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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论战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他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1958年，中苏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1960年6月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突然挑起对中共的攻击和批判。
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我国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和257个科技合同，并很快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近1400名专家。
苏联在撤走专家时，带走了全部图纸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我国40多个重工业、国防工业部门，250个工厂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中国的经济建设因为苏联专家的撤出，遭受到极大的损失。
与此同时，中国对苏联奋力反击，掀起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高潮。
1959年4月16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赫鲁晓夫关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观点，指出:“为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这些问题上，都必须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陈毅发火
中国政府认识到，留学生身处苏联社会中，容易受到当地政治宣传的影响。如果不向大家说明事实真相，这群年轻人就难以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站稳脚跟。
1960年6月至7月，在苏联学习的全体留学生分批陆续回国参加政治学习。
正值暑假，留学生们被安置在北京几所高校空闲的学生宿舍中，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封闭政治学习。学习期间，同学们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仔细研读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三篇文章。
一天，全体留学生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大家按照次序鱼贯进入会场。会场的气氛有些凝重甚至是压抑。池秀峰远远看到几个多年未见的留苏预备部的同学，大家也只是默默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陈毅副总理给大家做了关于国内和国际形势的讲话。
当说到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时，陈老总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只见他剑眉倒竖，大声吼道:“你们回去告诉苏联人，我们中国已经不是任人欺负的旧中国了！你们告诉苏联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要报！”他突然狠狠地一拍桌子，嘴唇抖动着，说不出话来。
学生们谁也没见过陈老总发这么大的脾气。大家屏住呼吸，会场里鸦雀无声。
会后，时任高教部长的杨秀峰把所有与会者留下。他表情异常严肃地说道:“今天的会议内容，属于高度机密。国内还没传达，连局级干部都没听到。如果谁透露出去，党纪国法处分！”
在此之前，为了让留学生们安心学习，中国党和政府还在努力掩饰中苏两国间的裂痕。
尽管大家已经感觉到苏联对于中国的报道明显减少，周围苏联人的言语也变得越来越谨慎，但对于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了解内情的人还是不多。
但像今天这样一切真相大白，大家还是有一种震惊的感觉。池秀峰的感觉是:这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
不再返苏
政治学习后，大部分还没有完成学业的学生陆续返回苏联了。可是有些学生却留在了国内。
程志坚回国前正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准备毕业设计。他回忆道:“我们接到回国参加集训的通知的时候，还以为集训后可以回来完成毕业设计和答辩，所以连回程票都买好了。可是政治学习没几天，突然得到通知，我们这些毕业年级的航空专业学生全部留在国内参加工作。我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回国时只带了一些随身衣物和书籍，所有的行李都留在了苏联。每个系组织上只安排了一名代表回苏联完成剩下的学业，并且带回所有同学的私人物品。在所有苏联专家撤走后，组织上安排我们马上顶替。”和程志坚同样命运的，还有其他在苏联学习航空、航天、造船、化学等军工和尖端专业、即将毕业的学生们。
“组织上这样安排，大概是因为这样几个因素:军工专业是敏感专业，两国关系恶化后苏联已经不会再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主要课程已经结束，只剩下实习和取得毕业证书，当时认为关键是把知识学到手，拿不拿文凭不重要。另外，国家可能还考虑这批军工人才有被苏联扣留的风险。”当时正在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五年级学习的程海回忆道。
可以想象，当学生们从国内返回，再次踏上苏联的土地的时候，是怀着怎样的复杂心情。
尽管初秋阳光灿烂，留学生们的心中却感觉到阵阵的寒意。
中国学生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发觉有人在后面盯梢。盯梢的人并不掩藏，就那样不远不近地公然跟在后面。你走他就走，你上车他也上车。这种举动带来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一位学长回忆道，当时在留学生党团干部的房间中，苏方专门布置了苏联学生，监视中国学生的一言一行。开支部会议的时候，几个人围着桌子，手里拿着扑克牌，装作打牌的样子，还要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得非常大，就是这样，还是经常有陌生的苏联人不敲门就突然闯进来。大家还传言克格勃在房间中安放了窃听器，搞得很紧张。以后再开会，就干脆到公园中一边散步一边进行。
陈国藩回忆道:“那时候，使馆发布了几条纪律。一、一个人不要单独上街，至少要两人同行，最好大家一起走；二、不论参加苏方召开的任何会议，都要至少两个人参加；三、会上如有对我国政府的敌对言论，要当场予以反驳，反驳不成，要退场以示抗议；等等。”
一些和国防相关的教研室和实验室，一些先进的设备，不再对中国学生开放了；实习要么安排回国进行，要么和苏联同学分开，被单独安排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草草进行。
酆炳林这样回忆他实习的经历:“1960年我进入毕业前的实习期。学校公布的实习地点是某种新型武器的靶场，我当时非常兴奋。当我告知使馆时，大家也都为我能有机会接触最新军事技术感到高兴。可是没有多久，我的名字从实习名单中被划掉了。据说是克格勃有指示，重要的军事目标不再允许中国人接近。后来，当苏联同学到靶场实习的时候，我却被安排到一艘老旧的军舰上，实习的内容就是每天把那些老掉牙的鱼雷擦得锃亮。”
摘《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李凤玲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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