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哲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既深奥又抽象的学科，中国哲学萌芽于殷周时期，成形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中国哲学发展之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那么哲学到底是什么呢？它又与我们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中国访谈》特邀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吴晓明教授来与我们分享他和哲学的不解之缘。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吴晓明教授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

       中国网：吴教授，您好，欢迎您接受中国网的专访，我们知道从您步入大学校门开始，到今年为止，从事哲学研究已经长达41年，其实哲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学科，那么您当时为什么会把哲学作为您的专业呢？哲学对于您来说又有着怎样的吸引力呢？

      吴晓明：因为当时我们处在那样一个年代，“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第一次有机会高考，高考的时候选择了这个专业。那个时候的想法跟现在的想法不太一样。那时文科最好的是文史哲，理科最好的是数理化。复旦大学文史哲都非常好，数理化也非常好。那个时代我们就选了文史哲的专业。当然那个时候考虑的问题也是比较宏大的问题，所以就很自然的选择了学哲学。学了以后，自己感觉还是很感兴趣。我想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我们也有一段时间对哲学社会不太关注，不太重视，但是我觉得到了今天，也许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来看这件事情。因为随着经济、社会不断的发展，恐怕哲学的任务会越来越重。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哲学是关于思想的事情，而思想在今天成为当务之急。我们不仅要学，而且要思。孔子是这样讲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就是知识、学问，思是什么呢？思想、智慧，主要是哲学。中国在最近30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取得了很多成绩，在今天的发展过程当中，我认为思想的任务会变得越来越重，哲学也就应该变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网：我想这么多年的研究，哲学已经早就深入到您的生活当中，成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那么在您看来哲学到底是什么呢？

       吴晓明：哲学，就是我刚才讲的思想的事情。它跟一般的知识和学问是有区别的，当然我们可以说一般的知识和学问，最初都是从哲学当中分化出去。所以我们现在拿到的学位如果是博士学位，叫PHD，实际上就是哲学博士。其实没有别的博士，就是哲学博士。哲学它最初为各种知识和学问奠基，所以它在国家发展当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也许子女们大踏步地超过了父母，有他们自己的发展前景。但是我想从根源上来讲，我们还是需要关注思想的事情。特别是中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转折点，不仅需要大量的知识学问，尤其需要对有些问题能够深入地加以思考。从中国的学术发展来讲也是这样。最近我们提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我觉得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仅仅是一般的哲学。哲学社会科学要有点中国色彩、中国元素。恐怕不仅仅是这样，我认为我们的学术要发生一个转变。中国的学术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学徒状态，它是跟别人学的，它是学徒。学徒在一百多年，近代以来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学了许许多多东西，这应该说对我们来讲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但是学徒有一个毛病，这个毛病是什么呢？就是模仿、依赖。但是当我们越来越深入面对我们自己问题的时候，单纯的模仿、依赖就不行了。所以一种学术真正的成熟，总意味着它在特定的阶段，能够逐渐摆脱它的学徒状态，而开始获得自我主张。就是说有了自己的自我主张，就可能和老师能够平起平坐了，或者已经超过老师了。这是需要自我主张的原因。我想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是要摆脱学徒状态，开始获得自我主张。只有这样，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才会有我们在517讲话当中看到的，真正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非只是弄点中国元素，或者中国色彩。而是我认为中国的学术正在经历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从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当中摆脱出来，开始获得自我主张。最重要的转折标志就是中国的学术能够关注并且深入到中国的现实当中去，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

       中国网：除了哲学大师以外，您也是复旦大学一名优秀的教师。从教34年以来，您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哲学人才。他们当中很多已经成为了著名的学者，还有一些进入高校，像您一样成为高校的老师，那么您在教学过程中，经常提到的一个理念是“入门需正，取法要高”，您能否给我们解释一下其中的意思呢？

       吴晓明：就是我们学任何东西，总得有一条路径，我们做某一种学术或者学问，总得有一个榜样。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入门要正，取法要高。这来自于严羽的一本书《沧浪诗话》，第一节就讲怎么学诗。如果你要学诗，必须怎么学。它的标准也是这样，就是入门要正，取法要高。所以他认为如果学诗，一定从《诗经》，然后到《离骚》，到后面的魏晋、盛唐，以盛唐为诗，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格局、格调是不一样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思为下矣。就是到下面去了，所以我认为需要跟学生讲这个东西。因为他们现在接触到的东西非常多，知识的内容也非常多，跟我们读书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学生可能会读各种各样的东西，甚至角角落落你不知道的东西，他们也知道。但是在学哲学的时候，我跟他们讲，第一，你入门要正；第二，你取法要高。我想这个很重要。哲学跟其它学术还不一样。其它学术学的时候是，多一块大一块，哲学不是这样的。哲学基本上是往上走的，就是你走到较高的地方，你看到这样大一片，你走到更高的地方看到更大一片，是这样的。所以我对于学哲学，包括学生来学，就提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取法要高，入门要正。因为入门正了，可以左右逢源；入门不正的话，就偏在边缘地带，永远跑不到当中来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说一定要读大哲学家的著作，读康德，成为康德主义者是可以的；读亚里士多德，成为亚里士多德主义也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从角角落落弄来的东西，作为你的立身之本，这是不行的。当然你知道的多，了解的多没什么坏处，这是好的。但是作为你学术的根本，这个恐怕不行。

       中国网：刚才您也提到过，您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进入大学校园的。那么您也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教育体系和科研水平发生的巨大变化，您能否简要谈一下您的体验和感受呢？

       吴晓明：这40年确实变化很大，我们当时学习的环境、学生的条件，包括科研的环境、科研的条件都要差得多。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精神状态却是相当好的。因为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我们有机会在改革开放的态势下面，到大学来读书，来学习，而且能够做老师，传授知识、传授学问。但是我想在那个时代，整个精神状态和精神风貌，应该说还是相当好的。那么现在确实条件非常好了，好到你难以置信。学校里的教授或者教师，不用坐班，而且经费实际上非常充沛。然而，有些东西却对学术、对教育造成一些冲击。所以虽然条件非常好，但是精神状态、动力、学术上的积极动力可能并不像以往那么丰沛。但是我想，有些事情取决于我们发展的进程。当中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提出这样任务的时候，这种需要就会得到满足。所以我想我很坚定地认为，中国的发展正在越来越接近于一些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我们会解决原先面临的许许多多问题和困难，并且实现我们历史的任务。时代提出的问题，就会把人才呼唤出来，来完成这样的任务。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学术事业，我们的哲学事业，是前程非常广阔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今天面临的转折，第一个百年目标叫全面实现小康，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认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仅是一个现代化强国。因为我们总觉得它就是一个现代化强国，比如说像德国、美国，或者像哪个现代化强国一样。不仅仅是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是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这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将在我们的现代化过程当中实现。因为中国的发展不可能现成的完全局限在现代性当中，所以在实现现代化任务的时候，会完成一个开启新文明类型这样一种任务。我想第一阶段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小康，中国表述叫做小康。后面那一阶段，现在我们明确的表述叫，建立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是现代化强国，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新的文明类型。十九大报告最后一段，你去读第一句，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一个中国式的表达，显然它不是现代性范围当中的，它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如果这样的任务产生出来的话，我认为到时候中国满街哲学家，这是时代在呼唤这些人出来。就像十八世纪的法国，满街哲学家，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都能谈哲学，而且法国哲学家当中医生特别多。所以我认为，随着我们的发展，随着我们的历史进程，进入到这样的阶段，特别是随着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将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我认为我们历史的任务就变得越来越重。但是人最怕没任务，任务重没事的，越重越好，都能承担起来。中国古人讲，生于忧患，死于安逸。很舒服就完了，但是如果有忧患、有责任，反而生机勃勃。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吴晓明教授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

       中国网：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其次它来源于儒家思想，中国哲学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也不乏有很多经典的哲学流派，比如儒家、道家等。那么您认为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是否还应该弘扬传统哲学呢？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创新呢？

       吴晓明：当然有必要去学习、研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因为海德格尔有一句话讲的是对的，他说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传统中生了根这一点产生出来。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从这个地方延展出来的。所以这一点，我认为，我们肯定要去研究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特别是它的成果。但是我跟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不一样，因为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方案都有现成的，只要回到传统当中去，中国事情全部解决了。这是幻想。我们确实要有传统文化的资源，但是绝不是说传统文化的资源，已经现成的可以解决中国今天的问题，不是这样的。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应该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在现代化过程当中，要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在这种新的文明类型当中，它会重建和复活我们传统中的一些资源。我们还需要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我们还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文明类型的指引，所以这个事情都是根据中国的实践进程，根据我们新的文明类型来规定的。我们取什么、不取什么，我们把什么东西看成积极的，把什么东西看成是消极的，这都取决于我们的前进。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呼唤我们传统的东西，但是这些传统的东西并不是现成的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好像我们回大周朝就太平了，根本不是这样，我们还要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我们还需要复活和重建我们的传统，但有些东西很显然是有价值的。比如中国人的宽容、中国人的和平主义，特别是和平主义，我认为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讲，太重要了。今天你们打来打去、杀来杀去，无数的人死掉，无数的人流血，还有那么多难民，中国的和平主义将对这个世界做出重大的贡献。但并不是说一讲和平主义，咱们中国国防都不要了，武器不要了，根本不是这样，我们还得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我的观点是，无论是现代文明的成果，还是中国的传统都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说，我觉得这种好，我觉得那种好。它是在一个我们的历史性实践的进程当中，根据我们新的文明类型来被规定和取舍的，我想大概应该是这样。而不是说像全盘西化派那样，或者像文化保守主义那样，认为西方的就已经能够解决中国问题了；或者说传统的，原来不是传统的，就是老早过去的问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不是这样的。它需要在我们今天面临的历史性实践当中，来重新理解、消化、重建和复活这样的东西。

       中国网：谢谢，谢谢吴教授。

       吴晓明：不客气。 

本期人员——责编/主持：白璐；摄像/ 后期：刘凯；主编：郑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