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业进入微利时代？

中国网：有人说当今中国出版业进入微利时代，您是怎么看待当今中国出版业的？

周明伟：微利是一个事实，能够持续多久还有待于观察，是不是永久的是微利时代，我不觉得是。五年前，它是利润比较高的行业，现在确实不是。对读者来说，如果价值同它的呈现方式一致，微利意味着对读者有利。

要实现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必须靠好书，必须靠有持续吸引力的图书，通过提高影响力和市场的份额来提高利润，而不是简单的靠多出书解决利润问题。出好书是提高利润，实现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主要手段。阅读市场对中国来说，无论是相对于发达国家平均的阅读能力，或者是我们本身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学习读书的要求，这个市场都还是刚刚开始。如果我们阅读的能力有所拓展的话，我相信这个市场的吸引力还是在那个地方的，还是现实存在的。

中国网：出版业就是为读者读书把第一道关，作为一个出版人，最大的使命是什么？

周明伟：最大的使命还是应该有阅读的使命感，鼓励别人、帮助别人阅读的使命感，这个职业的基本特征是你要通过个体的劳动让别人读，有这个使命感和没有这个使命感不一样。尽管有一些人做书可以做得很热闹，但是它缺乏这种阅读核心的需求。阅读的人需要阅读文明的成果，因此要呈献能够对人、对社会有益的，能够带来启发、带来启示、带来感悟的形式，这可能是出版人最重要的责任。任何偏废的或者是单纯的追求利润，或者是迎合某一个时期某一些受众的偏好，都可能误导读者、误导社会，这是不负责任的结果。因此对出版人来说责任很高，本身的文明程度、文化程度，对文明和文化理解的程度，他表达的能力，将直接影响到别人对文化，对文明的了解，对过去、现在、未来的看法。

中国网：其实我相信通过出版，可以引导社会大众去阅读，去拥有更多的精神食粮。我现在手里有一份中国出版科学院研究所对全民阅读的调查，它显示，我国国民每年人均阅读量仅为日本的1/9。看完这个数据我心里发凉，您认为什么原因造成巨大的差距？

周明伟：有些数据不一定能够真实地反映问题，但是基本事实我相信是如此。因为阅读能力是同平均的教育水平有关系的，同文化上的理解和传承是有关系的，中国对教育、对文化传承的重视程度在全世界各个民族中是排在前面的，我们重视教育，重视文化传承。

目前，阅读的数量如果有差距，我相信直接原因还是教育水平、人口基数不一样。如果你选择的区域不一样，数字结果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平均教育水平较低同我们主体人口超过50%以上在农村还是有关系的。但是近年来中国的教育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这个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当然，这还是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共同努力，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阅读率、阅读量，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种民族精神来倡导，使学习成为民族素质、民族精神的一个具体的要求或者是追求。

中国网：您有什么好的办法提高我们的全民阅读率吗？

周明伟：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基本上我觉得是取决于教育。教育水平不提高，简单地说提高阅读率可能是空中楼阁，教育水平的提高不完全是靠钱的问题，不能说完全不靠钱，但是完全靠钱是一定解决不了的，还需要整个社会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使命，很重要的挑战。

中国网：我们不仅要多读书，您刚才说的会挑书，会读书，读好书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分享一下您的读书生活和感悟吗？

周明伟：读书第一个挑战是挑书，提高自己挑书的能力是在目前众多图书资源当中、在有限时间里汲取有效信息的第一个要求。（挑书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挑书过程中提高的，是满足自己对知识和能力增长的需要，同时能够引导或者是启发自己学习的一些新方向。

第二，要有一些基本的读书的办法。在学外语的时候常常要求精读、泛读，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要有意识精读一些书，同时要有极强大的泛读能力。因为现在信息太多了，没有一定的泛读能力，浏览图书的能力，实际阅读量上不去。在信息的汪洋大海当中，泛读能力现在显得越来越重要。如果你适应不了，很多你是学不会的，或者你会失去很多可能应该也能够掌握的信息。我觉得每天有一些快速阅读量，同时要静下心来安排一点时间琢磨琢磨。

中国网：不能浮躁。

周明伟：不能浮躁。如果偏废经典图书精读的基本功，我们就可能无法了解和驾驭一些市场价值不是很突出，但是对市场影响力比较大的重要信息。我还是喜欢精读一些书，放大它的效益，提高举一反三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