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教授和您都是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参与者，我们新一代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和1984年与会者相比，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特色太不一样了。年龄上，中青年都有具体的年龄段，我比张维迎教授再年长几岁，那时候都是三十出头。现在很多“新莫干山会议”的参会者也是三十左右的，这个年纪应该是带有朝气蓬勃的特点。
但八十年代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和取向与现在相比有明显的差别。所以在那天大会发言上我专门说到了，莫干山会议如果值得总结，需要继承和发扬莫干山精神的话，第一条，当时大家都天经地义地认为——“天下兴旺，匹夫有责”，我们就应该“欣逢大时代，意气论兴亡”，对整个国家发展、民族振兴指点江山。（主持人：充满了情怀。）有情怀。现在谁做这事，大家会说这家伙脑子是不是有点进水了，你自己一个人还在那里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基本听不到这样的说法，这可能是一个区别。
后面当然我还提到好几条，其中有一条也很明显。莫干山会议当时是问题导向的，特别考虑解决问题，所以特别强调建设性。批判、抨击、发牢骚、说问题比较容易，现在中国社会氛围和心态不就是这样？你在网上看，更是充满牢骚、抨击，不嫌其少，只嫌其多，到处都是抱怨。通过这些年发展，绝大多数人的情况的确在改善，我们现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有些说法是上中等收入阶段，老百姓端起碗在吃肉，但放下筷子可以骂娘。这时候谁再像十几年以前那样，站出来先说一句客气话——“感谢党，感谢政府”，大家会嗤之以鼻，说这个家伙不正常；而谁出来登高一呼，说政府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大家可能会很痛快。
我们确实要注意政府现在的种种问题，矛盾累积，隐患叠加，包括政府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光提出问题对于研究者来说，我认为是不够格的，因为研究者在做问题分析考察后，跟着的最有价值的是你能够建设性地提出一些解决方案的参考意见，是在思路、建议和要领上你的贡献。莫干山会议在这方面的贡献大家都注意到了，努力形成一些对接现实需要的思路和建议，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在这方面争取有所作为。客观地讲，和八十年代相比，我觉得现在一般的年轻研究者在这方面有所弱化。当然你也得承认，现代年轻人受到了科班训练，知识结构比较成体系，比较完整，他们的一些想法也有他们的闪光点。但总体来说我并不简单地、赞成地、奉承地说“一代更比一代强”，新生代可能还要注意到自己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