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周秉建畅谈两会

问：过去一年您通过哪些渠道贴近普通民众、倾听他们的声音？

周秉建：我是做老干部工作的，所以接触老年同志比较多。另外因为还在单位上班，没有太多时间外出走访。不过，我每年还要回到曾经插队过的内蒙古去，也会和当地的老百姓、干部一起坐一坐、聊一聊，知道一些情况。

问：去年两会的时候，您说东乌旗旗长在两会之前给您打电话反映情况，历次两会之前，这种电话是不是很多？

周秉建：对，有的是短信的形式，有的就是打电话进行沟通，还有就是利用他们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或者是我利用自己的年休假的时间，回到牧区，我们可以去谈一些事情，见见面。

问：有没有跟您不认识的人向你求助或者咨询？

周秉建：还是比较少，以认识的为主吧。

问：对于这些跟您反映的情况，您一般怎么处理？

周秉建：一般还是在会议上用提案的形式，也可以用书面发言的形式做一些反映。因为事情都比较集中嘛，就好一点。

问：大家向您反映的问题集中在哪几方面？

周秉建：比如，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过去在内蒙古牧区下乡过，牧区的事情是相对比较集中的，不会太散，太散的话没有普遍意义。

问：普通人可能不太了解牧区现在有哪些问题？

周秉建：一说草原，大家首先的感觉，就是一望无际的，在这种范围非常广的地域，和人口集中的农村是不同的。比如孩子的上学问题，对面积这么辽阔牧区的牧民来说，他们是非常不方便的。你想我插队的那个旗，就是人们常说的县。它的行政区域面积是4.8万平方公里，将近5万平方公里，那5万平方公里快等于内地的一个省的面积了。这么大地域的小孩子，都要集中到一个地方去上学，对牧民来说，是很困难的。现在也有很多家庭，因为孩子上学出现的困难解决不了，而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生活，甚至出现打离婚的。这个问题不光涉及到教育，还涉及到撤乡并镇的问题。在此之前，旗里将近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有十六、七个苏木（乡镇），现在合并成5、6个乡镇了，差不多是1万平方公里一个乡镇，这种撤乡并镇跟农村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和状况。这方面我也想提提建议，看有一些苏木能不能恢复起来，应该争取让孩子们就近入学，这样做的话，牧民家里的生产生活负担会减少许多，包括家庭和睦这方面也会得到一些缓解。咱们国家，不只是内蒙古自治区有牧业，还有青海、甘肃，新疆、西藏，所以我建议是不是能够因地制宜，对不同需求和较大地域给予适合当地的政策，不搞一刀切。不然，对牧区的基层干部工作而言，他们确实有困难，工作起来极不方便。

问：关于您刚刚提到的那些问题，之前有提过相关提案吗？

周秉建：没有，以前也想过。可是每次回到牧区，牧民都会提出这些问题，要为他们说说话。确实撤乡并镇减少了行政经费，但减少行政经费之后，行政管理上的很多事情做起来就不方便了。过去的苏木（乡）干部要去乡下，有马就可以直接到各个牧户，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非常及时。现在干部要下牧区，虽然有汽车，用当地人的话讲，那经费还不够油钱呢。你想那么大面积，他的工作怎么能深入群众，了解到老百姓的反映？老百姓要反映问题更困难，要跑上百公里路程，又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汽车，他们有病有难处是没有办法的，太遥远了。有时候干部和群众一年都很难见到面。

问：这个提案您现在准备得怎么样了？

周秉建：我现在还是想先从农村牧区小孩上学这块入手，解决牧民子女上学的问题，行政管理这方面也可以带上一起反映。

问：关于这份提案，您做哪些调查研究？

周秉建：因为自己还有工作，毕竟没有条件直接就到一线去，到下面牧区去，我也去通过一些同事、一些朋友，他们有更多的第一手材料，结合他们搞的一些材料，加上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理解、认识这样去做提案。因为自己还有工作，毕竟没有条件直接就到一线去，我也是通过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他们有更多的第一手材料，结合实际，加上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理解、认识这样去做提案。

问：在这个领域您觉得哪一点是最急迫的、非改不可的？

周秉建：我觉得最急迫的，还是感到需要从国家层面把牧区、还有林区、或者是大的山区等撤乡并镇的行政区划这件事，能不能根据当地有不同特点和需求的，逐步给予适当的调整或恢复。

问：您去年两会提案关注食品安全问题，这个提案后来怎么样了？

周秉建：因为很多委员都在提这方面的提案，不是个别人提，卫生部也很重视，专门召集了一个座谈会，我们去了部分委员，他们也请了一些关系到食品安全的质检部门等相关部门一起参加，进行了解答。

问：去年两会结束之后，您有没有继续跟进？

周秉建：今年要和大家共同继续关注。但今年写提案的话，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对此，我们国家也确实出台了一些政策，财政方面也给了大力的支持，但是还会有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我们会继续进行反映，以提案的形式做一些工作。

问：您今年还打算继续提跟这个相关的提案吗？

周秉建：今年还是要继续关注，但是我写提案的话，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这个我们国家也确实出台了一些政策，财政方面也给了大力的支持，但是还是有一些没有完全做到的，或者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我们发现之后会继续进行反映，以提案的形式做一些工作。

问：您认为决定一个提案最终被采纳，它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周秉建：提案委员会的意见很重要，如果认为是需要或必要的，可能那就容易被采纳，解决起来应该顺利一些吧。

问：您这边决定不了？

周秉建：对呀，我们作为个人行为怎么能决定呢？

问：大家谈到您，会有“红色二代”这样一个称呼。

周秉建：过去几十年前也没有专门这样提的，现在才开始这样说。

问：您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个身份频频被人提起，也格外的因为这个身份而受到关注？

周秉建：应该还是在我的伯父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吧。可那是别人要关注的事情，我自然也有感觉。但你关注，我也是照常生活、工作，你不关注，我也是一样，该好好工作就好好工作，该正常生活就正常生活，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不把这个作为负担。

问：您对这个称呼有什么看法？

周秉建：称呼是客观的。我刚才说过，从来没有变过的。伯父对我们的教育和要求是很严格的，自己对自己也是很自律的。所以也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种感觉，就是跟普通孩子一样的生活、成长过来的。后来在1968年我上山下乡，也是做知青，到牧区直接住蒙古包，跟牧民学习后，自己会放牧了。后来自己曾经参了军，伯父知道后又让我把当兵的机会留给其他青年人，要求我返回草原继续当牧民。所以我在牧区很多年后，才去上了大学，再后来就是工作、结婚、过日子。工作上是没得说，都是做得很认真负责、很好的。生活上也经历不少坎坷，都是自己奋斗过来的。就是跟普通孩子一样的生活过来的。

问：您身边的同事或者朋友应该都知道您这个身份吧？

周秉建：现在大家比较注意、在意这些了，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整个社会风气不是这个样子的。

问：您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周秉建：我们上学时候，一个学校里的高干子弟很多，大家知道就知道了，没有专门的意识，都是普通同学。没有说谁家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了，也不议论，也不去问，就是大家都知道而已。但是都没有其他想法，都觉得是普通同学。

问：现在您跟这些高干子弟还有交流吗？

周秉建：当然啦，以前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嘛，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一直都有来往，但不是所有的，不可能都认识啊。

问：您觉得您的这个身份，对您的提案有没有什么帮助？

周秉建：我觉得这跟提案应该是两回事吧，就是看你这个提案是不是确实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如果你要是说到社会焦点了，你这个提案客观上必然会受到重视。如果你提的这个提案比较普遍，大家都在提，比如刚才讲的食品安全，那就不是对你某一个人提案的重视了。当然，如果自己的身份能够对解决提案的问题有所帮助，可以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话，那不是好事情吗？

问：2009年您成为第十一届政协委员，当时您得知这个消息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周秉建：很正常，但也很高兴。因为可以有机会为老百姓说话、反映问题了。

问：没有任何意外？

周秉建：我觉得这不是我个人的私事，也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事情，而是属于组织和人事方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