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5月4日-5日，作为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系列重要活动，“变与不变——120年来全球大学与世界文明”的“双一流”建设国际研讨会暨北京论坛（2018）成功举行。44个国家和地区的261所大学校长和学者齐聚北京大学，深入剖析现代大学精神内涵，探讨未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方向。以北京大学校庆及研讨会为契机，中国网《中国访谈》对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张信刚进行了专访。

       中国网：中国访谈，世界对话。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网《中国访谈》。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进入新时代，各项事业对高等教育优秀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那么中国高校如何办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对此我们采访到了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张信刚。

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张信刚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节目专访。（摄影/郑亮）

        中国网：张校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网的采访。您其实有很多身份的转变，校长、记者、生物学家，您个人更喜欢自己的哪个身份呢？

        张信刚：谢谢！我先是教授生物学工程好几十年，后来做了工学院的院长，后来做了校长。因为我的工作是工科的，做校长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一个大学不能够只有理工，所以我就开始对人文学科进行推广。当然一边教一边学，我素来对这个是有兴趣的，所以这不叫做转变，是一个演化。我没有变，我还是工程师，但是逐渐拓广了一点，（发生了）演变。我也很愿意有这么一个机会，这是难得的机会。

        中国网：5月2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的时候说到,“国家一流，学术才能一流”。那您个人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呢？

        张信刚：这句话是刚说的，这是第一次从你这里听说，但是据我理解，这当然是事实。比如说我能够想到的，刚刚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英国人因为强大了，占有印度，于是英国学者有机会到印度去考察不同的语言，才发现了现在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印欧语系。如果不是英国强大的话，英国学者再聪明，再能干，再努力，关在英伦三岛，他是没办法发现整个印欧语系的。现在印欧语系从孟加拉湾一直到爱尔兰，好几十个国家讲的话基本是一个语系的，也就是在六七千年前是一样的。那都是因为英国强大，英国的学术才容易强大。

        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学术界的人，或者从事教育的人，或者（开展）学术工作的人，应该也反过来想，因为学术进步了，国家因为学术的进步，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有发展，国家才会一流。所以不能说自己等着，国家强了我才把学术做好，应该反过来说，我们把学术做好了，该做的做好了，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就会发达，国家就会强大。

        中国网：您之前也评价过一些世界机构，比如说《泰晤士时报》增刊对世界大学的排名。您说虽然他们有严肃的态度，但其实这样的排名也存在天然的歧视。您认为评判一所大学的好坏又是什么样的标准？

        张信刚：我过去曾经说过，因为他们找的评判员多半是英语世界来的，也不是说有意地偏心，但是他比较熟悉的是英语世界的学校。因此说英语的学校稍微占点便宜，包括在香港的几所院校，就是我自己做大学校长的学校都受到了影响。至于说怎么样才好呢？短期的一年一年地评，这个很难，恐怕是要由学术交流的人，由不同的教授们自己去评。这比他用一个硬的指标，比方说你有多少预算，你有多少研究生，研究生跟老师的比例是多少，这些硬的指标固然也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但是长期一点讲，我很坚信一个事情，就是毕业生的成就。你这个学校不管是学士的、硕士的、博士的毕业生，加起来经过五六十年的阶段，能够对自己的社会，为整个人类的社会做出来新的贡献，知识方面、事业方面等等。这个方面多的、占比例高的，比方说毕业了三千人，其中一千人都能够有杰出的成就，那这个学校就是一流。

        中国网：在这样的标准下，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是否还存在差距？如果有的话，差距又是什么？

        张信刚：现在不用我说，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同意，现在世界最强的大学应该是属于英语国家的几个大学，比如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差距是一定有的，至于说有多少差距，这个也很难确定。但是有一点，我们假如相信在科学方面偏见比较少一点，科学方面比较客观一点，那以你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奖、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生物医学奖来算的话，那中国人所得到的奖项比这些国家，或者比我们的邻国日本，甚至比我们的邻国印度都要少，也就是说总体的贡献还不够，需要我们加把劲的。

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张信刚谈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摄影/郑亮）

        中国网：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各大高校都带来了什么样的新契机呢？

        张信刚：那要看学校在哪里。如果是在所谓的“一带一路”区域，我相信由于不同的国家都愿意合作，合作的意愿就会增高。大学本来就应该互相联合的。且不讲现在的“一带一路”，古时候的丝绸之路，名为丝绸之路，是贩卖丝绸进行贸易的，事实上从丝绸之路上过来的思想、文化更重要。比如说中国的佛教是从丝绸之路传过来的，今天的蒙古文和满文也是从丝绸之路传过来的，中国的很多过去的技术，凿井的技术、冶铁的技术又传到西边去了，何况我们这里还有别的东西。因此文化的交流，是丝绸之路或者是伴随着贸易必然发生的事情。所以说人心相通，文化交流应该是“一带一路”应有之意，并且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网：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中国高校和“一带一路”区域大学会有怎样更近一步的合作？

        张信刚：自从有了“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不同的国家也经常开会，“一带一路”的论坛也在中国举行，也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举行。上网查的话，“一带一路”这四个字一定是最受欢迎的字。因此我相信不只是我们中国的大学，包括其他国家的大学，比方说哈萨克斯坦、缅甸这些和中国比较接近的邻国，他们也会有意愿，把他们相交的网络扩展出来。因此大家的合作会更容易，大家在互换信息、互换人才方面更为容易。

        中国网：您觉得要更加注重对学生哪些方面的培养呢？

        张信刚：从对中国来讲，当务之急是要培养更多的了解“一带一路”各个地区和国家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人。说实话，我们中国过去的教科书也好，学校科系的设置也好，对于欧洲的小国家都有系，但是对亚洲和非洲的大国家都没有系，语言也不会，所以首先是对语言、历史和文化的认识。这个对中国院校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了，比如说非洲东部那几个国家的语言，比如斯瓦西里语，中国真正懂斯瓦西里语的人很少的。

        中国网：您认为当代的从教者更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德？

        张信刚：为人师表这个事情是很大的。过去讲孔子是为人师表，当然大家都知道常常引述的，韩愈《师说》里有一句话，“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我的理解应该是帮助学生建立一定的世界观，授业就是帮助学生取得一定的谋生技能，解惑就是帮助学生解答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间所发生的问题。这三个，传道、授业、解惑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事情，但这并不是说老师的品德必然就高于学生。韩愈也说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是《师说》里面另外一句话，因此我不觉得为人师表必然是老师超过学生。假如说老师的品德一定高过学生的话，那不就是代表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是在往下降吗，一代不如一代吗？所以我不是这样认为，但是基本上一个老师应该有他的责任心，有他的专业知识，还有他对学生的爱护，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年龄的差别，老师的社会经验和人生经历都比较多，所以老师对学生的尊重和爱护是同时的。

        中国网：非常感谢张校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本期人员——责编/文字：杭舟；记者：唐靖初；摄像/后期：董超；摄影：郑亮；主编：郑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