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国际合作助力中国声音传播_中国访谈

活动标题

出版国际合作助力中国声音传播

活动描述

时间：2015年9月4日16：00
简介：2015年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合作的第十年。自2005年两家出版机构就皮书的外文出版进行合作以来，社科文献和荷兰博睿合作出版的图书品种量与日俱增，在国内国际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在十周年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回顾来路，展望未来，特别邀请两家出版社及学术界专家共同做客中国网《中国访谈》，谈一谈国际合作出版和中国学术话语的海外传播。

文字内容：

中国网:
“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2015年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合作的第十年。自2005年两家出版机构就皮书的外文出版进行合作以来，社科文献和荷兰博睿合作出版的图书品种量与日俱增，在国内国际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在十周年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回顾来路，展望未来，特别邀请两家出版社及学术界专家共同做客中国网《中国访谈》，谈一谈国际合作出版和中国学术话语的海外传播。

2015-09-04 15:30:48
中国网:
谢社长，根据您国际学术出版的经验，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前中国出版在海外传播的现状呢？

2015-09-04 15:31:06
谢寿光:
应该说我们和Brill这十年是中国海外传播取得成就非常大的十年，这十年正好是中国经济成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中国本身的话语和中国的元素已经成为全球的话语，进入全球的话语体系。海外对世界各国，对有关当代中国，特别是当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进入高度的关注。可以这么说，如果在一个国际共同讨论的场合，少了中国元素、中国的话语，基本上问题的讨论就很难进行下去。

正是由于有这么大的需求，加上我们国内的学术出版机构，以及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特别是在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支持下，包括今天我们院的学部委员，国际学部的副主任周弘理事他又是亲身参与的，这十年我们大量的通过国际的学术交流，特别是国际学术出版的活动，把世界最为关心的、当下中国发展变化的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像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荷兰Brill这样的学术出版机构，我们共同合作，把这些成果推向世界。

2015-09-04 15:31:16
谢寿光:
应当说我们两家在整个中国学术出版合作交流的这十年.是一个非常辉煌的十年，我们有一些统计的数据，现在每年有关当下中国出版内容的图书和论文，应该是一万种和万篇计，对进一步让世界了解中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通过我们这两家学术出版机构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和参与世界的交流和合作，进行一个回顾和总结，应当说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今后怎么了解中国、认知中国是有很多经验可以进行总结的。

我们也通过总结进一步明确存在的问题，明确我们下一步方向该怎么走，所以非常感谢中国网为我们安排了这么一次对话和交流的活动，谢谢。

2015-09-04 15:31:36
中国网:
也感谢您做客演播室，Herman A.Pabbruwe先生，中国哪些内容的学术著作让博睿感兴趣呢？

2015-09-04 15:31:51
Herman A.Pabbruwe:
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先感谢一下谢社长，感谢我们这十年非凡的合作。我也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在十年中第三次访问同一家出版社并共同接受采访。博睿，如谢社长所言，已经有332年的历史了，并且在中国经典的文化、语言以及历史领域中有一定的声望。但是大概在不到15年以前，随着中国作为世界上一个思想、经济和政治要素的明显崛起，我们认为应该尽快开展当代中国研究，并开始在中国寻找最优秀的合作伙伴。很荣幸，我们找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特别是享有盛誉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是就开始了我们的合作，我认为，这一合作的成果颇丰。它为我们带来了我们所寻求的最好的学术资源，涵盖社会、社会科学、经济和教育等议题，以及那些对社会、对正在发展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的中国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我们非常幸运能够得到最优质的学术资源，我们也尝试将它作为连接西方的桥梁。同时，我们也期望能够在相同的当代研究领域中有更长远的合作。

2015-09-04 15:32:13
中国网:
作为中国欧洲问题的研究专家，您认为近几年欧洲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界，对于当下中国的兴趣点有没有一些变化或者研究领域上有没有一些不同呢？

2015-09-04 15:32:30
周弘:
我的观察跟刚刚Pabbruwe先生的观察是类似的，我观察到一个现象，过去我们交往的欧洲汉学家，包括美国的一些汉学家，他们对于汉学有一个定义，他有认为汉学是经典，就是古董，越古董越好。包括哈佛费正清中心的研究人员他们都能够读古文，他们读古文或者写古文的能力都比现在的中国学者还要强。但是随着中国快速的变化，西方整个的思想界、文化界的兴趣点转移了，他们开始根据不同的学科领域关注中国的发展变化，这也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变化引起来的一种变化。比如说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逻辑，比如关注社会学领域，还有社会的发展，以至于很细致的到一些基层村舍的发展，很多人在研究。

比如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国际关系研究也引起外界很大的兴趣。

总而言之，首先我觉得因为中国的变化引起了这样的一些变化，另外就是我们忽然发现过去研究中国的汉学家突然变成了中国问题的专家，这使得我们和外界的交往渠道也发生变化，因为我们过去研究国外，通常很难和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和专家沟通，因为我们没有渠道。

2015-09-04 15:32:44
中国网:
对接的不是很顺畅。

2015-09-04 15:33:10
周弘:
对，现在突然一下我们觉得很多的渠道被打开了，比如我们研究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比如我们研究福利国家的问题，社会政策的问题，我们研究欧洲，欧洲人也研究中国，能够形成一种共振。

比如我前不久在和一个葡萄牙的教授，谈得很深入，他说我们是这么做的、这么做的，我说我们有这样的问题，他说我们是这样解决问题，我们碰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就有一种共振。所以它就能够引起我们从学术上更深入的、更细致的、更专业化的交流，引起了我们官方报纸讲的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和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发展的深层次的交往，把我们和外界拉得更近了。

2015-09-04 15:33:20
中国网:
国际合作出版是中国学术出版学术走出去的途径之一，您二位在国际合作出版上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2015-09-04 15:33:30
谢寿光:
这十年我们感受良多，中国过去的学术走出去，今天时间不够，更多是把它当作外宣，这种情况下接受起来就非常生硬。

后来这十年也有很多单位、出版机构，包括宣传部门，力图在把中国的这些图书自己翻成英文，然后进入到欧美国家的市场，但是话语体系完全不一样，即便你花了很大的力气翻出来的英文也是中国人的英文，没有人看的。所以我觉得这十年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应该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学术出版里面，这些年发展的比较快，有相当一部分著名的学者成果都是在我这儿出版的。

像Brill这样的学术出版机构，它们有悠久的学术出版历史，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誉，我们两家进行结合，是最有可能的。因为它了解西方学者的阅读习惯、西方传媒的传播规律，更重要的它在内容上有一套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而中国本身过去是不大重视这个事，因为你面对的是中国读者的需求。正是我们这十年，这里面最大的收获是把我出版的整个规则和世界已经完全对接起来了，有相当一部分的成果，这些年我们在国内领先的推进学术出版的规范。而这个学术出版规范最早我是从Brill得来的，而Brill接受的是芝加哥的标准，是按照这个共同的规则来的。

所以我认为和国际知名的学术出版公司合作是中国的学术和有关中国内容实现国际化走向国际的最佳途径，我还不好说是唯一途径，但可能是最主要的途径。

2015-09-04 15:33:40
谢寿光:
第二条体会，通过我们这种合作，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台，我们不仅仅是把这些有关中国内容的书籍出版了，我们还参与到国际的推广活动。比如我们每年都在亚洲年会举办各项的新书发布会，都是我和Brill，和包括Springer，以及其他的一些跟我们合作的著名学术出版公司共同来进行的。

我们还通过这个发布会，组织能直接流利的使用英语的中国学者，直接和西方的学者和学生进行交流。像2012年我们就请了周弘研究员到莱顿大学那次是由我们两家共同举办的，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社会学家李培林教授，用英语直接和这些欧美国家著名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学生讲中国故事。这样的一种方式应当说是世界学术和出版之间变成一个密切的融合了。

我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下一步可以进一步推进什么呢，我们两家搭建一个平台，中国、欧美的学者，甚至全世界的学者，就共同关心的有关中国和全球性的课题进行研讨，成果中文我出，英文他出。甚至我们还可以找到日本的学者出日文，找到韩国的研究和出版机构做成韩文。

2015-09-04 15:33:52
谢寿光:
正如刚才周弘女士说的，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变得更加密切了，通过这一点，国家有关的对外政策，包括激励因素都要进行调整，相应的给一些鼓励和支持，我相信未来的前景是更加的广阔和可行，我们和Brill这些合作会生成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

2015-09-04 15:34:03
中国网:
同样的问题问Mr.Pabbruwe。

2015-09-04 15:34:12
Herman A.Pabbruwe:
我同意谢社长所说的，我们有不同的出版和学术传统。我们十年前就认识到了。因此我们对彼此有合理的预期，并且强烈地认为我们需要国际化的顾问委员会，所谓的“同业互查”。我们还请谢社长加入了翻译项目顾问团队，我非常高兴这一举措的总体效果非常好。从那以后，我们从一本书一本书这样翻译，过渡到了在编辑标准及版式上达成一致。而且我认为这一进程目前是非常可控的，并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形成一个数据库世界，凭此人们将能够通过互联网查阅资料。因此，谢社长所谈到的，为国际读者创造一个新的市场，会变成现实。

我的另一个观察是，在十年前，大多数的中国出版社对于将资料带入市场，以及国内市场，都持一个非常保守的看法。在那之后，经过了大踏步的发展，中国已经不再是出版技术的跟从者了，在如何运用互联网、应用何种编辑标准及版式的领域中，中国已经成为了与西方一样的成员。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多语言以及更多语言的环境中真正成为了合作伙伴，这是一种对中文资料、英文资料以及评论等文献的流动采集。互联网技术将会推动我们向此方向前进，我们那些使用移动设备的读者们也很期待我们的合作，不仅仅局限于编辑学术方面，还包括在出版业的商业与发行方面的合作。我看到了前进的脚步，我也看到了合作的美好前景。对此我很高兴，而且我知道，未来会令我更加欣喜。

2015-09-04 15:34:30
中国网:
谢谢。我们知道英文版的《中国教育发展报告》就是社科文献出版社和Brill出版社合作的结晶，白老师您是这个报告的国际学术顾问和英文版的主编，您能不能谈一谈您为什么对这本书感兴趣呢？对这个报告感兴趣呢？

2015-09-04 15:34:40
白杰瑞:
谢谢李女士，我的兴趣是因为我是从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1981年开始到中国来学习中国教育，无论是在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城市，我慢慢来了解一下中国教育，我越来越感兴趣了，所以我从80年代开始跟中国的学者合作写文章，出版一本书与丛书，还有开研讨会。因为我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所以我们比较方便，我们都是在中国，开一个研讨会，联系比较容易。

从80年代、90年代我越来越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中国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国家，不光是经济上，因为我发现很多学者、媒体都是重视经济，经济当然是中国的，我觉得教育是中国将来的希望，我是教育专家，当然我是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世界上最多的学生，出版科学的文章也是第二，研究发展的资源也是世界第二，中国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初等教育、职业教育，我觉得外国的学者特别感兴趣，进行了解。问题是很多外国的学者不会看中文，所以Brill出版社和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合作是为了外国学者，还有其他的发展单位，世行亚行很多学者是感兴趣中国教育，不过不会看中国的文字，给他们这个机会看英文对他们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我从80年代到现在，发现中国的教育科学标准水平提高了很多，现在可以说跟世界接轨了，80年代的教育研究是一个初级阶段，所以你看很多文章还没有跟上世界的科学水平，现在是接轨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任务，是我们教育专家，在中国的教育专家，也包括港澳有这个任务，帮助世界的学者了解中国的教育研究，无论是学校课程还是高等教育的入学问题，还是就业，各个方面的。

另外两个出版社的工作促进了世界的教育研究专家的研究合作，如果我不了解你的研究，你不了解我的研究，你看不懂我的文字，我看不懂你的文字，那咱们怎么合作，这样的话可以促进教育研究的发展。谢谢。

2015-09-04 15:34:52
白杰瑞:
谢谢李女士，我的兴趣是因为我是从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1981年开始到中国来学习中国教育，无论是在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城市，我慢慢来了解一下中国教育，我越来越感兴趣了，所以我从80年代开始跟中国的学者合作写文章，出版一本书与丛书，还有开研讨会。因为我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所以我们比较方便，我们都是在中国，开一个研讨会，联系比较容易。

从80年代、90年代我越来越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中国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国家，不光是经济上，因为我发现很多学者、媒体都是重视经济，经济当然是中国的，我觉得教育是中国将来的希望，我是教育专家，当然我是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世界上最多的学生，出版科学的文章也是第二，研究发展的资源也是世界第二，中国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初等教育、职业教育，我觉得外国的学者特别感兴趣，进行了解。问题是很多外国的学者不会看中文，所以Brill出版社和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合作是为了外国学者，还有其他的发展单位，世行亚行很多学者是感兴趣中国教育，不过不会看中国的文字，给他们这个机会看英文对他们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我从80年代到现在，发现中国的教育科学标准水平提高了很多，现在可以说跟世界接轨了，80年代的教育研究是一个初级阶段，所以你看很多文章还没有跟上世界的科学水平，现在是接轨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任务，是我们教育专家，在中国的教育专家，也包括港澳有这个任务，帮助世界的学者了解中国的教育研究，无论是学校课程还是高等教育的入学问题，还是就业，各个方面的。

另外两个出版社的工作促进了世界的教育研究专家的研究合作，如果我不了解你的研究，你不了解我的研究，你看不懂我的文字，我看不懂你的文字，那咱们怎么合作，这样的话可以促进教育研究的发展。谢谢。

2015-09-04 15:34:52
中国网:
我们知道您在这本书中是担任学术顾问的角色，您能不能为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国际学术顾问当中的经验，而且在其它方面您做国际学术顾问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2015-09-04 15:35:17
白杰瑞:
我说一下他们的工作当中我的一个角色，一个主要的角色是，假如看蓝皮书还有其他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跟教育研究有关系的著作。

第一是跟这些学者联系，我认识很多研究中国教育的学者，因为我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所以我们跟全国的教授，师范大学、社科院，还有其他的综合大学教育学院的学者联系是比较多的。我的一个任务就是选择哪一些文章给出版社，建议我们得去翻译这些文章，选择的工作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外国的学者有不同的兴趣，还有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还有应用大学的教育，还有教育发展、教育政策，就业的问题、入学的问题，教学师资的问题，等等方面。

我们现在看他们的研究方法，我觉得研究方法的水平、标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外国学者对研究方法需要深入的了解，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另外我在两个出版社与学者联系工作的顺利进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可以了解出版社的工作，出版社可以了解我们学者的工作，这样我们工作的效率能大大提高。

中国要在2020年变成一个高收入的国家，教育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我应该感谢他们两个出版社给很多高水平的教育学者研究资料，他们能多多了解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教育发展。

2015-09-04 15:35:36
中国网:
周弘老师，从您和欧洲学者交流过程当中，您认为中国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对于提高我们中国学术在国际说的话语权方面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015-09-04 15:35:53
周弘:
我觉得这个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两个例子。

我曾经和德国一位非常知名的学者有十数年的合作，一开始我们德国的合作团队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是受西方媒体的影响。到这儿来，在对话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磕磕碰碰，或者说你需要很多的时间去解释。后来就养成一个习惯，他们每次来我们向他们介绍一些最近中国出的特别好的书，特别的感兴趣。当然我们到那边他们也给我们介绍，但是这有一个不对等，因为我们这些人还是读外文的，他们还是只能通过我们。这样他对中国的理解渠道很窄，面也很窄。我记得大教授在他退休的一个很隆重的会上，他就对很多的德国人说，说我和社科院欧洲所这么多年的合作，我们对他们的付出和我们从他们那儿获得是从正比的，甚至于更多。在座的很多人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说我从中国学者那儿学习了很多东西，说明什么呢？说明有关中国的知识传播的渠道太过窄。

后来有一位女士的朋友跟我说，说欧洲人受报纸的影响很大，而报纸上对中国的形象有偏颇。

2015-09-04 15:36:10
中国网:
通常有一些偏颇，有一些偏见在里面。

2015-09-04 15:36:27
周弘:
然后他就跟我商量，说能不能我们就写文章给最有名的报纸写文章，然后去影响读者。但是一篇文章的容量是很小的，所以你需要很深入的，不是快餐式的，而是比较全面、比较深入、比较科学的对中国的观察和分析。

这时候我觉得我们文献出版社和Brill出版社这样的合作，刚才讲了，就变成了一个桥梁，而且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通过这个桥梁来认识中国，将来随着他们工作的开展，会有更多的人来通过这个桥梁获得有关中国的知识，那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像外交式的争辩去辩论，而是大家能够坐下来共同的讨论很具体的问题。所以我想他们工作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而随着他们工作的开展，中国的话语权也会越来越有份量，因为我们中国人在这些年的努力中确实有很多东西值得世界来共享。

2015-09-04 15:36:38
中国网:
您希望出版机构，比如像社科文献出版社和Brill在国际学术交流当中，以什么样的角色发挥更大的力量呢？

2015-09-04 15:36:50
周弘:
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很出名的出版社了，但是像横跨两大文明，因为西方有西方的文明，东方有东方的文明，横跨两大文明共同合作，我觉得这是首创，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过去Brill只出中国传统的，现在出了很多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而且最近十年又出了很多的皮书，就是跟踪中国发展的很多细节，这些都是进步。

我们知道对于学者来说，对于知识界来说，出版社就是我们的家，知识之家。权威的出版社是提供权威知识的机构，我们看社会的发展在很多关键的时候是知识在推动的，当一个知识、一种认知形成了共识，在中国比如我们经常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候，大家一个共识，然后它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在西方文明里，经典的文艺复兴的著作，经典的启蒙思想，经典的后来的科学发展，马克思的思想传播，也就是如果你推出来这样有推动力的思想，你就不仅仅是知识之家，而且你是思想先锋，你是思想之家，而且你是社会的推动力，是世界的推动力。

所以我刚才非常高兴的听到，两家出版社有计划向全球化的领域、全球议题的领域、合作的领域深入的去推展，也就是我们不仅仅关注日常发生了什么，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什么，而且我们去关心这个世界发展的走向，然后把我们日常的生活，哪怕是在村舍发展的很小的细节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用知识、用分析来把它串起来，形成一种推动世界的力量，我特别期待这样的知识之家、思想之家，你们的繁荣发展也是我们整个知识界的发展。

2015-09-04 15:37:01
中国网:
刚才周弘老师和白杰瑞老师都已经对两家出版社的合作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您二位对于这两位学者的发言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并且对于未来的合作有什么展望？

2015-09-04 15:37:18
谢寿光:
刚才听完白杰瑞教授和周弘教授谈了我们两家这十年所做的工作，给了我们那么高的肯定，我的确觉得我们所从事的这项事业是价值所在。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谈一个问题，当谈到一个企业的时候，经常比它的规模，包括产业部门也在讲经济总量。其实作为学术出版，无论如何都不能和其他的产业，甚至是出版企业里面做教科书的那些出版机构比较规模，最重要的是它做得是什么，刚才周老师说的，是思想的传播，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为此付出的这项努力，能够得到这样的肯定，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宽慰，而且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信心，我们会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努力下去。

而且我觉得中国最近几年一直谈话语权，其实你不要去过多的谈，更多的要实实际际的做工作，通过我们搭建，这是平台桥梁之一，当然还有其它的平台。但是这样的平台和桥梁它可以发挥别的方面很难发挥的作用。为什么？学术出版讲究的是科学，讲究的是理性，不像其它的媒体，如果你今天看，无论是教育也好，还是中国的其它方面，从媒体上去看，觉得中国没有什么好的，但是你调过头来，你去看我们所出版的这些专业的学术著作非常理性、科学的在进行分析，你会感觉到它和现在媒体上流传的那些东西不是一回事。

我们现在所做的，特别是年度性的报告，它可以给媒体很多引导的，可以进行转换，所以有时候在争论问题的时候说，说你不用争论，你去看看我们两家出的这些书是怎么回答你的。中国网是搞国际传播的，你们应该更多的是关注这些，而且我们国家政策方面对我们所做的工作更多的关注，给我们更多的支持，我相信达到的效果是非常不一样的。

2015-09-04 15:37:31
谢寿光:
我还举过一个例子，今年正好我和日本一家日中和平友好财团，那是当年小平同志在世的时候和笹川良一先生一起建立起来的，我跟他也合作十年了，十年的时候我们也开过一次会，我在那次会上讲了一个事，我说现在在网上，中日之间这种情绪化的语言非常多，但是你到中国的书店里面去看看，有关日本方面的研究，我们所有关于日本的图书绝大部分都是理性的、客观的，所以不像日本政要所说的中国有强烈的情绪，真正的知识界，真正的这些传递的都是一种理性科学的声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学术出版的价值和意义是巨大的。

而且今天我们创造了我们两家共同合作的模式，下一步我们的十年更多要从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然后全球希望了解中国更加细致的、周弘教授不断提到的中国村落的变化，中国某一个教育的变化，劳动力素质的变化，这种方向我们会去做。

大概在6年前，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蔡昉教授他主编的那套关于人口与劳动经济的绿皮书，出版以后，美国最权威的像《经济学家》、《经济学人》这些刊物就发表了一些评论，就把中国的，有转折点的经济转型的状况真实的告诉了世界，产生的影响力是非常好的。

周弘教授这几个著作都是我们两家共同出的，关于欧洲的对外援助问题等，传递的都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声音。

确实我们自己也承认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理性力量、学者力量可以进一步加以克服的，所以我们非常期待未来和Brill会有更加密切的合作。甚至我们已经在探讨建立一套不只是项目合作机制，而且是一种资本和资助型的合作机制。

2015-09-04 15:38:00
Herman A.Pabbruwe:
谢谢您，谢社长，我全心全意的同意您所说的。我也想重复一下刚才教授所说的问题。出版商所扮演的角色需要一些解释，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向互联网发布内容已经不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遴选的过程、学术的客观化以及评审程序的组织则最好是由看重优秀可靠学术资源的独立组织来把控，因为正如大多数人所相信的那样，更好的知识和理解能够最终帮助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然而我并不想将目标定位的高高在上，我们同时也是一项生意，但那是我们运作的基本准则之一。作为一家出版公司，我们有深厚的传统积淀，我们也期盼有新的发展动力，这些新的动力就存在于中国以及整个亚洲。这就意味着，作为出版公司，通过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合作以及举办活动，我们可以从侧面去对接和联络一个对中国今日的动力有兴趣的学者社区。一个在我们波士顿分部工作的、有中国教育背景的同事，也在寻找最优秀的中西方学者，以及关于当代中国的可出版的资料。并和他们一起，通过举办会议、发布日志等活动，协助创立了一些让学者们见面、互动的社区平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我认为，在幕后，高质量的、看重自身事业的出版商继续协助筛选（资料）是非常有用的。我们不可能独立完成这一任务。我们也一直倚靠于学术，所以我们非常欣慰有你们与我们合作，非常感谢。

2015-09-04 15:38:22
中国网:
数字出版的新动向和新发展您认为是什么，尤其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

2015-09-04 15:38:40
谢寿光: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数字化，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也从跟Brill合作的里面学到很多的东西，过去我们一味的强调，因为我们的评价标准实际上一直以书作为成果的，学者说不给你一个纸质的东西不算。

我们后来跟Brill合作的过程当中，它一上来这个书做成的是电子书，就进入它的数据库。我说我要一些纸质书，他说可以，我给你按需定制，有多少人订阅我给你印多少本书。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认为说，我们因为有一些翻译是得到政府资助的，他们关注你书卖了多少。学术书籍我后来才发现，它不是靠你卖了多少本，学术书是能进入哪个大学课堂，有多少教授去查阅，这个文章、这个书里面的一些观点谁在引用，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关注怎么样把各种各样的研究形成一个数据库，而且是专题的数据库。

比如说白教授研究的是关于中国教育，我们现在就是准备要把以我们年度性的皮书为核心，有关中国教育的其它所有的研究成果整合成一个数据库。当然这是一个中文数据库，我们将来希望和Brill，和其它来合作，最起码把关健词翻成英文，那么大家可以更好的进行查阅，这才是未来整个发展方向。

2015-09-04 15:46:31
中国网:
Mr.Pabbruwe，您觉得数字出版未来发展新动向是什么呢？

2015-09-04 15:46:55
Herman A.Pabbruwe:
关于数字媒介在我们新的出版业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想从这样一点说起，那就是出版商并不是技术的发明者。我们只是为了资料使用者的利益而应用技术，从而达到学术的传播。我们都经历过从纸质印刷到PDF，也就是页面扫描，到数据库出版的过程，诚如谢社长所说，我们现在正处于数据库出版的阶段。我们期待会有一些研究策略与技术，也就是生活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那些普遍的实践，比如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数据分析，语义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建模，类似于图像识别等等，将会被加入目录以助力于新的研究方法。我认为，那将会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局面。这将需要注入很多的创新，也包括将读者关注的问题加以应用的意愿。这是我们的驱动力。而且我知道在我们的合作中，我们将会共同发现新的领域，这在我看来是非常令人激动的远景。

2015-09-04 15:47:07
中国网:
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新动向，像社科文献出版社，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准备去应对新动向和新动态呢？

2015-09-04 15:47:18
谢寿光:
现在有一些工作我们已经做了，比如皮书的数据库，我已经有了中文数据库，而且和美国一家合作方在推介英文的数据库，现在已经在全球销售订阅了，欧洲也进入了，包括德国国家图书馆已经定了我们皮书数据库了。这一类的数据库我们下一步会进一步细化，根据全球需求，然后做专题的，更多是做系列的专题数据库。

因为Brill有悠久的历史，它的人才、它的专家资源，有很多，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合作空间。

2015-09-04 15:47:33
谢寿光:
中国确实这三十多年发生的，创造了人类整个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国际上要了解中国，不仅仅是要了解古老的东西，更多的是要了解当下中国，而且是就即期的日益发展变化的中国，方方面面有巨大的需求，这就给我们，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出版者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站在我出版社社长的角度，两条：首先是人才，人才的挑战最大，我需要有一批有研究能力，知道学术动向，又掌握国际的学术规范和规则，能够进行多种语言转换的编辑人才。同时我们也需要有全方位的了解全球的学者资源，所以这几年我们两家合作有很好总结的地方，就是中国的学者，由于我了解了很多，我可以和Brill分享，把他的专家库，像白教授，像周教授也进入了Brill专家库的资源。而我这边的专家库里面，通过和Brill，和这些学术机构的合作，世界著名的学者也进入我的专家库。所以我们和白教授谈到，要涉及有关教育领域研究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需要说找人这个东西谁来测能不能出版，能不能达到要求，我在国际上有可以依据的。人才、专家资源如何进一步整合，对我们来说也是极大的挑战，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积极的去努力。

尤其像我们这种学术出版机构，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会，原则上都应该有出版社的编辑跟着的，所以我非常感谢周弘研究员。他在这些年，我用中国话来说，他是带着我们的编辑“玩”的，到欧洲去深入的和这些著名教授交流，我的编辑是跟着她的，要不然我能把最有影响力的书进行出版嘛，这就是未来我们所面临的很大机遇，但是我需要有人才，这个人才是多方面的专业人才，这是对我最大的挑战。

2015-09-04 15:47:49
Herman A.Pabbruwe:
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但是也请让我简单说一下，1987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我看到的发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而且这些发展并不会止于今天。我认为一个可预见的发展就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愈加国际化的交流互动，而且，这也是一个令才华得以发展的气象。作为出版商和学术进程的组织者，在我们看来，将出版商带入市场，在那里我们将大有可为。而且我们非常乐于通过人员交流，确保带来更良好的共识和合作。学术不是孤立的，不是孤岛。我们欠我们的作者最大范围的发行和被查阅到的最大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也将共同致力于在多语言环境下让学术资料的发现成为可能。新的技术将为我们带来巨大的机会和可能性。我也确信我们将会在互联网上看到更多，这一点我非常同意谢社长。我们从书籍时代进入了数据库时代，以后还有可能会开发应用程序。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远景。

2015-09-04 15:48:06
中国网: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两家出版社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我相信未来的合作之路会更长更远，也希望通过我们两家出版社的合作，以及学者和出版社的结合，能让我们的世界更了解中国，同时中国也更了解世界，让世界更好的融合。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015-09-04 15:4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