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院长，您好！我的第一个问题，有分析称，虽然近年来中国的银行大规模放贷，金融系统供应了廉价资金，但都没有恢复实体经济的投资，而是助长了房地产到债券的各种泡沫。您对这种分析怎么看？金融怎样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这几年货币政策和资金供应方面服务于稳增长，所以货币政策表述上是“松紧适度”，但实际上主要是“怎么松得适度”的问题，而不是“怎么紧”的问题。在讲松紧适度的时候，我观察到管理部门的担心，如果讲“适度地放松”会不会一下子滑到过度放松，而引起物价上涨或者通货膨胀带来的不和谐、不稳定的负面影响，比如今年一季度的时候，猪肉价格和蔬菜价格在一段时间里有上升的迹象，就形成了社会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焦虑心态。所以，管理部门宁可说“松紧适度”，按照我的话，比较直率地说——“紧”已经无所指，主要是掌握好“适度松”的问题，确实不是大水漫灌式的放松。现在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应的“三去一降一补”，第一条“去杠杆”，首先涉及到整个的货币供应量，如果按照广义货币供应M2来说，就是怎样控制它的增长幅度，怎样控制M2对GDP的相对比重的问题。
你刚才提到的问题，如果按照有人理解，说这些年我们的货币和资金供应是提供了一些“廉价资金”的话，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市场的感受来说，一般都不是廉价的，而是融资难、融资贵，资金链在企业层面是相当紧张的。但这就有一个悖论，一方面M2和GDP相比已经两倍以上了，对比各个经济体，中国是相当高的，而另一方面大家普遍感觉到融资难、融资贵，很难如愿得到资金支持，这里面的分析就相当复杂。
要注意到，中国在融资方面的特点，跟一般的经济体，特别是典型的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区别。美国它所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融资是以直接融资为主，中国是非常明显地以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最典型的就是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最典型的就是股市和债市，也包括现在还在积极发展的私募等等。从股市和债市来看，大家都注意到了，中国股市的发展，曾经有一些让它强劲发展的意愿，但是去年我们遭受到的却是事与愿违的、被称为“股灾”的股市大震荡，它的作用现在还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还要考虑怎样进一步配上种种必要的制度建设，让中国直接融资里的股市能够得到健康、比较有后劲的发展。而债市这些年的发展更是伐善可陈，我们真正的企业债基本发展不起来，因为企业债背后跟着要经受市场风险考验，有风险怎样由分散的主体来承担的问题。购买企业债的投资者，碰到一部分企业债出了问题，不能按照原来的约定还本付息的时候，按市场机制通则，这种损失一般是自担风险的，而中国不行。我们早早就注意到，企业债出现问题，购买者不是通过法律程序最后做破产清算，尽可能争取一些本金归还，而是很快跑到政府面前静坐示威，变成群体性事件和维稳问题。所以有关方面非常谨慎地在企业债审批方面加以控制。实际上，后来以企业债为名出去的债，都是政府融资平台为主的变相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地方融资平台名义上的公司债、项目债，我们所说的城投债，不是严格意义上债券市场应该充分发挥的市场主体的企业债，这是中国的困局，需要进一步破解这个困局。
直接融资不发达就要靠间接融资。间接融资怎么控制风险呢？银行贷款就像典当铺一样要靠抵押，没有抵押能力的一些中小微企业、三农经济主体，往往一筹莫展，很难得到像样的融资支持。靠抵押来做的间接融资，它会产生比直接融资大得多的重复计算，一去一回都是要M2支持的媒介和信用活动。所以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M2和GDP相比走得比较高，并不意味着能直接表现出它泡沫化的程度，确实是有特定的直接融资发展不足的相关制约所造成的影响。
但这只是说的其中因素之一。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中国的M2和GDP之比，具体的分析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要考虑。就是货币流通速度。同样的货币供应量，速度不同，起作用方面大相径庭，货币周转运行相关原理早已经说得很清楚，是几个相关参数在一起——货币供应量、平均价格水平和货币流通速度。这几个主要参数里，我们对货币流通速度做过研究，它到某一个临界点会突然变化，它会突然上升或一下子变慢。在临界点前后，你光看M2的供应量，很难说清楚真实的需要到底是怎样的，一旦过了临界点，你的判断又会走到相反的一个极端上去了，这些事情必须纳入我们考虑问题的视野。
所以简单讲，M2总量方面的控制确实有必要，因为它和风险度有关联，需要防范风险。但又不能简单把中国的M2和GDP之比到了2:1，就马上认为是泡沫，跟着就说中国经济要泡沫破裂和崩盘，这个判断是走极端了。
但实话实说，不少国际上的观察者，包括国内内部讨论时听到的声音确实有这个倾向，说中国经济已经危不可及，只要你有点什么事情，M2这么高的比重，后面跟着是不是中国经济要崩溃了，这都是值得讨论的，需要大家更中肯、客观地把握货币供应量的问题和去杠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