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以色列政府对外公布了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相关档案，其中包括他在临刑前给以色列总统写的赦免请求信。阿道夫·艾希曼是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他于1961年在以色列受审并被判处绞刑。
和在其他国家受审的许多纳粹战犯一样，艾希曼将自己的行为辩解为“执行上级的命令”。信中求饶道，“（我认为）应该在为此负责的领导和我这样被迫执行命令的人之间划清界限”，“我不是为此负责的（上级）领导，我不觉得自己该承担如此罪责。”在此之前，波兰已基于国际法判处了39位/40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管理人员有罪，其中21位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只是执行命令”也是犯罪，不过可以减轻刑罚。以色列很有可能也对“单纯执行命令”的罪犯降低刑罚，艾希曼瞅准的正是这一点。
时任《纽约客》记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基于对艾希曼的庭审观察，曾出版《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提出“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不少只阅读二手中文文献的中国学者，将艾希曼的行为以讹传讹地解释成“平庸的恶”，以为他是一个没有感情、几乎没有思想的纳粹官员，“从未意识到自己做了些什么。”
但恰恰相反，阿道夫·艾希曼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向世人展示：一个极权国家真正的刽子手（即使他没有亲手杀人或下令杀人），是如何深思熟虑地践行自己的疯狂理念；在事情败露之后，他又会怎样努力用“我只是执行命令”的谎言，来掩饰自己不可饶恕的罪行。
正如英国学者大卫·切萨拉尼(David Cesarani)在《成为艾希曼》一书所说，1906年出生的阿道夫·艾希曼，成长于奥地利北部的一个传统中产阶级的、周遭反犹气息浓重的家庭里。不过早期在奥地利，艾希曼还是有犹太人朋友，他也受雇于犹太人从事油和煤油的销售工作，他父亲的娶的第二个妻子还有犹太人亲戚。1932年4月1日，他加入纳粹不是出于反犹太主义，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木匠，以及他认同纳粹对凡尔赛条约的立场（就是凡尔赛条约给德国带来了耻辱和经济困难）。
《成为艾希曼》和《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都承认，刚开始确实是辛勤工作和偶然因素更多地推动了艾希曼的纳粹职业生涯。1933年，艾希曼被派往德国，艾希曼在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地盘参加了几周的战斗技能训练，从许多人中脱颖而出，他为此感到很自豪。1934年，艾希曼开始在德国柏林负责收集第三帝国的敌人（艾希曼负责犹太人）的情报，他逐渐熟悉犹太事务，并最终成为犹太事务的负责人。艾希曼职业生涯的顶峰是作为党卫军高级突击队队长（相当于中校），负责驱逐纳粹德国和其他占领区的犹太人。
但事情起了变化。艾希曼不再只是单纯地执行上级命令，不再只是纳粹德国的一枚齿轮，而是发自内心地逐渐接受了反犹太主义，他满怀热情地做着自己的工作。1942年1月20日，“万湖会议”召开，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会议决定要对犹太人进行“肉体消灭”，也就是大屠杀（在此之前已经有50万人被屠杀）。在会议召开不久，艾希曼很快就自行起草了运送犹太人到集中营的列车时刻表。艾希曼自己参与了毒气室的选址、毒气室用品Zyklon-B的采购，他参与运输人类头骨，他也清楚地知晓他负责转运的数百万犹太人最终会面临怎样的结局，因为他曾走访奥斯维辛等集中营，他还在明斯克集中营目睹了大规模枪杀犹太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