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显示1943年，艾希曼反犹太主义表露无遗，“（自从我们纳粹开始）加紧对犹太敌人的措施，犹太敌人一直在努力摆脱这种他们应得的命运。”艾希曼对大屠杀感到十分自豪，即使是在1945年柏林沦陷，他对他的纳粹同伙做告别演说时都不改口，“（一想到）我已经杀死500万犹太人的感觉，我就会笑着跳进坟墓。这给了我极大的满足和安慰。”
1945年5月纳粹德国投降，艾希曼被逮捕并关进了美国的拘留营，但也许是他的名字还不那么被广为人知，艾希曼设法逃脱，并藏匿于奥地利的几个乡村里。1950年，在地下党卫军的帮助下，他逃亡到了阿根廷，用假名里卡多·克莱蒙特(Ricardo Klement)生活了10年。1960年5月，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将其逮捕（秘密绑架）回以色列，并于1961年4月11日受审。
在整个受审过程中，艾希曼试图将自己伪装成一个不会思考的、只是尽职执行命令低级纳粹仆从。参加庭审的人们在被告席上看到了一个十分正常的艾希曼，他戴着厚重的黑色眼镜，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西装，看起来不过只是一个纳粹的普通官僚。旁观者问自己，被告席上的这个人真的是需要为犹太人大屠杀负责的罪犯？
艾希曼在法庭上不断强调，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命令，他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作出决定的是穆勒、海德里希、希姆莱以及希特勒。艾希曼甚至称，他一直努力遵守康德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康德的伦理学原则）。艾希曼的这番表现不能说欺骗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作者汉娜·阿伦特（她当时在庭审现场旁听），但至少是误导了阿伦特，以至于阿伦特后来以此观察为灵感，得出“平庸的恶”的论断（不过阿伦特对艾希曼的暴行也有大量描写）。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不管“平庸的恶”这个混乱模糊的概念存在多大争议，将它运用于艾希曼就是错误的。艾希曼不是平庸，而是恶，即使是他逃亡至阿根廷，仍然不改纳粹本色。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贝蒂娜·斯坦尼思(Bettina Stangneth)通过汗牛充栋的相关文件，撰写了《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一书。书中成堆的证据再次推翻了艾希曼编造的谎言。
在1945年后的流亡生涯中，艾希曼仍然充满激情地坚信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t)，他自豪地在印有“阿道夫·艾希曼——党卫军高级突击队队长（已退休）”的照片上签下自己的大名，他将驱逐40万名匈牙利犹太人的行动当作他富有创造力的杰作，“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
1957年，住在阿根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前纳粹分子威廉·扎森(Willem Sassen)采访了艾希曼。扎森的本意是为否认纳粹的战争罪行收集材料，结果艾希曼只想确立他举足轻重的纳粹历史地位，艾希曼的陈述恰恰展现他是如何积极地投入屠杀工作中。在采访录音里，艾希曼没对任何事情感到羞愧或者抱歉，相反的是，他阐述了自己的天生使命：“我必须坦白地告诉你，如果就像现在我们知道的那样，我们消灭了1030万犹太人，我会很满意，我会觉得我们消灭了一个敌人（指整个犹太人种族）。”
艾希曼在阿根廷享受到了短暂的自由，也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回忆录中的笔记推翻了艾希曼在审讯时援引康德的辩护行为。笔记驳斥了康德，“自我保护的动力，要强于任何所谓的道德要求。”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还揭露，1956年艾希曼曾经给当时的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写过一封公开信，暴露自己的身份，请求将自己押回西德受审，以便告诉德国人的年轻人希特勒统治时期都发生了什么事件，并证明自己在历史上的价值。在写这封信时，艾希曼只字不提“事件”是指犹太人大屠杀。而且要知道，回到西德受审，意味着艾希曼不会被判死刑（当时西德没有死刑）。这些都证明，不管在战时还是在战后，艾希曼绝不是一个“不会思考”或者“没有思想”的人，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的思维与计划的狂热纳粹分子。
令人欣慰的是，艾希曼在受审时的撒泼打滚并没有起到效果。1960年12月12日，法庭认定他要为驱逐、围捕和转运犹太人行为负责，判其犯有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罪；1960年12月15日，法庭进行量刑时考虑到艾希曼不仅只是执行命令，还竭诚地相信纳粹事业，同时他也是犹太人大屠杀中的关键作恶者，便判处艾希曼绞刑。顺便提一句，这种证明被告出于本意作恶的定罪方法，也是联邦德国所采用的（虽然两国审判基于不同法律）。德国地方法院不仅认定“只是执行上级命令”的被告需承担谋杀共犯的罪名，对那些“出于自己本意杀人”的人，更是一律判谋杀罪，刑期最高终身监禁。
斯坦尼思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说，“艾希曼想要生存，而他相信他说谎的能力能帮他逃过一死……如果你读了艾希曼在狱中的笔记，你就可以找到线索。即使作为被告，艾希曼（也）品尝着拥有说谎能力这一特殊感觉。当他得知绞刑判决时，他告诉他的律师，‘我没想到他们一点儿都不相信我’。”
1961年5月29日，以色列最高法院驳回了艾希曼的上诉。艾希曼仍然不死心，请求时任以色列总统伊扎克·本-兹维(Yitzhak Ben-Zvi)给予赦免。他写道，“说我没有受到（正常）人类情感的影响是不对的，尤其在目睹人类暴行之后，我立即申请了调动。此外，在警方调查期间，为了建立无可辩驳的（历史）真相，我自愿透露了先前并不为人所知的暴行。”5月31日，总统本-兹维用希伯来语写了一封信给以色列司法部长，“在审阅过所有提交给我的（关于艾希曼）的材料后，我得出的结论是：给予阿道夫·艾希曼以赦免或者是减刑都是毫无理由的。”
艾希曼利用“只是执行命令”来求饶彻底失败了。实际上，近年来的研究还挑战了“一些纳粹战犯只是服从”的观点，例如澳大利亚的两位教授指出，任何暴行不止涉及服从，还涉及热情。如果执行者对所作所为感到无助或者不知所措，暴政是不会兴起的。对犹太人屠杀的“最终解决方案”的具体细节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需要艾希曼这样的人加以设计。
艾希曼不是第一个撒谎的作恶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不过那些穷凶极恶却又狡辩自己“只是执行命令”的人也许终将和艾希曼殊途同归：1961年6月1日，午夜时分，艾希曼被执行了绞刑。
(文/黄小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