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国务院宣布“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引起轩然大波。最高法随即也做出回应，“封闭小区是农耕时代的产物，不适合今天。”不过，稍微考究中国居住区规划历史可以发现，小区概念源自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的苏联，并在中国接受了彻底“改造”。了解封闭小区的发展过程，就能明白拆小区的围墙是多么不合时宜、不近人情。
1950年代，朝鲜战争过后，中国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试图开展全面的工业现代化建设，苏联为“一五计划”中的156项重点工程提供科技、设备和人力的直接援助。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大部分城市还处在前工业化的状态，中国很自然地开始向苏联乃至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寻求建筑和城市规划的经验。仅仅在1954年，《建筑学报》上的文章就有将近一半都是讲苏联和东欧的城市规划的译文，影响了当时一批这行的中国专家。
来自苏联的大街坊(superblock)模式首先被用来进行试验，但也很快被遗弃。大街坊模式是斯大林的最爱，它强调对称、围合空间，却有无数缺点，住在里面的居民得面对西向窗户、临街噪音、污染、空气不对流等一系列问题。对当时的人来说，大街坊更为要命的是它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曹杨新村是大街坊模式代表作，但它的设计者发文检讨自己没有采用苏联最新技术，而采用了大街坊这种无用的资产阶级理念。
随着中国规划者将关注点移到居住区的经济和效用上，一种被称为小区(microdistrict)的苏联模式引起了规划者的注意。小区模式最早来源于1935年的“莫斯科计划”，在斯大林时代受尽大街坊模式的排挤，1953年斯大林死后得以重新出现。小区面积被定义为75-125英亩，人口则被限制在5000-15000人，小区模式有着更大的面积、更复杂的等级结构，但从空间结构来看它还是“邻里单位”的一种，和大街坊没有本质区别。
不管怎样，小区模式于1956年因一篇俄语译文被引入中国，1957年作为概念性规划方案提交给政府，1958年《建筑学报》第一期上的4篇文章有涉及到小区模式，小区模式的理念还被纳入人民公社的计划中。到了1962年，水亚佑在《建筑学报》上第一次系统解释，小区是“由城市干道所包围，具有较完善的文化生活福利设施的城市住宅居住建设的基本单位”。小区模式逐渐变成了一个居住区规划标准，小区要整合住宅和设施，设施数量要取决于服务多少居民，规划者幻想着可以把全国的居住区都建立在小区模式上。
不过，虽然1950-1970年代，确实有大城市建成了一些小区（例如北京的夕照寺小区），但小区模式还是没有发展起来，这是因为在当时，最广受人接受的居住区规划模式是单位大院。受制于意识形态，苏联的城市规划理念认为，工业生产是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消费是可耻的，所以城市都应该转化为生产中心，而不是变成颓废的消费中心。向苏联看齐的中国也提出了“生产第一，生活第二”的口号。在这样一个指令化经济体制下，单位（包括国企，以及教育、研究、行政机构）就成了集生产、分配于一体的最重要实体。
中国没有单纯地模仿苏联，而是发明了有中国特色的单位模式。苏联允许居住区和工作地之间的距离最高不超过40分钟通勤时间（的距离），中国则将单位整合成了居住、生活一体化的地方，这大概是出于财政危机的考虑——当时中国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建设、运营公共交通，以供工作者通勤。单位成了一个人人羡慕的地方，有学者观察到，1950年代建成的单位，并没有配备围墙；而1960年代开始，各家单位就纷纷建起了围墙。单位作为集合了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实体，不可避免地有排他性。社会并不平等，单位需要靠墙来保护它的土地和资源不受城市其他地区的侵犯，也要保护其不受其他单位的侵犯。正如《纽约时报》记者的观察，“没有单位，你什么都不是”，到了1978年，超过95%的城镇职工有自己的单位。
计划经济的失败以及十年文革，造成了严重的住房短缺。1978年经济改革政策实施后，中国政府也实行了一系列对房地产的改革，以解决住房短缺问题。居住开发的任务从政府逐渐转移到私人开发商手里，而中央和地方规划部门也依照尘封已久的小区模式标准，着手制订对商业居住开发的公共设施的规定。
1986年至1990年代末，建设部在全国开展“城市住宅小区试点”及“小康住宅示范小区”等项目，影响力不容小觑。如1980年代的无锡沁园新村、济南燕子山小区，1990年代的北京恩济里小区、上海康乐小区，它们常见形式就是以几个组团相为围合，中心部分按部就班地建设一定尺寸的绿化、休闲等公共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