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周晓光：代表是一份使命和责任

问：截止到2011年，您在全国人大履职中有建议198份、议案232份，建议和议案的区别是什么？

周晓光：议案的要求跟建议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议案都是关于我们国家的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完善或者制定去写的，你要对法律有一些研究和了解，然后对现实的生活，现实的工作，这一个阶段的发展现状要进行研究。

建议基本上都是政策性的，或者说是区域性的。它不是那来立法的，是拿来根据全国的发展，某个区域的发展需要，这一个阶段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提出建议。其实它的效果也是很好的。

问：您的履职之路基本上从这一年的8月份开始忙碌，收集建议和议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过程您都做哪些什么事情？

周晓光：我是基本上每年，有几年是8月份开始，有几年是10月份开始。主要是做调研，针对不同的群体进行调研。比如义乌有全球最大的国际商贸城，我们就要调研经营户现在在经营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哪些瓶颈，哪些困难，或者有哪些法律问题。

问：您这个调研一般是分几个领域，大概每个领域要花多少时间？

周晓光：我们一般的话每个领域是花半天时间，领域很广，有农民，有经营户，有外来务工人员。义乌市200多万人当中，三分之二都是外来人口，我们对外来人口这个群体也非常重视。我们选择很多题目，金融系统、工商系统、国外的个体户在义务落户等等。

问：您的议案和建议的组成当中，自己去调研发现问题总结的，和民众通过代表联络点向您反映的，这两块的比例如何？

周晓光：差不多（各）有一半左右。有一部分通过调研，有些问题我不需要写建议，也不需要写议案，可能是在省级范围内就能解决的。有些（民众反映的）问题不一定是全局性的，或者说也不一定是普遍性的，那这些问题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不能说有一点苗头就去立法，那也不一定很成熟。

问：您如何将一个民众跟您反映的非常具体的困难，变成最后一个可能跟大多数人利益都相关的一个建议或者议案？

周晓光：其实前几年我也是压力很大的，也有一点苦闷。就是面对一些个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因为有些问题我们那里发现的问题，不一定是全国性的。我今年又提交上来的一个议案，就是《民间借贷法》，其实我五年以前就提了，但今年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共鸣。我觉得只是时间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有这个耐心，要持之以恒的去做更多了解。

问：也有人大代表会苦恼百姓把他们当成“包青天”，您在履职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周晓光：有的。人大代表有自己应该去履职的一些范围，他不是万能的。我们基本上不涉及个案，我也不是公检法，我也没有这个权力去做这些方面的调研，更重要的是我也没有这个专业和能力去做这些方面的了解。但是我们最起码能够帮他化解一些东西，他心里那些怨恨啊，一些不满啊，通过我们的劝说和跟他分析道理，有个地方让他说话，也起到一些化解矛盾的作用。

问：特别针对一些个案的时候，代表会把他的要求转到其他的相关部门，涉及到相关部门的配合，你觉得顺利么？

周晓光：我们会把个案转给比方说法院的，或者检察院的，或者公安系统的，或者哪里，我们会转，但是不一定能够这个有很好的作用。（沟通）该没问题的，作为人大代表，大家还是很尊重的，他们也会跟我们有个回馈。

问：其实这么多人把烦恼、痛苦来向您倾诉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现实，中国的基层民众，当他们有意见跟政府跟上级传达的渠道并不通畅，您的观察是什么？

周晓光：我觉得有些老百姓他需要反映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老百姓是很讲道理的，也有这个水平。你反映的事情要实事求是，也要公正客观，你不能太拼命，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在说问题。我觉得也有一部分老百姓不讲道理的也蛮多的，以前没有这个感觉，现在接触多了，会觉得有些老百姓就是心里有点不平衡，经常会只要碰到我，我必须要怎么样……他们对我肯定有期望，但自己也会觉得有时候是很无奈的。

问：您在2004年设立人大代表联络点，并在电视台做广告征集议案曾引起非常激烈的讨论。您怎么看？

周晓光：一个人大代表只是一个职务，也是一份使命和责任，这个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我并没有花什么钱，我做广告只是公司像团拜一样的广告里面增加了一条内容。我们请的专家、教授和老领导都是自愿者，只是说通过这个平台，还能为社会，为国家做点事情，跟钱完全不搭界的，是两码事。我现在（作为代表）办公的地方一分钱都没有花，连电费都不用花的，全部都是政府的房子。我不想因为我的全国人大的这个职务，跟我的公司挂钩起来，它是非常独立的。

问：所以钱多钱少不是衡量一个代表履职能力的标准？

周晓光：对，我觉得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代表自己对这个代表职责的这个理解和认识的问题，就是这个责任意识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思路问题，只要是你愿意迈出这一步，其实你会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很多很多人的帮助。代表你也要有作为，你有作为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和帮助。

问：能不能具体来说一说，时间、精力、金钱上，作为人大代表履职一年要付出什么？

周晓光：我们全国开会，省里开会，地方开会，可能四级人代会开下来，差不多一年就一个月吧，这里有一个月。内部我们自己专家团队也要开会，要选题，要进行一些题目，一些材料的讨论等等，也要10几天时间。我估计最少也得花两个多月的时间。还要参与代表的学习，我们全国人大代表也有一些培训什么等等。

问：金钱这部分呢？

周晓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不用花钱，你看我开座谈会都是我们市政府的人大这边发的邀请和通知，然后他们有专业的办公室，连茶水什么都是他们提供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什么花钱。

问：我特别注意到您每次接受采访几乎都会说的一句话 “我是义乌地区的唯一的人大代表”，但人们会问，周代表，您到底是代表义乌人民，还是代表浙江人民？还是代表全国人民？

周晓光：当然我是全国（人民）的代表了，但是因为我不可能到全国去做调研，我更代表区域性，因为情况了解，人员也熟悉。我在特定区域把工作开展起来，也代表了全国（人民）。

问：这会不会有利益冲突呢？当一个外地的普通的市民向你反映他们那里的问题，你的选择是什么？

周晓光：我觉得没有什么冲突的，因为我也接待了很多（外地民众）。他们给我提供资料，也有些人就直接送过来。我这个没有界限说你们外面的就不需要来，就不用来，没有的，这个是一样的。

问： 2011年各地出现了很多独立的参选人。对于像您这样通过提名，连任几届的代表，他们的出现是竞争和挑战吗？

周晓光：这个是很正常的，其实我们基层的代表也是通过参选上来的，并不是说就靠领导提名。如果说他（独立参选人）确实能够得到老百姓的认可，选上来的，也是代表啊。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的，谁能够代表我们，谁会为老百姓负责任。

问：独立民间代表越来越多，跟民众对话的声音越来越多，您会感觉到压力吗？

周晓光：我倒没有这个压力，我觉得都一样的。有一些人虽然通过这样的方法选上来，但他真正选上来以后，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去很好的履职，他只是对选举有兴趣，他不一定对履职真正能发挥作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在开会的时候，他参选的时候那种积极性和激情，在履职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发挥。所以并不一定说他有积极性，选完了之后就真的是为老百姓说话，不一定。

问：就是选上了之后，履职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周晓光：对呀对呀，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考验）这个代表称不称职。现在我也很纳闷，有些老百姓是为了什么把这个人选上来？，他也没有为他们说上什么话，五年下来，坐在那里真的没有说什么话，真的没有履什么职，为什么要选这样的人呢？

问：您2004年就开设了代表联络点，但是到今年还有代表在说30%—40%的人一次都说过话，有委员说“我今年就是要做哑巴。”这个现象您怎么看？

周晓光：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有一部分代表确实工作特别忙，一个是工作忙，第二对他自己工作范围内的一些东西，他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议案和建议毕竟是国家级的，而且一个是专业性很强，第二是针对性很强，这个提的过程当中，不一定能够很适合。

问：本来就只选了这么两千多人，但他在中央没有替百姓说话。

周晓光：我发现我们浙江代表好象这种情况很少的，大家的发言积极性都很高的，发言的水平都很高的。我倒很少觉得说，我们这些代表当中有人没有说过话的，或者有人一个建议没有提过的，好象没有过。

问：您说过第一年来北京也是什么都不懂，当了一年的哑巴代表。大家都在讨论的时候你不说话，感觉是怎么样的？

周晓光：最大的感觉一个是压力，第二个是学习。别人的水平都那么高，都履职履得这么好，我觉得我愧对我们的老百姓，愧对我们的人民选我做代表，所以我回去我就发誓，我一定要认真去学习，赶紧去更好的履职，这就是我当时的感想。

问：专职委员设置的建议也提出好多年了，您的想法是什么？

周晓光：我觉得不妨可以试一试，不用大范围的去做，你也可以组建类似这样的小组成员，哪怕是10个、8个，小范围的可以尝试一下，也不一定说普遍性的这么去推广。

问：您愿意尝试吗？

周晓光：我觉得自己是不适合的，我更适合做企业家。

问：总结下来这么多年，作为一个人大代表，辛不辛苦？

周晓光：那当然会很辛苦。我们都是要抽出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做这个工作，特别是前一、两年做的时候，可能还不一定能够得到更多人的信任或者说理解和支持，那个时候其实自己是走得很辛苦的。当你面对这样一些困惑和压力的时候，你是不是坚持还要再去面对，去克服这些障碍。

问：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两年的两会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非常雷人的提案，您怎么评价这个现象？

周晓光：我觉得大家素质还是很不错的，大家只是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度，关注点不一样而已。有些代表，有些委员提出来了，我觉得肯定也代表他的那个区域，那个群体的一部分。

问：以您的经验，我们来总结一个标准，一个好的议案是什么样的？

周晓光：我觉得好的议案肯定是要来自于人民群众，你要下基层，你真正要了解，跟你的生活，跟你的工作或者跟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而且他是一个全局性的东西。这样的议案是有价值的。

问：浙江、女性、企业家，这三个标签，过去的一年是很不容易的，您的切身感受是什么？

周晓光：我觉得2011年，我们浙江的民营企业，不管是中小企业还是微小企业我觉得都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如果浙江的民营企业都碰到这个困难，全国其他地方的民营企业肯定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的日子肯定会比我们更难过。不过，因为全球都面临困难，企业家在这种环境和氛围里，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去面对。

问：困难具体是什么？

周晓光：最大的困难一个是融资困难，第二是融资成本太高。应该说我们办企业10几年来，将近20年来，融资成本去年是最高的。以前的话基本上都是1分以内（贷款利息），就是10%以内的年回报，基本上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融到资，去年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年回报都要15%左右，你想想看，这5个点意味着什么？都是利润啊，都是成本啊。

问：珠三角的代表说，那些做鞋的利润都变成1毛钱。

周晓光：我们也准备呼吁国家的税收、其他的费用能够尽量降低，为中小企业减负。否则的话这些企业创业的这种激情会减弱。不像前几年，前5年、前10年，积极性那么高，政府想压都压不住。去年很明显的感觉到，大部分的微小企业，中小企业，大家对创业的热情都减退了，而且有很大一部分都没有了。现在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都在上涨，大部分的产品都是供过于求，这样的话我不做反而不会亏本，一做我还要亏本。

问：去年温州老板跑路、跳楼，在那场金融风暴里面很多企业的现状就是做实业不赚钱。

周晓光：对。我们浙江的企业，百分之五、六十的企业都是做外贸的，国际大的市场不好，对做外贸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在所有的原材料、劳动力以及税费、税收、融资各个方面的成本都在上涨，那你的产品卖不出去，卖出去也没钱赚。那你说还要不要做嘛，所以大家没办法生存，就不做。

问：您5年前就提出“民间借贷合法化”，如今通过吴英案变成全国都在关注的话题。民间借贷的口子如何合法的打开？

周晓光：国家要加大力度对这些中小、微小企业的一些支持的力度的话，肯定需要一些更多的一些金融机构来支持和扶持。其实现在微小企业资金的需求量是很大的，我们新光的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两个亿的贷款，差不多500来家微小企业全部贷出去了，1分钱都没有了。有一些微小企业就是那么一口气的困难，你如果帮助他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他的困难就渡过了，像这样的企业还是比较多的。

问：去年富士康被人质疑是“血汗工厂”，您也管理着一家制造业企业，中国工人的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周晓光：我建议大家（媒体）更加客观一些，不要太片面。其实现在企业家对员工，他不可能不善待，不可能不以人为本，否则他这个公司是招不到员工的，员工都是现在你到这里工作和不到这里工作，他都是很自由的，如果说你这个公司对他不好，他会在这个公司工作吗？

为什么老板办企业的积极性越来越低？就是因为他是替银行赚钱，先解决员工的问题，根本不是先考虑自己的问题，等于是老板替员工在打工。因为员工随时屁股一拍明天就可以不来上班的，你老板不可能给他扣一天工资的，《劳动合同法》各个方面都监督的很严格的。

问：老板也很委屈。

周晓光：现在有很多的员工根本不讲道理，我在做调研的时候，那些企业家都哭了，他怎么讲，他说我们一个岗位一个技术工人，培养出来要花一、两年的时间，他在这里工作，突然另外一个地方给他比我高，本来是给他3000一个月的工资，他说其他地方给他一个月3200，他今天给我交了一张辞职报告，明天就要走，问老板你工资赶紧结给我，不结给我，我就到楼上去跳楼了他说，你结不结？按照这样的技术工人，应该是提前一个月提出申请，我辞工的话，我要其他的人能够培训起来，培养起来，把这个岗位要顶上去你才能辞工的，你不能这么不讲道理的，他就用这样的方法来威胁你，所以你叫老板怎么说？

实实事求是的讲，老板都有很多委屈，觉得没有人在为保护老板，老板的利益没有人保护。而且整个社会现象都仇富，好象觉得老板都是剥削一样的，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很多老板工作时间15个小时、16个小时，做得很辛苦，根本没有员工那么潇洒，做8个小时，10个小时我就可以下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