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每一部作品呈现不一样的思考深度
 
时间:2018年4月20日
嘉宾: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刘震云

 中国网:提起刘震云,你可能认为他是多面的,能写作会编剧,也能在电影里客串角色。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等奖项。从《手机》到《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有人评价刘震云的小说是善于用最幽默的方式来表达最深刻的哲理,用最质朴的语言来搭建最复杂的事物。尽管刘震云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多个国家出版,获得国内外多项大奖,但他依然称自己是作者,依然希望每一部作品都能呈现不一样的思考深度。2018年4月13日,刘震云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以表彰他的作品在法文世界产生的影响。

本期节目,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刘震云。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震云接受中国网专访。   摄影  李佳

中国网:刘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网的采访。作为作家,您的书已经被翻译成法语并且多次出版,您也去法国当地跟读者进行过交流。您感受到,中法文化有哪些异同?这些特点是否给您的创作带来了灵感或启发?

刘震云:我觉得相同的地方就是,文学它反映的都是生活中的人,生活这个概念要大于两个民族之间的差异,比如说像政治的层面,像宗教的层面。我曾经说过,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最节省成本的是“文学”,因为大家读一本书,不管是读法国的巴尔扎克,包括雨果的时代、普鲁斯特的时代,加谬和萨特的时代,马上能知道这个民族他是怎么喝水的,怎么吃饭的,怎么谈恋爱的,一直到生孩子的。这点它跟中国的《史记》、《唐诗宋词》、《红楼梦》,鲁迅先生一直到我这个时代的作家,马上能知道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差异在生活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在社会的层面、政治的层面、宗教的层面都会有很多的差异。

像我的作品目前有七本书被翻译成法文,还有更多的,一本又一本,我随着这些书,包括书里的人物跟法国作者交流的时候,因为它是文学,它并不是一个社会的访问、政治的访问,也不是一个宗教的访问。所以你会感觉到,处于生活中的人沟通起来能够更加深入,也能够更加广阔。包括他读你的书,有很多反映说跟中国人是完全一样的。唯一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不是潘金莲》,一个人要想说一句话,为什么20年没有说过来?而且又经过了那么多社会和政治的层面,他可能不是会特别地理解。那我就跟他说,像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他马上就能理解。

法国产生过很多非常好的哲学家,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哲学的作者。我在读起来,别人就觉得有些书读起来特别的冗长,是不是特别的节外生枝?特别是像普鲁斯特和萨特的作品,我读起来没有太大的障碍。我不知道潜移默化对我的作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一般影响都不会是特别表象的、具体的,它是潜移默化的吧。

中国网:您创作过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中《一句顶一万句》不但获得茅盾文学奖,也入选高考试题。这是您最满意的作品吗?

 刘震云:我知道《一句顶一万句》里有一个私塾先生就是老汪,那段曾经入选过高考的试题,这是高考出试题的人,包括整个高考的试卷水平提高了。我不知道它被入选了,好像是上午考试。那道题的分值还是挺高的,我记得是25分,25分在语文卷里算是一个大题。我答下来后他们对照标准答案,我只得了5分,可见,这个考试出的标准跟你真正在创作作品时的想法不是一个系统。因为对作者来讲,你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还是尽量想把它写好,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回头能尽量把它给修复、修改或者替代,这个过程每个作者都会这么做。当一个作品真正出版之后,特别是你隔了几年之后再回头看,总是有些当时自己没有想到的东西,没想到不是当时没想到,而是几年之后你重新思考,这几年对同一个事物的思考,和过去你在写的时候不是特别一样。

 中国网:您最喜欢自己的哪一部作品?

 刘震云:我最喜欢能够把下一部作品给写好。

 中国网:那您之前的每一个阶段的作品,能不能完全代表您当时这一段时间想表达的思想?

 刘震云:肯定能够代表,因为当时就是你自己跟文学、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当时就是处于那样一种层面的关系。当时你肯定是想写一部跟自己过去作品不同的一部新的作品,要是跟过去在创作思路上完全一样,这个作品可以完全不写。比如像《一地鸡毛》、《手机》、《温故1942》、《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等能够看出来(创作思路不一样的),这一点对我还是有些安慰。是不是思考的深度比以前要进步了,进步对一个作家太重要了。比如说一个是感觉的进步,另一个是思考的进步,这个思考有时候只思考文学是远远不够的,思考生活也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网: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恰巧您是在40年前参加高考并考入北京大学,之后开启了您的文学创作之路。可以说,您是改革开放的体验者和见证者,您感受到这40年来,中国文学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震云:最大的(变化)是它肯定跟时代紧密相连。这40年对于中国文学最大的影响就是国外的好多作品,不管是欧美的作品还是南美的作品,印度的、阿拉伯的、东南亚的,所有的作品你很快都可以看到。中国人是比较勤奋的,我出去走了30多个国家,我的书出版另外一种文字,你总要去做推广的工作。中国的图书市场基本上是世界上所有好的文学作品,包括他们新出来这些作家的作品,很快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能够见到。但是中国的作品能够走向全世界的也就那么几个作家,这个是一种很大的反差,这个反差对于中国文学是一件好事儿,你总是学习别人多,比固步自封和夜郎自大要好。

    中国网:经过这40年的发展,中国文学作品的质量有没有一个大幅度提高?

    刘震云:它肯定有大幅度提高。

    中国网: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震云:像开放之后,一代一代的作家他的视野的开阔,整个社会的宽容度还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创作最需要的前提就是创作自由,才可以对这个世界有更不同的认识。

    中国网:刚才说到的这些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给您的文学作品带来了哪些影响?

    刘震云:当然会带来一些影响,但这个影响不是致命的。总是觉得生活的变化会很快,但这个很快都是外在的变化,像汽车、名牌包、互联网,基于所见的这些都是外在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人性的变化,人性的变化就是一千年还前进不了一厘米,这个比外在的变化重要的多得多,而且有时候它会牵扯到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这种生活的变化在我的作品里有过体现,比如说我写过《手机》,人类出现手机之后,人和人沟通的机率极大的缩短了,那是不是心灵的交流也会极大的缩短,还是正好相反呢?当中人的语言习惯就是“我跟你说实话”、“我说白了吧”,但这个实话是因为手机更多了还是更少了?它也是个问题,这个距离跟嘴之间的关系,跟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手机是新出现的,(后来)互联网的出现,微信、微博(的出现)给人的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变化,这个极大的变化跟他内心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不是简单的能够回答,凡是简单的能够回答,用道理说一说就可以了。用道理说不清楚的事儿,文学会更适合把这种复杂的东西由一件事到另外一件事,举三反三,枝枝叶叶,更显现本来状态背后的东西。我原来写过一个作品叫《一地鸡毛》,等静下心来写鸡毛飞过20年、30年。当小林变成老林,他周围的人际关系、社会剧烈的变动,到底给小林到老林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动?这个事儿很复杂,既然复杂,就用文学把这个复杂的话给梳理一下。原来写过《手机1》,我还是想写由手机的时代变成互联网的时代,因为过去手机就是通电话,现在手机跟互联网联系在一起,出现了一个新的交流的方式。现在用手机打电话当然是一种方式,大部分都是在看着微信和朋友圈。

    中国网:您的下一部作品还将关注现实生活中哪一方面?

    刘震云:关注生活中的人,被平常每个人所忽略的情感、认识。文学说起来概念上非常地简单,生活中被忽略的地方,文学就产生了,这是判断一个文学到达什么样的境地的主要的标准。如果文学只是现实生活的一个单纯的反映,这种反映不必费力,我们直接看生活就好了。


(本期人员——责编/文字/主持:裴希婷;摄像:刘凯;摄影:李佳;后期:刘凯 裴希婷;主编:郑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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