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澜

问：今年是您第10年参加“两会“了，今年“两会”有什么新的感受？

杨澜：过去两三年，各个方面的社会矛盾比较突出，今年参加“两会”的感受就是委员们能够大胆地把民间的声音带到政协会议上，而且讨论非常热烈，说明大家珍视这样的机会，一个是传达民意，另一方面，政协的优势在于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能贡献他们建设性的意见。

问：您准备的三个提案——慈善立法、母乳喂养和繁荣文化业，哪个是您最看重的？做过哪些调研？

杨澜：十年前我刚担任政协委员的时候，就写了慈善事业法这个提案，当时还是从理念上认为应该有。经过这些年很多的实践，特别是去年一系列公共事件，大家对慈善事业的规范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以后，慈善事业法的出台就更加迫切了。

繁荣文化事业的提案，提出发展应该更多地吸引社会力量，而不只是靠市场这只手和政府这只手，我认为应该有第三种力量，就是民间力量的介入，特别是非营利的文化机构。

母乳喂养这个提案，跟我作为一个女性委员，关心女性的话题有关，也与我担任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大使的身份有关，我一直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这三个提案还是经过了比较认真的考虑才提出的。比如文化事业的提案，我采访了国家大剧院、中国美术馆、马未都先生的民间博物馆，还有文化部的官员、海外文化机构的运营者，让我发现在市场、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应该形成一个更好的伙伴关系。

问：您今年的提案提到了慈善立法，像《公益事业捐赠法》之类规范慈善事业的法规，还有哪些不足？

杨澜：这个法只规定了你怎么捐，却没有说捐款人有什么样的责任，有什么样的权利。这说明我们还需要一个更系统、更全面的慈善事业法来规范捐款人的权益。就好像过去《公益事业捐赠法》是建了一个门，钱进来了，但是没有围墙，钱就从后门漏出去了。目前的这些法规都由一些平行部门各自推出，彼此之间难以衔接。

现在每年达到七百亿的捐款，是否能够得到透明的使用，是否能够让捐款人放心，是否能让公益机构健康的成长，都急需一个更具系统性的慈善事业法，目前零敲碎打的状态不能满足公众需求，必须要有更加严格的监管制度。

问：公益慈善机构把资金用于投资的行为，该怎么界定？

杨澜：在国外，建立一个公益慈善基金会时，肯定要有本金，这个资金是存银行？买债券？还是其他投资？诺贝尔奖不可能只按照诺贝尔当年捐赠的钱，要不断地进行稳妥的投资来获取合理的收益。

首先，这种非营利机构依靠本金获取资金增长或保值的渠道，和商业行为怎么区分？非营利机构能不能进行营利型的商业行为？获取的收益，或增值的部分，是不是应该按照企业所得税来缴税？非营利机构的身份该不该按照营利机构来对待？这些都需要专家的讨论和慈善事业法的规范。

问：管理费也是普遍关心的问题，您认为慈善机构收取多少为宜？外国的惯例是多少？阳光文化基金会的管理费占捐款额多少比例？

杨澜：实际上各种慈善机构平时日常开支是不一样的，据我所知，国外20%以内都算是比较合理的；中国慈善机构管理费大多数是在10%左右，因为本身需要项目调查，项目执行，人员、行政、宣传等各方面的开支。

阳光文化基金的管理费是6%，我觉得还是控制得比较好的，但也有一些困惑，比如要用符合市场竞争水平的工资来吸引既有责任心，又有专业能力的高管，但这就会造成基金会的支出增加。

问：阳光文化基金会的运行怎么样？

杨澜：阳光文化基金会是2006年我和我的先生拿出我们个人的资产在香港成立的，它是一个非公募性质的私人基金会，从2009年开始，我们在内地的活动依托在红十字基金会下面，成立了阳光文化基金，是一个专项基金。善款的筹集、资金的使用、人员的管理方面都接受红十字基金会的监管，我们没有自己的财务，法律文件也是通过红十字基金会，和李亚鹏的嫣然基金是一样的，属于专项基金。

问：陈光标派发2000辆自行车，有人说他是高调慈善，有人说他在炒作，您怎么评价他的行为？

杨澜：我觉得每个人用自己不同的方式参与公益慈善，其实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应该允许大家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陈光标先生在吸引更多公众关注慈善这件事情上无可厚非，但我一直认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应该有更好的制度保障，更加专业的管理能力，更加长期的可持续的管理模式，我个人不太赞同用一种纯个人的、一时性的宣传来替代持续性的发展。我并不认为在马路上派发现金是最好的慈善公益方式，我也觉得我们现在的慈善公益应该从过去的狭窄的抗震救灾、扶贫济困，扩充到环保、文化艺术非营利的更宽泛的领域。

我认为，慈善应该以一种长期的、理性的、可持续的方式去做。

问：如果有一部系统的慈善法出台之后，这种高调的慈善活动会不会减少？

杨澜：慈善应该发展成一个热带雨林式的生态系统，不仅有参天大树，也要有花花草草，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数量还不够，第二政府直接管理。

大型慈善公益机构能汲取最多的社会资源，但是很多草根的慈善民间组织，在注册、管理、筹款都显得捉襟见肘。不管是高调慈善还是低调慈善，是短期慈善还是长期慈善，都需要各种方式并存。

问：您另一个提案是“母乳喂养”，女性不母乳喂养的原因和奶粉宣传过度有关吗？

杨澜：有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正确的知识没有得到有效的传播；第二，一些奶粉企业不顾世界卫生组织的规范，针对0-6个月的婴儿做灰色广告；第三，中国女性的产假普遍只有是3个月，工作场所、公共场所都没有单独的母婴室支持哺乳期女性母乳喂养。

问：您刚才提到现在一些客观条件不允许，这样只有依靠奶粉来提供营养，可以通过什么渠道鉴别奶粉的质量？

杨澜：这个的确需要专家来鉴别，食品的渠道，和营销的渠道上，都应该有监督。但是有一个情况特别需要注意，就是很多医院的产房，遍布奶粉企业的广告和免费的样品。在世界各国，在医院的产房和病房直接派发奶粉的行为是绝对禁止的。

问：张晓梅还提到中国女性的哺乳期和产假都太短，外国的哺乳期/产假您是否了解过？有可借鉴的吗？

杨澜：这个的确各国都不一样，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如果哺乳期很长，是不是又会降低企业雇佣女性员工的意愿，这个需要平衡。可操作的是3个月的产假之后，允许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让母亲可以储存自己的母奶，为母乳喂养提供便利条件。

问：您已经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了，您怎么看待全国政协委员这个身份？

杨澜：刚开始做委员的时候，觉得这是一种社会的肯定和荣誉，进入政协后意识到责任感远远多于个人的荣誉，你应该代表某一个领域，提出有价值的提案。刚开始我的提案可操作性不是特别高，后来就会越写越具体，而且做第一手的采访和调研。

问：进入传媒行业22年，您一直做高端访问，采访了很多政要名人，有什么经验可供媒体人分享？

杨澜：《杨澜访谈录》的定位就是专注于高端人物的访问，《天下女人》是非常开放的平台，

最重要是你爱这一行，过去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今天对于职业女性来说，也要入对行，我很庆幸做了一份我喜欢的职业。

问：在传媒圈，大家都很认可您的资深和专业，但也有人认为传媒圈就是名利场，您对此有何体会？

杨澜：任何一个行业都可能成为名利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俗的世界，不被名利所引诱也是很困难的。一个发育良好的社会，个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是能够很好的结合，而不总是让一个人在个人理想和社会价值之间做鱼和熊掌的选择。我并不排斥名利，但是我认为名利并不是一个人最终获得幸福根本的源泉。

问：福布斯排行榜上，您的名字也赫然在列，您现在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传媒人还是商业人士？

杨澜：我从骨子里来说是传媒人，想做文化的人，但是做商业我并不排斥，同样我也认为商业和文化并不是一个矛盾所在，而在中国今天恰恰是特别缺少懂文化的商人。文化如果没有市场和产业的支持，很难可持续发展，但做文化和创意给我带来的兴奋感，比简单地看账本高一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