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都说公款吃喝严重，严重到一个什么程度，吃掉的公款占税收大概占到一个什么比例？
何兵：这个数据它不可能有准确的，大家来推测，因为政府不去统计的话，谁能统计出来？
秋风：坦率的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查询了一下，大概有三四个说法，比如有的说是每年全国公款吃喝大概有3000多亿。现在每年中国政府的税收收入大概是10万亿多一点，如果这样计算每年公款吃喝占税收大概3%左右。还有的人估计比这个数字还要高，比如是5000亿，那就会占到5%，如果再加上其他的公款消费，也就是所谓的三公消费，有人估计大概9000多亿，占到整个税收的10%。
问：我们想知道公款怎么花，多少由谁来说得算？同时对国家公款的消费有没有一个监管、控制、审批的过程？
秋风：这个公款有一个来源，这个来源就是税收，这个税收的钱怎么花？当然是老百姓说了算。但是在我们中国不能说完全做到这一点。确实我们有预算制度，这个预算由人大最后颁布出来，但是我们这个预算制度本身的设计上存在一些问题，在执行过程中的问题更大。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政府所花的这个钱并不完全由人大来决定的。间接的说，政府怎么花钱，不完全是由国民来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官员自己说了算。我想这其实是三公消费居高不下的根源所在，当然也是公款吃喝屡禁不止的根源所在。
何兵：我们控制是有的，但是这个控制过程本身就存在问题，比如我们科研经费、项目经费它不让你发劳务费，但是你可以报吃喝费，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一个官员如果贪污了两万块钱他完全是可以坐班房的，但是如果吃喝两万块钱一点事儿没有。从核心上讲我们刚才说财务公开，现在网上炒的比较热的就是官员个人财产公开，实际上最核心的应该是公共财政的公开。
问：公共财政的话，它应该有预决算的过程，尤其是在公款预算审批过程我们是有的，但是好多人就质疑，目前有一个很粗放的问题导致预算的审批控制成为走过场。
何兵：吃喝其实和预算本身走过场倒不是问题太大，因为他一年吃喝做个预算呗，做个预算不就可以了，问题是你凭什么在预算里做吃喝？本身就不应该在预算里造这么多吃喝，对不对？本身就不应该，不是走过场的问题。
秋风：我们每一个领域都有制度，但是每一个领域制度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所以他在执行过程中不能够有效的控制这些官员滥用权利的现象。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比较关键的地方入手，解决公款吃喝的恶劣现象，必须要强化预算制度，改进预算制度。什么意思？一方面，强化人大对政府花钱的控制。另一方面，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也应该强化控制。如果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入手的话，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三公消费，公款吃喝的邪风。
问：从公款预算审批到最后花费的明细，有没有可能实现对普通民众事无巨细的公开，这种形式会不会形成有效的监管？
秋风：当然是，按理说政府所制定的预算除非涉及到国家安全，比如我们要造几颗导弹之类的，剩下所有的都要公开。也就是说公开其实是预算的生命力所在，如果不能公开你制定他有什么用？这个预算制定出来了，全国就几千个人知道这个预算，然后你们是一伙儿的人，这个实际上就没有监管。真正的监管就是外部的监管，最大外部的监管是国民的监管，13亿人我们监督几百万人怎么花这个钱，这才是最有效的。当然他也有一个权限的划分，县里只要在县里公布，用不着在全国公布，但是全国的，比如农业部的预算，13亿人都有权利知道。
问：有哪些切实可行的监管举措，可以做到对公款吃喝的有效监管？
何兵：公款吃喝第一个从账户上来说，任何国家机关只允许有一个账户，绝不允许开第二个账户，这是从财政上管，这在国外都是这样的，没有说你可以有几个账户。第二，这个账户所有的消费全部公开，我觉得就可以了，你怎么支出啊？钱袋子。
秋风：坦率的说办法很多，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发起一个“随手拍公款吃喝”。现在在我们整个的制度中都缺乏有效的第三者的监督，我想这也是现在我们政府体制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他更多的是行政部门上下级之间的监督，其实这个监督非常容易失灵。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强化外部的监督。但这个监督面临一个问题，因为要强化外部监督也需要行政部门自己有一定主动性，但行动部门没有这个主动性，那怎么办？我想只能借助于最外部的力量，就是借助老百姓的力量。借助老百姓的力量去发现腐败，发现这样的一种滥用权利的现象，然后严厉的处罚他。我想这是一个办法，当然严格说来他只是一个治标治方，不是一个治本的办法，但是现在能把这个标制了也行。然后再慢慢的寻找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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