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下午好，Piper教授！这是您第一次来中国吗？
Jim Piper：不是，我来中国好多次了，大概在过去的20年里来过20次。
中国网：您还记得第一次来是什么时候吗？
Jim Piper：在1995年年初，和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合作我自己的研究项目，这些年一直持续。
中国网：中国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Jim Piper：我想，是发展的速度快，对于普通人来说，太不可思议了。尤其是过去10年，不仅基础设施、运输加速发展，还有大学的发展，政府对大学投资巨大，所以研究设施已经可以和西方最好的大学相媲美，总体上，大学有美丽的建筑、优秀的设备和顶尖的基础设施。
中国网：好的，我们来说说这次会议。是谁最先提出要举行这样一个会议的？
Jim Piper：这是一个联合的提议。我们和清华大学合作研究项目多年，清华大学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已经和清华大学国际交流中心的李教授有过成功的合作。我们去年10月来中国的时候，他提议在公共健康方面开展新的合作研究。麦考瑞大学目前没有大的医学院，但我们对公共健康、心理学、关于健康的社会领域问题（如癌后生活）和环境健康等已经研究很多年，我想这是一个合作的好机会，可以和我们新的医学院共同发展。在李教授提议后，我们就同意举办一个研讨会，把麦考瑞大学和清华大学公共健康领域的精英都聚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联合的提议，这个提议建立在我们原有的合作和国际交流上。借这次会议我们要讨论出一些今后的安排，我把我们的一批教授带来，他们都很认真，与相应的清华教授见面，改进合作想法，提前确保两校在可能明年举行的研讨会上互惠互利。
中国网：为什么选在今年的今天这个时间开会呢？
Jim Piper：也许是个巧合，但是今天是澳大利亚很重要的一天，是“澳新兵团日”纪念日，也是澳大利亚的公共假日，纪念在加里波利之战牺牲的将士。这个纪念日对澳洲很重要，而2012年也是重要的一年，是中澳建交40周年，澳大利亚是最先承认新中国成立的西方国家。重要的一年，加上重要的一天，让今天很适合开这次会。这也是很好的时机，两校合作在增多，虽然这么说有点正式，但我们期待我们两校、我们两国和世界各国有更多的的交流合作。
中国网：您在麦考瑞大学工作多少年？
Jim Piper：我吗？事实上，我在麦考瑞很多年了，我1975年去那，是的，那时你还没出生。我是物理学家，从前到现在一直搞激光物理学研究。事实上，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在同一年设立的，我想那是在1987年。我被上级要求来中国寻求合作，尤其是在激光物理学领域，因为中国在新材料和激光领域闻名于世。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与山东大学在晶体材料方面的合作，同时与清华大学合作。
中国网：在中国只有两所合作学校吗？
Jim Piper：这是两个主要的合作学校，与我们合作的学校数目一直在增长。早些时候在应用医学、诊断学方面，我们与大连大学、北京大学和很多其他大学的学院合作，这些合作一直都很成功，重要的是两方技术互补。
麦考瑞大学有6000名中国学生，我也带一些读完博士的中国学生做博士后研究项目，都很成功。教育交流事实上很重要，它让两国教授和机构聚在一起，人际网络交织。越来越多的官方合作，这不止在我研究的领域，都由我们的学生去对方学校交流后促成。比如与中国地质大学的合作，因为我们在一些领域有相互联系，麦考瑞在这些领域的研究都是澳大利亚最好的。
个人关系也很重要，让这些合作都持续了很多年。昨天早上，我个人的中国合作教授和我开了个会，讨论电子工程项目，我们两个一起带的一名优秀学生正巧从澳大利亚回来，让我们想到，我们的合作都持续20年了，还在讨论新的、重要的、有趣的合作项目，这些项目需要商业发展、医疗诊断的介入。合作一直持续，让我们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每个人都觉得发挥了自己的价值。我希望，通过今天的会，我们可以建立更多这样的联系。
中国网：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公共健康方面有什么相似之处？
Jim Piper：中国人口众多，比澳大利亚多很多，但是两国在很多方面的确有很多相似。事实上，我们两国的国土面积都很大，东海岸大城市的人口很多，所以问题就是如何与偏远社区联系，这很重要。澳大利亚目前正大量投资，在整个国家实现宽带网接入，原因之一就是健康问题，期望用宽带网来帮助达到偏远地区的医疗诊断和治疗。这种全国网络能做很多事，避免很多人受疾病折磨，对偏远地区很有益。
澳大利亚的经济不像中国有极端情况，但我在今天的会上听到，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了，饮食习惯也改变了，导致很多西方盛行的疾病，像是乳腺癌——它是女性健康的最大杀手——虽然目前中国的患者不是很多，但是数量却在极速增长。我想中国可以利用我们的研究，更可能多地寻找治疗这些疾病的方法。
中国网：您认为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公共健康领域面临的重要挑战是什么？
Jim Piper：这个问题很难。精神健康是一个重要挑战，在澳大利亚，我们的难题就是如何让精神治疗对症。我想Rapee教授做的研究很重要，并且努力用最少的钱达到最好的效果。在澳大利亚，癌症筛查越来越普遍、有效，对于像胆道癌、结肠癌这样的公共健康问题，每个65岁的人都会被装上一组设备做检查。我就被送去做过胆道癌筛查，看看我是不是要尽早注意，结果是尽早注意会更好。（笑）所以我想，澳大利亚对老年人的健康检查进步了。我们和中国一样老龄人口在飞速增长，这也是一个大的挑战。澳大利在这方面可能稍微超前些，当然，中国的老年人太多了，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挑战。
如果有无限的资源，你几乎可以做任何事，但问题是资源不是无限的，而是固定的。随着人口的老龄化，社会就会更多的依赖还在工作的非老龄人群。我听说目前澳大利亚六七个年轻人能养活一个老年人，而这个数字将会变成五个、四个、三个。因为25%的的人口会是退休的老年人，就意味着那75%的人要养活这些老年人。对于中国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近年来，药品研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仅仅药品这一项不能解决公共健康的问题，这些问题太大了。在西方，例如糖尿病，是和饮食相关的流行疾病，是公共健康的大问题。现在中国也越来越多人得，因为饮食习惯在改变。把这些问题阻止到最小，当然是公共健康领域要做的第一件事。第二，像乳腺癌这样的癌症，生还率都非常高，但“癌后生活”还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的Boyages教授做了这方面的研究，项目就叫“癌后生活”。你知道，癌症对症治疗后还会有很多后续治疗，像根治性治疗，像如何让病患重新适应生活，这对患者有很大影响。
另一个例子就是烟草控制，我知道在中国这件事很有争议，但它的确是公共健康的重要问题。在澳大利亚，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你不能在餐馆抽烟，酒吧也不行，麦考瑞大学整个校园都禁烟。有件惹争议的事，就是澳大利亚政府在推行烟草平装法，就是对烟草征收巨额的税。澳大利亚的烟草包装得很好，一包25美元，相当于150元人民币，这其中有90%的税；烟草不允许在电视上、运动场做广告；并且如果你想在澳大利亚买烟，包装上甚至不可以有商标。目前，烟草公司正试图用法律对抗政府对于烟草贸易和商标使用的限制，我们正在期待结果公布。澳大利亚的年轻女性烟民最多，很有意思，不是年轻男性，对烟草公司最大的批评，就是他们总是在市场销售中针对年轻女性。
所以说，解决公共健康问题涉及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药物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但药物不是可以立即解决问题的办法，解决方法要更全面、涉及更多学科，像法律、社会、文化、精神健康。我想这些问题也逐渐成为中国的问题，中国可以借鉴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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