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就两会提案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今年两会，俞敏洪依旧关注教育领域问题，提出了恢复全国统考、大力投入农村和边远地区教育资源、加大财力支持民办教育等提案。除此之外，他还提出要下大力气治理水资源污染，应该彻底解决监管不力等问题。
问：您提到应该恢复高考全国统考，马上就有人反驳说不可能，您觉得这个提案是有可能实现的吗？
俞敏洪：我和教育部领导也谈过，他们给我的理由我觉得不是理由。全国统一高考他们说有区域差别，教育学种不一样，还有试卷泄露的问题，还有是统一协调的问题，反正他们有很多理由。我觉得有部分的理由可能是成立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有些理由是不成立的，比如他们说容易泄露题目的问题，我觉得这是考试管理问题。
我觉得高考有点被人为的复杂化了，这是一个问题。我对高考的关注主要是两个，分区考试其实我不反对，因为如果说跟原来一样，就是没有异地高考的问题、没有中国的移民问题我就不反对。但是分区考试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在全国人民不能移出省外的前提之下来进行。在政府工作报告上已经写出了迁徙自由，当然这个迁徙自由的背后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案是户籍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中国的户籍问题在十年之内至少是不可能解决的。
异地高考的方案我觉得就是临时抱佛教，它有几个缺陷：第一个是它的异地高考方案，很明显不能全国开放，我们也能够理解这个城市为什么不能全面开放。
马上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如果我遵循国家异地高考政策，就把公民一瞬间就分成了三六九等。我觉得现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政策如果把公民分成三六九等，这个政策首先就是不可能持续的，其次这个政策本身就一定是不对的，因为到中国现在的这个状态下，任何一个政策的制定都必须把全国人民作为真正平等的公民来考虑问题，我们要考虑到地区差异，我们要考虑到教育的差异，我们还要考虑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不能不把公民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问：那您觉得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俞敏洪：第一就是全国统考，不管在哪个地方上学，都能参加考试；第二是学生回到户籍去参加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比如说我是陕西人，我在北京参加高考，陕西省按照考生的分数来进行录取，学生在全国各地都能参加考试，这只能是全国统考能够解决，否则的话解决不了，只有全国统考能够解决，解决完之后学生根据户籍回到当地参加录取，紧接着国家必须走第二步，全国最优秀的高等教育资源必须全国按照考生比例分配，这样的话谁在什么地方考都是一样的。
第二个是面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是不是还可以让出一定比例的政策？因为我觉得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更多的应该进入中国优质教育资源学习，一个是边远地区的如果进入到优质教育资源学习，他们未来为自己的边远地区做贡献绝对会更大，即使他们一辈子不回去都是更大的。
关键是如何拿出一个能够长效执行、老百姓也意见最少的政策，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政策，但是有一个最有效的并且让最多的人同意的政策。当然我不做高考研究，我只是作为政协委员胡说八道的。
问：这跟教育公平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
俞敏洪:当然了，这本身就是教育公平的问题，所有的高考都是有关教育公平的考试，但是现在所有的高考问题反应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所有的高等教育资源都在向当地倾斜，理由很简单，他们说当地给钱，但是像这样的归属教育部的重点大学就应该是国家给钱，尽可能少的依赖当地的财政，应该是这样的。
问：您刚才说有两大不平衡。还有一大不平衡是什么？
俞敏洪：第二个不平衡是城市之间资源的不平衡，以北京为例，北京最好的中学和小学拿到的资源和北京一般的小学、资源相比。我们谈到北京中学的时候能谈几所，四中、人大附中，北京的高中上百所，那其他的学校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其他的学校出不来？我不认为这是其他学校的校长或者是学生笨，理由很简单，因为其他学校政府领导的孩子在里面的很少。
问：那一年多考可以吗？
俞敏洪：一年多考我极力鼓励，我五年前到政协委员，第一个提案就是一年多考。一年多考在中国现在原则上是可以实施的，英语一年多考准备试点了，说明这个开始松动了，但是我认为中国一年多考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说现在考试能不能实施的问题，是中国出考题的备考，他们有一整套的科学体系，另外一年多考的前提还必须是基于全国统考之上，你还不能分省一年多考，那他这个卷子就更加不平衡了、更加出问题了。
问：总理在报告里面说政府的教育公平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您怎么看？
俞敏洪：进步是肯定的，这个不能否认，我前两天发了一个微博，我说党的这些年是有进步的，但是党的进步不如人民的进步快，人民追求幸福生活、自由、民主的心愿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党就必须跟上，就这么简单。教育公平取得巨大的进步这是不用说的，但是问题是社会的改革、发展和进步比教育公平进步的速度快，一模一样的道理。
但是这个政策还明显的落后了，所以现在政府用异地高考的政策来进一步地补充，这毫无疑问是一个进步。但是异地高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衣服上有漏洞，我给你打几个补丁，这就是异地高考，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
问：通过你自己及家人的高考经历，你对中国高考制度的改革有什么样的评价？
俞敏洪：我觉得中国高考制度就没改革过，从我开始到现在没有过一点进步。并不是高考学生增加了，就意味着高考制度就进步了，我觉得唯一的改革就是使更多的学生进大学了，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同比之下中国大部分的大学质量又下降了。
我当然主张平民教育，中国有这么多的大学我不反对，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了这么多的大学以后，教育系统用什么办法来提升各个大学的教学质量呢？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学生进了大学那么不爱学习？我觉得不是学生的问题，是学校教育资源本身就不够的问题，所以教授科研时间和自己充电的时间就越来越少，给学生讲解的知识和内容结构就越来越单薄。
现在面对全世界竞争局势，如果中国的教授依然没有创新、没有独立思想、没有在专业领域超级强大的基础的话，我觉得教学生就变成误导了。所以我觉得关键是高等教育水平怎么提升的问题，大学在中国真的已经够了，关键是现在你怎么样，你光把大学分成一本、二本、三本是不管用的，教育系统要做的事情、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同时提升一本、二本、三本的水平。
问：您能描述一下您心中最完美的中国教育的佳境？
俞敏洪：这很难说，第一肯定是公平教育和均衡教育，这是中国的教育最基本需要做到的；第二中国教育在高等教育这个领域中间，必须要真正的达到世界水平，中国的高等教育整体来说和世界水平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问：差距有多少？
俞敏洪：不敢说，因为中国的大学不一样。第三中国培养出来的学生真的是有着完整的独立思考能力，有很好的创作力、想象力以及学科、学识能力，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问：您前几天跟媒体说过，现在有很多企业家愿意捐钱给教育，随便一捐都是几百亿。这话该如何解读？
俞敏洪：国内很多企业家其实现在已经有实力可以捐到上百亿，这是最高实力了。国外流传着一个传统，尤其是过去，当教育还不那么发达的时候，企业家捐赠一般都倾向于捐给教育，去捐给一个大学，比如说斯坦福大学，都是由个人捐的。其实中国企业家肯定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问：您说的是本人吧？那目前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俞敏洪：不光是本人，还有其他人，比如说李书福已经在北京办了一个吉利大学。之所以现在企业家没有这样的行动，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企业家本身还不足够老，他自己还可以用这个钱来继续赚更多的钱，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因为钱越多最后越好，他捐的越多。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教育政策，尤其是对私立教育，我们中国把它叫做民办教育，这个政策是不明朗的。因为教育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它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所以媒体、教育、出版现在的控制其实是不合理的。首先要相信中国人民是希望中国好的，其次要相信媒体出版或者说教育所有这些行业里面的人，其实都是愿意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去办事情的，所以这样不放开或者说政策不明朗导致大家的积极性会受挫。
比如在民营教育领域当中，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民间力量去办大学到底是什么样的说法，没有特别明确的做法。
问：您之前说过特别希望办一所大学，现在情况如何？
俞敏洪：我在做，我前几年一直在北京想办法征地，因为办大学的前提目标需要有500亩地，但是我后来发现在北京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因为在北京只要是稍微好一点的地块，政府就已经不太愿意把它拿出来办大学了。对于地方财政来说，经济效益永远是放在第一位考虑的，所有的政府都会考虑这500亩地如果用来办工厂或者用来办别的行业，能带来多少税收，而大学不光不能给他们带来税收，还要给他们带来麻烦。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说在北京的几所民办大学基本上都是独立学院，独立学院有一个问题，它原来和某个大学是联合在一起的，和这个大学有协议也好或者说有股份制也好，这是我们希望有的。
问：您也比较关注农村教育以及留守儿童教育的问题，您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有什么样的配套支持？
俞敏洪：就我所说的全国统考这一件事情如果实施的话，留守儿童就能减少一半，理由非常简单，父母就知道我把孩子带到哪一个地方都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就无所谓了，我在哪个地方上学都可以。然后这些打工子弟们就会自己形成自己的学校，他可以一直上到高中，参加全国高考，所以留守儿童问题就能够解决。
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中国产业转移，比如说把一些人工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出去，国家现在已经做了，转移到留守儿童最多的地区，现在高速公路、高铁那么快，运输起来也方便。
所以留守儿童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城市的每一个人不要以为留守儿童跟你没关系，再过二十年看看跟你有没有关系你就明白了。所以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教育现在最大的问题，真的是要把它当做国家战略的问题，这比异地高考还要重要，全国有6000万留守儿童，这是什么概念？我是去过农村地区的，那些留守儿童是没人管的，人品没人管、道德没人管、感情没人管。
问：您说的这也不单纯是教育的问题。
俞敏洪：我说的是产业布局的问题，但是归根到底教育是可以引导的嘛！比如说为什么儿童要留在农村，原因是这些打工的人在城里养不起，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不能在当地上学，把孩子带过去没有地方上学。
问：俞老师，在2010年的时候，你说你遇到一个难题，自己的女儿也面临高考，也让您挺困扰的，目前是怎样的？
俞敏洪：我女儿后来联系了国外大学，因为我的经济实力足够让她去上国外大学。我为什么鼓励现在富人的孩子和政府官员的孩子如果他们有这样的经济条件的话全部到国外去？为什么鼓励他们到国外去？特别简单，否则这些有钱人、尤其是政府官员的孩子，他们本身水平很好，我觉得中国政府领导培养自己的孩子是绝对有一手的，中国政府领导培养自己孩子的成功率达到了80%以上，中国有钱人培养孩子的成功率只有不到50%，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政府官员领导孩子，如果他们没有到国外去的出路，他们占据的全是中国最优秀的高等教育资源，在北京政府领导的孩子占了多少比例？但是现在这些比例开始下降，原因是他们的开始出国了，让出来的全部是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我觉得这个特别能说明问题。
我们假定本来占据了北大30%的资源的学生是政府领导的孩子或者有钱人的孩子，他们都出国了，这30%的位置给了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没有能力出国的孩子、经济不够不就是普通老百姓吗？我觉得这就很好，当然我希望这样的名额更多的倾斜到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孩子身上去，这也是国际教育帮助我们调节的教育平衡、教育均衡，我觉得也是一个好办法。
问：您今年还提了关于水污染治理的提案，想请您具体谈谈这个问题，您觉得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个污染？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俞敏洪：这就是政府监管不力和腐败导致的，这绝对和中国经济没有关系，你严格的治理污染不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污染，尤其是地方性的污染，就是属于治理不力导致的。（采访整理/和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