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周秉建畅谈两会

中国网 | 时间: 2012-03-06  | 文章来源: 中国网

问:过去一年您通过哪些渠道贴近普通民众、倾听他们的声音?

周秉建:我是做老干部工作的,所以接触老年同志比较多。另外因为还在单位上班,没有太多时间外出走访。不过,我每年还要回到曾经插队过的内蒙古去,也会和当地的老百姓、干部一起坐一坐、聊一聊,知道一些情况。

问:去年两会的时候,您说东乌旗旗长在两会之前给您打电话反映情况,历次两会之前,这种电话是不是很多?

周秉建:对,有的是短信的形式,有的就是打电话进行沟通,还有就是利用他们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或者是我利用自己的年休假的时间,回到牧区,我们可以去谈一些事情,见见面。

问:有没有跟您不认识的人向你求助或者咨询?

周秉建:还是比较少,以认识的为主吧。

问:对于这些跟您反映的情况,您一般怎么处理?

周秉建:一般还是在会议上用提案的形式,也可以用书面发言的形式做一些反映。因为事情都比较集中嘛,就好一点。

问:大家向您反映的问题集中在哪几方面?

周秉建:比如,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过去在内蒙古牧区下乡过,牧区的事情是相对比较集中的,不会太散,太散的话没有普遍意义。

问:普通人可能不太了解牧区现在有哪些问题?

周秉建:一说草原,大家首先的感觉,就是一望无际的,在这种范围非常广的地域,和人口集中的农村是不同的。比如孩子的上学问题,对面积这么辽阔牧区的牧民来说,他们是非常不方便的。你想我插队的那个旗,就是人们常说的县。它的行政区域面积是4.8万平方公里,将近5万平方公里,那5万平方公里快等于内地的一个省的面积了。这么大地域的小孩子,都要集中到一个地方去上学,对牧民来说,是很困难的。现在也有很多家庭,因为孩子上学出现的困难解决不了,而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生活,甚至出现打离婚的。这个问题不光涉及到教育,还涉及到撤乡并镇的问题。在此之前,旗里将近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有十六、七个苏木(乡镇),现在合并成5、6个乡镇了,差不多是1万平方公里一个乡镇,这种撤乡并镇跟农村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和状况。这方面我也想提提建议,看有一些苏木能不能恢复起来,应该争取让孩子们就近入学,这样做的话,牧民家里的生产生活负担会减少许多,包括家庭和睦这方面也会得到一些缓解。咱们国家,不只是内蒙古自治区有牧业,还有青海、甘肃,新疆、西藏,所以我建议是不是能够因地制宜,对不同需求和较大地域给予适合当地的政策,不搞一刀切。不然,对牧区的基层干部工作而言,他们确实有困难,工作起来极不方便。

问:关于您刚刚提到的那些问题,之前有提过相关提案吗?

周秉建:没有,以前也想过。可是每次回到牧区,牧民都会提出这些问题,要为他们说说话。确实撤乡并镇减少了行政经费,但减少行政经费之后,行政管理上的很多事情做起来就不方便了。过去的苏木(乡)干部要去乡下,有马就可以直接到各个牧户,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非常及时。现在干部要下牧区,虽然有汽车,用当地人的话讲,那经费还不够油钱呢。你想那么大面积,他的工作怎么能深入群众,了解到老百姓的反映?老百姓要反映问题更困难,要跑上百公里路程,又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汽车,他们有病有难处是没有办法的,太遥远了。有时候干部和群众一年都很难见到面。

问:这个提案您现在准备得怎么样了?

周秉建:我现在还是想先从农村牧区小孩上学这块入手,解决牧民子女上学的问题,行政管理这方面也可以带上一起反映。

问:关于这份提案,您做哪些调查研究?

周秉建:因为自己还有工作,毕竟没有条件直接就到一线去,到下面牧区去,我也去通过一些同事、一些朋友,他们有更多的第一手材料,结合他们搞的一些材料,加上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理解、认识这样去做提案。因为自己还有工作,毕竟没有条件直接就到一线去,我也是通过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他们有更多的第一手材料,结合实际,加上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理解、认识这样去做提案。

问:在这个领域您觉得哪一点是最急迫的、非改不可的?

周秉建:我觉得最急迫的,还是感到需要从国家层面把牧区、还有林区、或者是大的山区等撤乡并镇的行政区划这件事,能不能根据当地有不同特点和需求的,逐步给予适当的调整或恢复。

问:您去年两会提案关注食品安全问题,这个提案后来怎么样了?

周秉建:因为很多委员都在提这方面的提案,不是个别人提,卫生部也很重视,专门召集了一个座谈会,我们去了部分委员,他们也请了一些关系到食品安全的质检部门等相关部门一起参加,进行了解答。

问:去年两会结束之后,您有没有继续跟进?

周秉建:今年要和大家共同继续关注。但今年写提案的话,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对此,我们国家也确实出台了一些政策,财政方面也给了大力的支持,但是还会有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我们会继续进行反映,以提案的形式做一些工作。

问:您今年还打算继续提跟这个相关的提案吗?

周秉建:今年还是要继续关注,但是我写提案的话,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这个我们国家也确实出台了一些政策,财政方面也给了大力的支持,但是还是有一些没有完全做到的,或者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我们发现之后会继续进行反映,以提案的形式做一些工作。

问:您认为决定一个提案最终被采纳,它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周秉建:提案委员会的意见很重要,如果认为是需要或必要的,可能那就容易被采纳,解决起来应该顺利一些吧。

问:您这边决定不了?

周秉建:对呀,我们作为个人行为怎么能决定呢?

问:大家谈到您,会有“红色二代”这样一个称呼。

周秉建:过去几十年前也没有专门这样提的,现在才开始这样说。

问:您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个身份频频被人提起,也格外的因为这个身份而受到关注?

周秉建:应该还是在我的伯父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吧。可那是别人要关注的事情,我自然也有感觉。但你关注,我也是照常生活、工作,你不关注,我也是一样,该好好工作就好好工作,该正常生活就正常生活,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不把这个作为负担。

问:您对这个称呼有什么看法?

周秉建:称呼是客观的。我刚才说过,从来没有变过的。伯父对我们的教育和要求是很严格的,自己对自己也是很自律的。所以也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种感觉,就是跟普通孩子一样的生活、成长过来的。后来在1968年我上山下乡,也是做知青,到牧区直接住蒙古包,跟牧民学习后,自己会放牧了。后来自己曾经参了军,伯父知道后又让我把当兵的机会留给其他青年人,要求我返回草原继续当牧民。所以我在牧区很多年后,才去上了大学,再后来就是工作、结婚、过日子。工作上是没得说,都是做得很认真负责、很好的。生活上也经历不少坎坷,都是自己奋斗过来的。就是跟普通孩子一样的生活过来的。

问:您身边的同事或者朋友应该都知道您这个身份吧?

周秉建:现在大家比较注意、在意这些了,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整个社会风气不是这个样子的。

问:您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周秉建:我们上学时候,一个学校里的高干子弟很多,大家知道就知道了,没有专门的意识,都是普通同学。没有说谁家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了,也不议论,也不去问,就是大家都知道而已。但是都没有其他想法,都觉得是普通同学。

问:现在您跟这些高干子弟还有交流吗?

周秉建:当然啦,以前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嘛,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一直都有来往,但不是所有的,不可能都认识啊。

问:您觉得您的这个身份,对您的提案有没有什么帮助?

周秉建:我觉得这跟提案应该是两回事吧,就是看你这个提案是不是确实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如果你要是说到社会焦点了,你这个提案客观上必然会受到重视。如果你提的这个提案比较普遍,大家都在提,比如刚才讲的食品安全,那就不是对你某一个人提案的重视了。当然,如果自己的身份能够对解决提案的问题有所帮助,可以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话,那不是好事情吗?

问:2009年您成为第十一届政协委员,当时您得知这个消息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周秉建:很正常,但也很高兴。因为可以有机会为老百姓说话、反映问题了。

问:没有任何意外?

周秉建:我觉得这不是我个人的私事,也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事情,而是属于组织和人事方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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