微软那样的伟大企业，却山寨厂商遍布，这和儒商文化环境不无关系。经济学家陈志武甚至认为，过去两千多年抑制中国商业发展、抑制创新的文化哲学根基就是这种中庸的儒商文化。

儒商文化的另一大特点是凡事先讲关系，重视非正式的交易方式，不重视正式的契约合同和法律。这种强调关系的儒商文化，产生并适用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中国古代，这是一种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安排。古代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低，人们的活动范围很小，商人基本上都在一个熟人社会里经商，这样即使是口头约定的交易，也很少会出现什么问题，出了问题也能及时沟通解决，毕竟交易双方是熟人。

当时代来到工业社会时，由于科技的发展，人们活动的范围大为拓展，从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就商业而言，市场范围和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传统的非正式交易方式将不再是经商成功可以依靠的，正式的契约关系和法律制度，才是经商成功的保证。对正式法律和契约制度不重视、事事讲关系，交易成本将变高，更增加了商业的不确定性。

由于轻视正式合约、法律的作用，儒商很难把一个成功的企业委托给职业经理人，由后者去管理，因为如果没有可靠法治的保障，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无法分离，老板无法放心。所以，成功的华人家族企业只能由儿女、子孙接管，不难想象这些第二代、第三代能管好的概率会有多高，所以“富不过三代”就不奇怪了。

据美国一所家族企业学院的研究显示，约有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88%未能传到第3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在第4代及之后还在经营。麦肯锡咨询公司研究结论是：家族企业中只有15%能延续三代以上。很多小企业都只如昙花一现，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更是高达95%。

儒商做生意的规则，交易中的权益与责任往往是不清不楚，最后只能等到问题积累到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而这样的作法在古代反而不容易出现问题，因为经济活动的范围在熟人社会，即使暗箱操作，也不会怎么损害当事人太多利益。但在现代，没有合同规范，靠口头承诺、靠人情面子往往暗藏着极大的危机。在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历来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的国家，商人做事过于依赖人际关系而不在意法律和政治制度，不通过法治和通过正规的商业契约保护自己的利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之前，这些国家，官商勾结甚嚣尘上，到处是暗箱操作的经济活动，为之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

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由于市场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商人要按正式的程序走完，需要花费很长的一段时间，比如在中国完成公司的注册，要去十几个政府部门审批盖章。在许多商人看来，与其走正常的程序慢慢等待，不如通过关系的渠道付给相关官员的贿赂来得划算。这不但实用有效，而且符合讲关系的儒商文化。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东南亚国家，腐败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经济学人》杂志2011年的调查显示，东南亚地区被调查企业中腐败和贿赂行为的发生比率高于调查平均值18.9%，有70%的被调查者称其所在企业非常容易或比较容易受腐败的侵害，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地区。

这种官商勾结的结果不但是儒商文化的现实反应，更是制度安排的使然。在当今中国，政府对经济的高度管制，越是利润高的行业管制越严重，进入的门槛越高，比如房地产、金融等行业。以房地产行业为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土地资源是国有的，要拿到批地，企业家不得不和各种政府部门打交道，要通过各种繁琐的批文手续。而不受约束的权力之手，可以大行其道的绕过条条框框，直接给企业家以方便。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企业家要有社会责任感，而儒商文化强调先义后利、以义取利，靠儒商文化可以解决企业家社会责任感的问题。然而，在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下，企业追求利润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并不矛盾，而是基本一致的。在一个接近完美的制度下，赚钱几乎等同于对社会作贡献；而在一个很糟糕的制度下，赚钱就必须损害社会利益。显然，糟糕的制度才是企业家社会责任感出问题的原因，儒商文化并非解决之道。

儒商文化中对现实有意义的部分，早已被现代商业伦理所包含，弘扬儒商文化还不如强调遵纪守法。至于有些人热衷强调与现代商业格格不入的儒家特色，不过是贪便宜、走捷径的别有用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