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音》杂志遭质疑

《“可怜的凶徒”身边躁动，京城董事长倒下一家人》、《“供养”的爱情鸡飞蛋打，男友3根断指在哭泣》，这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知音体”标题早已经火遍互联网。自1985年创刊以来，《知音》就一直以感情、案情、案情故事以及明星隐私抓住读者，文章风格被冠以“知音体”，也常常遭网友调侃和指责。说《知音》品位不高，确实也有道理，煽情的标题制作和真假难辨、渲染色情暴力的叙事风格，让很多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都嗤之以鼻。问题在于，它们本来就不是为了给你们这群人看的。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在接受《第一财经（微博）日报》采访时介绍：“《知音》的读者群主要集中在8到35岁的青年读者，这部分人群占总读者比例的70%以上，该部分人群具有较高的品牌忠诚度。”对于二三线城市、农村结合部、农村读者群而言，“品味高端、格调高雅”的杂志既无法获得又满足不了他们的精神需求，《知音》独特的草根文化特征，反而满足了他们的需要。《知音》杂志的创办人胡勋璧高中毕业没有上过大学，他自己也曾经毫不忌讳地谈过，他“就是农民的儿子，自己就是草根”。公开数据显示，《知音》杂志在27年间，月发行量由当年的40万份涨到今天的600万余份，发行量仅次于《读者》，这一数字可以说是同类竞争刊物的几十倍。

一份报刊杂志的创办，其根本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精神，也不是为了装逼显摆格调或者扮高雅，或许其中会有创办者自己的价值追求，但实现盈利总是最现实而根本的目的（当然部分党报党刊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显然读者与消费群体的喜好才是经营者最需要考虑的。有的杂志格调高雅，无非在于他们的目标受众本来就定位在了该群体，而不是取决于创办者和经营者本身的道德水准和审美品位。

英国的小报可以说是全球最发达的，《太阳报》的“三版女郎”蜚声全球，八卦小报的名人轶事也为人们喜闻乐见。这种品位低下的报刊杂志，不只在英国盛行。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图片报》1952年创刊以来，就长期以“发掘名人轶事、追踪八卦新闻、制造骇人消息、揭发政治丑闻”为使命。在俄罗斯，几十年前苏联官方严肃消息的发布者《真理报》也彻底转型，“不谈政治也不谈经济，就谈每天老百姓过的日子，爱、眼泪这些。”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以体育为重点的小报同样拥有着庞大的读者群。格调低下、品味不高并不能影响《知音》成为一本好杂志，恰恰相反，人民群众依然愿意掏钱。

听说“知音传媒”即将上市的消息后，作家毕淑敏直言：“这家严重侵害知识产权的杂志社，怎么还能上市呢？”不可否认，《知音》在以独特的草根文化吸引广大读者的同时，其“知音体”故事的真实性也屡屡引发争议。但对于确实发生的侵权案件，《知音》也接受了法律的相关制裁。2003年4月，浙江金华中洋超市总经理嘉瑞君桩考知音杂志社名誉侵权，获赔15000元，同年的“恶婶娘”报道事实，知音同样向原告赔偿了两万元。2006年因揭黑报道邵阳原副市长戴松林违法问题的题头配错照片，邵阳市时任副市长禹某状告获赔8万元。

对于报刊杂志而言，因报道内容引发争议不可避免。香港的娱乐杂志《壹周刊》，就曾因其报道先后遭伊能静、张柏芝、陈冠希等明星发声明斥责，也因此而屡屡刊道歉启事，但至今也没有倒掉，深受八卦群众的热爱。媒体有报道的自由和权利，也有相应的责任，如果违背了，相应地承担法律责任和风险也是必然，但不意味着你就可以要求其停刊或者不再报道。《知音》并没有规避其法律风险，也没有动用什么特殊的资源影响司法公正，既然法庭能公正地解决问题，又何须乱扣道德帽子？

一谈到中国的报纸杂志，很多人都爱一本正经地强调“媒体的公信力”，《知音》也同样面临了这一质疑。然而，“公信力”这一舶来品的概念，其对应的英语概念（credibility）应该是可信度，并不含有“公”的含义。因此，所谓的“公信力”的确切含义，应该是受众对于媒体一对一的评价，并不涉及到作为公众的受众对媒体的评价以及媒体作为公众论坛角色的讨论。

事实上，媒体的可信性的确与新闻客观性密切相关，但也是社会环境变化与市场选择的结果，在美国大众报纸产生的初期，媒体只是一种消遣工具，人们其实并不太关注它的可信性。美国的太阳报曾经为了扩大销量，炮制了“月球骗局”（一位记者自称通过望远镜看到月球上的生物及其活动），读者也没有因为受骗而产生怨恨。很多人只是将《知音》视作是很好的“讲故事者”，阅读只为了娱乐，可信性（公信力）的概念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也没必要要求每字每词都言出有据。

面对市场，媒体要不要所谓的“公信力”其实只是一个商业选择，跟媒体是否有良心八竿子打不着。“公信力”混淆了公众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看上去好像受众对媒体的信任是一个理性的行为，但却忽视了其中媒体满足供求关系的一面。

作为媒体而言，《知音》要考虑的是按照市场以及消费者所接受的“可信性”标准来再现世界，而不需要考虑其他地区受众，甚至些高端知识分子的想法。这个“可信性”，其实是媒体的选择。在1988、1999年两年间，因为消息来源问题，《知音》的杂志品牌受到伤害，加上通货膨胀杂志成本上升，在1987年发行量逾百万的《知音》跌到了49万份。此后，《知音》开展整改，才又把发行量搞了上来。作为旁观者去指责他们的公信力问题，纯粹是皇帝不急太监急。

以《知音》为代表的小报小刊，表面内容无非都是——犯罪、性、金钱、尸体、情人、腐败官员、文艺明星，还有其他意在取悦受众的“人咬狗”之类的新闻，在主流中国文化里，“小报小刊”几乎等同于耸人听闻、胡编乱造和庸俗不堪。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它们曾被禁止出版，因为它被视为政治上可疑、道德上堕落的资产阶级文化样式。但改革开放后，与呆板宣传的党报不同，繁多的小报种类显示了它们的多样化。赵月枝在《解读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小报故事》中介绍到，1998年仅仅在一个报摊上就看到了超过50种不同的小报。

《知音》杂志，既不是挑战主流的“替代性媒体”，也不是麻醉大众的“新鸦片”。它只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满足了部分阶层简单的精神需求，作为复杂而矛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文化产品，它们也只不过是折射出了人们真正的欲望与需要。

小报小刊的“文化品味”不高，在渲染性与暴力问题上经常出格，但它们在有关社会的核心政治经济关系问题上却一般采取保守的态度。有关部门虽然不喜欢犯罪故事，因其暴露社会阴暗面，也可能诱导犯罪行为。但《知音》们的存在，也间接地让充满紧张与冲突的社会对它的病态症状进行一种宣泄。此外，这些故事既有法制案件故事的导向，又有道德的谴责与规范说教，也可以被视为支持现状的话语表达，从道德上解释下层阶级的犯罪故事有助于掩饰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力关系。而因为小报新闻受到了商业动机驱使，他们也往往集中于安全和方便的题材，比如容易从警方得到的下层阶级的犯罪故事。全景性和分析性的深刻报道，对他们而言，显然会成为票房毒药。

正因为如此，小报小刊的存在，非但不会导致社会之乱，反而有助于现有阶级的稳固，这无疑也是领导们喜闻乐见的现象。或许正因为此，尽管《知音》的发展屡屡遭受争议，它却多次被评为全国读者最喜爱的十大名刊、双十佳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高期刊”，曾三次荣获中国期刊最高奖——全国优秀社科期刊奖和国家期刊奖。2008年，知音传媒集团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单位奖；2009年，该集团被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企业。（文/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