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网《中国访谈》2017全国两会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全国政协委员的驻地，就中国国际形象的传播等相关话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黄友义。黄委员，您好！今年您带来了什么提案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

黄友义：今年我的提案跟我的翻译职业有关，大概意思就是建议实行重大党政文献的外文同步发布。为什么我提这样一个建议呢？主要是实际需要。我们过去有些文件是翻成外文同时发表的，大部分文件没有做到这一点。对我刺激比较大的一件事是，去年五月我跟着政协代表团到法国去开会，刚坐下，法国议会的人就来找我问。法国还有一个咨询机构叫精舍环境理事会，精舍环境理事会的国际委员会主任，他说你不是搞翻译的吗，我就来找你要。他们纷纷来找我要，要什么呢？“十三五”规划法文版。我说我们还没有翻。我就反问说：你们要这个干什么？这个是讲我们国内发展的，很长。他说越长越细越好，因为我们在议会里头讨论法国新工业政策，我们准备推出这样一个政策，就看看能不能跟中国对接。

这件事儿对我刺激很大，我们没想到外国人对我们这么关注。但的确有这种需求，这跟中国经济的发展，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跟它的发展息息相关。它不是一种客气话。去年七一建党95周年，习近平做这个讲话，严格地说，这个讲话是给党员听的，给国内群众听的，但是外国人纷纷来要，这次又是外国人出手给翻译了全文。外国人纷纷翻译中国的东西，要中国的东西，就说明他确实有需要，而我们没有提供。这个我们就要改进自己的工作。

翻译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不要同步发布？现在看来有这种现实需要。

第二，谁来翻译？我认为中国人和外国人要结合，中国人自己把握准确性没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外文有点中国味，外国人听起来理解有困难，这时候要让外国人参与。要走中外结合的路子，这也符合全球化，把改革开放提升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高度。

第三，怎么翻，什么时候翻？要同步发布，翻译就要提前介入，你等中文发表了再组织队伍翻，已经来不及了，有时间差了。你翻得慢一点，外国人翻了，外国人翻的又未必准确，要让翻译在重大文件中文版发表之前提前参与。

很多记者，比如说新华、人民的记者在重大的政策文件出台以后他要写很多评论，他怎么写的？他在发布之前就先看到了，他才能有时间来撰写。翻译也是一样要提前介入，而这个事情不能搞乱，不能乱翻，要有高度的组织性。我具体的建议是：由国新办考虑，这个由上级领导来考虑，组织一个快速反应部队，有的人管它叫别动队。文件起草得差不多了，这会儿组织一批人赶快事先翻好，同日发布。这个说到底，满足外国人需要，体现我们的文化自信等等，但是说到底是要建立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网：您说的是要让外国人介入，现在中国翻译这个市场大部分是以中国人为主，外国翻译有多少？

黄友义：你提出这个目前是在翻译界热烈讨论的问题——中翻外谁来翻？有一部分外国学者，我认为他们主要侧重于文学、诗歌，他们强调你不要中国人翻，你翻成英文总是中式英文。实际上我一直坚持翻译应该要中外结合，为什么呢？没有足够的外国人来帮助我们从事中翻外，中翻外又涉及到很多领域，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文化又有古典文化和当代文化，所以，这个量非常大。长期以来，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非常有数，在北京有一帮外国小伙子，他们在这儿学了中文了，但是你去找他的时候他都忙得很。这个光靠外国人不行，要中外结合。中国人也要经过精选，也不是谁都能翻。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跟翻译业的迅速发展、膨胀、扩张有关系。

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走出去，企业出去要投资，你要把自己的产品介绍出去；你要把成套设备卖出去，成套设备要有介绍；你要在当地招工，要进行管理，企业化治理，你要把管理体系翻成外文。这个量由于经济走出去，带动了文化走出去，中翻外的量就非常大。因此，这会儿光靠外国人也不行，光靠中国人也不行，要不断地扩大这支队伍，好在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中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学了外语，学了翻译专业，也在从事翻译工作。但我的感觉是从量到质，目前的翻译队伍中国人加上外国人，都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因此经常有人找我说这个你能找人帮助翻吗？那个你能组织几个人吗？我经常跟他说办不到，找不来人，而且这不光是英文，很多其它的，多语种，一带一路涉及到的语种多了。

我去新疆，新疆就有人找到我，政府说你能不能提供几个阿语翻译和土耳其语翻译，我们跟这些地区的交往很多，让他们全天候给我们做。我说办不到，在北京这些翻译当中，阿拉伯语翻译和土耳其语翻译都很忙。我组织的一个项目，我参与的大中华文库，里边就涉及到把中国的古典文学翻成阿拉伯文，找不到译者。

中国网：您觉得如果提高翻译的待遇或者费用，会不会鼓励他们参与得多一点？

黄友义：非常重要，你的待遇好，大家就愿意进入这个行业。很多人不愿意进入，很枯燥，尤其是中翻外，你出力，没有名，你要是外翻中，国内发行量大，一看这是某某翻译的，你就有名了。中翻外，把你的名字写上，也仅仅是汉语拼音，没人知道了，这个体现人的价值不够，它有天然的缺陷。那么从经济待遇上衡量这个行业值不值得进入，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能不能满足他对生活的需求？他要养家，他要买车，他要送孩子上幼儿园，如果他挣的钱不足以干这个，他为什么进入翻译行业呢？所以现在出现一种现象，很多翻译他是有别的职业的，他晚上打打工，周末打打工做翻译。

当然，任何一个国家翻译行业都有这样的——自由职业者，利用一部分时间，这是国际通行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职业的、全天候的、专职的人在这儿全力以赴地做这个工作。那我们现在的待遇就缺乏。你比如说成立了那么多翻译公司，很多人去报考，一看你给我翻译这么点钱，我干一段时间，工作又很累，要求又很高，辞职了。我何必干这个事？我有挣钱比这个更容易的渠道，我就走了。社会没有完全认识到翻译的价值，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你中文再好，给外国人看用不上，还得靠翻成跟中文同样好的外文，这个是高智商的工作，不是是个人就能来的。长期以来，为什么翻译待遇上不去？是社会上对翻译的价值体会不够，这几年大家开始有所意识。

中国网：我记得您当年有过提案提到这个翻译的待遇问题。

黄友义：对，这个事情要长期呼吁，人们的认识是要逐步加深的。

中国网：现在人工智能跟机器翻译越来越发展，您觉得未来有一天是否机器翻译会取代我们人工翻译，我们翻译是不是都失业了？

黄友义：我认为不会。我也一直在关注人工翻译。人工翻译是两个技术的结合，是语言翻译能力和人工智能、大数据。大数据的翻译特点是数据要大，数据大了，机器翻译就更快，现在数据不够大，因此，机器翻译的能量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很多还得靠人去干。目前阶段最好的办法是人工和智能翻译结合，人工通过自己的翻译把数据基础内容扩展，机器抓取就能发现人工的成果。这样它的数据越来越大，将来机器翻译的准确性就能提高。有些情况下机器翻译翻译个大概，然后人工去干预，人工去修改，这个是比较普遍的。如果说让机器完全取代人，它翻译的东西100%能用，现在做不到，只能在个别领域，比如说数据特别大，专业性特别强，老是这几个字，尤其是技术领域、商业合同，可以做到，老是这几句话，“如遇争议将根据什么法律来解决”，这些固定的（可以）。但是人文类的东西，我们国家的一些新观念、新理念、新表述，这些数据库没有，机器解决不了，还得靠人。

我觉得将来会有这种情况：机器翻译发达以后没有低级的人工翻译，因为低级的活，第一道程序都是机器做的，对翻译的要求是什么？一定是水平要高，那会儿翻译有可能待遇就上去了。因为他都是高级翻译，不一定是年龄大，但水平要高，能纠正机器翻译存在的错误。

中国网：前段时间看到新闻说，有很多国家的翻译对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讲话翻译起来很头疼，不知道您听过特朗普的讲话没有，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黄友义：特朗普的讲话和传统的美国政治家的讲话风格截然不同，他用的词汇量很窄，奥巴马就注意了，因为美国政客他是要靠讲演上台的，讲演不行的没有一个能当上总统。他在讲演的时候就注意跟老百姓沟通。奥巴马讲话你看着很有文采，但是他的用词量不超过3000英语词，就是大家最常用的这3000。现在特朗普可能给压缩到800了，老是这几个词重复，这些是最基层的，没上过大学的人都能听懂。美国很多蓝领工人、家庭妇女，并没有大学学历，美国上大学的人不到40%，大部分人是没有大学学历的，这些人听特朗普的讲话就很容易产生共鸣。就是他每天用的词汇，对翻译来说是一种挑战。头一个，词汇反复重复，你怎么处理？很严肃的场合他用很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很多人在研究翻译，看似用的词汇少了应该好翻，未必。

中国网：现在中国面临的全球国际形势比较复杂，无论是中美、中日、中韩，又在合作中，又有矛盾和对峙。怎样在对外传播方面更好地解释好自己的立场？能更好地营造国际环境？

黄友义：你提的问题非常重要，中国面临这些国际上的挑战，有反对你的，有不理解你的，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我最后给你举个例子，我去年到欧洲去参加中欧圆桌论坛，主题是“一带一路”。论坛足足开了两天，大部分时间一开始都是中国的几个专家在那儿介绍“一带一路”意味着什么。我们提出的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我们压缩成高度概括性的语言，欧盟的这些人当场就说听不懂，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说的这么透彻了，他说不知道想干什么，他是不想知道，也说明他的知识比较单薄，说明他对中国有成见，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是发展中国家，他特别希望跟中国合作，搭上中国发展的这个列车。他就说什么叫“一带一路”，“一带”涉及到哪，能不能到我们这个城市？“一带一路”是不是就把资金分给我们？你跟外国人接触就有一片问题，好处是说他关注你，终于把注意力放在我们中国人头上了，给我们解释自己的机会，这会儿怎么解释，这就是我们对外传播当中的挑战。

我觉得这里边我们要掌握几条，第一条，你必须要知己知彼，了解外国人在想什么。刚才我说的这几种情况，你针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语言。第二，不能光站在中国往外发东西，发消息、发文件，要深入到他们当中去，你会发现外国人，都是同一个机构的人，他会有不同的观点，他会有不同的问题，你要有针对性地跟他去解释。第三，一定要了解外国文化，用人家习惯的语言，能理解的语言跟人家谈。搞不好你说的会是套话，人家不懂，搞不好你会过于让人家觉得民族感太强。

我举个例子，不同的问题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春节的时候，联合国驻京机构（驻华机构）发了一个祝贺中国人过春节的贺词，后面有一句话，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8亿人吃不饱。这个在中国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也引起了国外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部分中国人说联合国向我们表示祝贺了，而且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国际大家庭的组织，他心中装着全世界，要提醒人们世界上还有贫穷，大家要关注。这个实际上很符合我们中国人过节的理念，你想想吧，咱们过节之前各级政府都要访贫问苦，咱们自己个人借回老家看亲戚的机会，也会对一些贫困的同事、亲友进行帮助。咱们过节的时候除去自己享受节日的快乐，也同时没有忘记贫穷的人。联合国这条消息跟我们的理念是一致的，这个消息不是联合国总部纽约发的，是在北京的联合国机构发的，他是了解中国国情的人。

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就觉得，我们刚吃两天饱饭，我们过两天好日子，你联合国看不惯？我到地方去，有一个地方领导当着联合国官员的面，就说你们春节发表了反华声明。在场的联合国人员觉得非常委屈：我们没有反华的意思，我们到中国来就是跟你们合作的，甚至我们这部分工作人员是你们的朋友。这个就是没掌握国际上的话语权。我们特别要注意，不要让外国人觉得中国人发展起来了，高傲自大，这个文化是有差异的。比如说“永远不变的黄色的脸”，因为我们是黄种人，我们唱的很亲切，大家都没觉得有问题。外国人觉得有问题，他换过来会问你，我们美国人，我们英国人敢唱永远不变白色的脸吗？你们一定说我们是白人至上。我们没想到这个问题吧？我们这首歌唱的时候是有一种自豪感，没想传达一种种族主义。但是外国人这样理解了。那我们在向世界宣讲中国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人家怎么想，人家的文化导致他怎么理解。因此，一定要提高我们这种传播能力，根本问题是文化上的沟通。

中国网：中国文化也在这些年走出去，像有一些电视剧在非洲和东南亚很受欢迎，张艺谋他也拍了《长城》，前段时间采访到了孙平，他编了《戏曲百部经典》。这么多年来，你觉得，哪些对外输出的作品、成果是值得肯定的，哪些是走错了道路？

黄友义：总的来说，文化走出去，我们做得还是不太够，因为我们面对的受众太多，处在不同的国家，他们的发展阶段、他们的文化背景不同，他在某一时段对你的文化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倒退20年，美国人最关注中国什么呢？健身、太极拳、中医中药、针灸，后来居然有美国人成立了一个中国传统医学出版社。为什么呢？他那会儿关注的是这个。现在他关注的是什么？恐怕是你的军事，你要介绍点中国军事，读者会很多。美国人不关注健身了，俄罗斯人开始关注了。不同的地区出于他的文化背景的需求，他是对中国有不同需求。我们这些都有受众，只是我们没有做到精准地推广。

你现在再拿健身去跟美国人谈，我们再把中国的健身书、中医书翻成外文，你就不如美国人做得好，你也不知道人家都做了什么，人家市场上都被哪些书占领了，他们就说外文中医的图书。我们要想让文化传播走得更精准，要了解外国人的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需求。比如说最近这几年，网络文学对外翻译非常火，它针对的是什么？它针对的是发达国家地区，看中国网络小说的绝对不是非洲某个地区的人，也不会是中亚地区的人，那是美国、欧洲、东南亚，相当一部分是海外华人，这是一。真有这么一批受众，所以网络文学受欢迎。第二，网络文学的写法更国际化，这些创作者意识到他了解国外文化，他在创作当中有国际元素，已经引入他的作品当中，所以很容易被外国人吸收。

中国网：前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下团组，去政协那边，说到知识分子，在上海说到中国改革开放，不知道您对习总书记他下团组说的这些话有什么评论？

黄友义：我觉得习总书记这次的讲话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鼓励和一种要求。回顾过去一年，中央开了很多会，社科发展会议、高教会议，实际上都跟知识分子有关系。中国的改革创新知识分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后中国经济继续发展，我们特别要面对国际发展，知识分子责任更大。知识分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坚，又是对外传播的中坚，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体现自己的价值，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发展、创新上面来。我没有在场，我们这个组是俞主席讲话，他讲的是其它的内容。从去年以来，我觉得都有一个知识分子怎么样让自己更好地发挥正能量的问题。

中国网：好，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