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10月25日至27日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有何看点，取得了哪些成果，如何看待目前的中日关系？针对这些问题，《中国访谈》栏目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研究员进行点评。
欢迎杨老师做客《中国访谈》演播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杨伯江。（郑亮 摄）
杨伯江：谢谢，各位网友大家好！
中国网：李克强在会见安倍首相的时候提了四点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努力增进政治互信，是这样说的：“双方要牢固树立正确的相互认知和战略定位，将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更加充分地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怎么理解这段话的意思？这算不算国与国之间关系比较低的标准？
杨伯江：应该说是这样的。当然，中日关系非常复杂，我们说中日关系具有特殊复杂性，那么这种特殊复杂性来源于——如果说用坐标系来形容的话，纵坐标和横坐标，也就是历史的基因和横向的国际战略的因素。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日关系是我们中国对外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关系之一。我们跟日本的交往，最远有文字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那里。我们知道两汉是跨了公元的，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是2000年以上了。历史一旦悠久，交情就会非常的深厚，但同时也会积累不少矛盾，这是一个常识。而从横坐标来看的话，日本战后采取的是一个追随美国的国际战略，所以就导致中日关系是受到外部因素影响的。
当然，即使抛开日美同盟这一层不说，目前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双边关系都是置于多边关系网络之中的，不可能在真空中存在。所以，历史的纵向的因素和横向的国际战略方面的因素，都影响着中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在10年前，也就是2008年，胡锦涛主席和当时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签订了非常好的题为《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中日之间第4份重要文件，其中讲了刚才您说的那两句话，就是中日之间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它其实是对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定位，也是一个底线的要求。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在那之后，特别是在2010年在钓鱼岛海域，日方对中方渔船渔民实施抓扣事件，以及2012年，日方坚持所谓“国有化钓鱼岛”，还有2012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悍然参拜靖国神社以来，中日关系进入了谷底，就是你刚才说的处在跟中国关系较劲的状态。其实刚才说的这两条基本地位、基本原则没有被很好地遵守。所以我想，李克强总理专门拿出这样一句话来说，其实也隐含着对于过去的一种认知或者是强调，我们走到今天了，需要再看一看我们过去表现得怎么样，大家彼此心里要有数。其实，也是对对方的一种提示，我认为是包含了这样一种含义。
中国网：从安倍晋三此次访华的表现来看，您认为安倍内阁在与中国的关系上会不会如中国媒体所期望的那样有一个好的转变呢？
杨伯江：确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应该这么说，安倍首相是战后日本历任首相当中右倾思想、保守主义思想最具有系统性的一位，或者反过来说，是最具有系统性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位。
中国网：刚才您的表述，通俗来说应该怎么说呢？
杨伯江：应该说，他的右倾保守主义不是星星点点——在这个问题上右倾，在那个问题上保守，而是他有他的系统，他有他的思想体系。从这点来说的话，安倍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价值观要实现彻底的转变，我想这是很难的。但是作为国家关系，我们不看他的入口，要看他的出口，所谓出口就是最后落实到他的政策上对中国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与政策：要不要跟中国合作？要不要总去抹黑中国？还是说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发展？这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安倍是有一些转变的。特别是在这次访华期间，他也提出来，要把中日关系从过去的竞争关系推向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协调的阶段、协调的关系。当然这个协调，日语原文是协调，我们注意到非常有意思，这也反映了各国心态的不同，在国际上翻译成英文的话，有的国家就干脆把它翻译成cooperation，日本自己的NHK从协调就翻译成合作了。但是，欧洲、美国的一些媒体把它翻成了coordinate，协调。这反映了翻的人的心态的不同。
中国网：也可能是立场的不同。
杨伯江：没错。总的来说，日本现内阁主要领导人安倍晋三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我们看到可以说是积极的、正面的，应该予以肯定的。当然，你说他是不是只是出于自身的利益，包括国内政治利益，还有日本的外交利益、国家利益？坦率地说，作为政治家，他的那些东西是很难改变的，刚才我讲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等，但我们关键看他体现在政治上是怎么样的取向。
中国网：过去我们评论日本政治人物访华的时候最常用的是“破冰”一个词，但有意思的是，破冰这个词总是在用，是不是证明这个冰一直存在呢？也是不是反映了中国和日本现在的关系？
杨伯江：确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不能总是在这个怪圈里不断地徘徊、打转悠，破冰、融冰最后还要结冰。如果第三个没有的话，就不可能有新一轮的破冰对吧？也就是说这个“冰”是长期存在的，是一个常态。我想中日关系如果重复一句的话，确实是极其复杂，又受到各种现实的、历史的、特别是国际战略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关键在于两国领导人的妥善把握，在于两国民众的社会民意的支撑。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要吸取中日关系在过去这8年来——从2010年到2018年的经验教训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行稳致远，行稳才能够致远。当处在相对比较顺畅的境况之中的时候，不能够忽略，不能够对危机或潜在的危机掉以轻心；反过来，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不能对中日的前景丧失信心。我们应该这样思考和应对问题。
但是与此同时，在实际措施上就是要把握好，比如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局势，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比如说要坚持扩大双边合作，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国际关系有一条铁律，就是任何好的、牢固的国家关系，无不是建立在丰厚的、扎实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两者如果没有共同利益，你很难想像，为什么他们会走到一起，这两个国家会成为好邻居好伙伴。所以，要达成这个共同利益增多这样一个局面。途径是什么？就是增加合作，增加务实合作，所以这一条应该坚持。
再一个是另外一条，对问题面，有问题并不可怕，因为像中国和日本，同处东亚板块，而且是世界第二、第三经济大国，存在一些矛盾、摩擦、纠纷，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在世界上，近200个主权国家，特别是邻国之间，存在着领土争端这是很常见的，而其中获得解决的又是少数，大部分都是没有获得解决的，你不能因为这个就不交往就不过日子了。所以，关键不在于我有了问题，和它之间有了trouble（麻烦），而在于我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对待、管控这个问题，保证它可控，不能让它爆发，不能因为局部问题的激化、局部矛盾的激化而冲击关系的整体。比如说，因为这个爆发而影响了合作面的继续进行、推进，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想，借这次安倍访华，其实中日双方也达成了这样一个初步的共识。因为我们看到在习近平主席会见安倍的时候提这几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双方实际是重温了40年前缔约的初心，同时确认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双方关系的基调还应该是和平友好、互利合作。这其实是为中日关系定了一个调，也为今后的发展方向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政策宣示，非常重要。
中国网：中日关系忽冷忽热，您认为最大的症结在哪儿？
杨伯江：我想，恐怕这里面要指出的点非常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相知不够，或者说政治互信、战略互信欠缺，这是一条。这里面就会涉及到比较深层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老一代领导人曾经提过中日关系和平友好交往的历史和不幸的历史，但其实中日关系恐怕还有第三幅面孔，就是在中日2000年的交往史上，其实也还存在着一些断层或者说空白。那是什么呢？所谓第三幅面孔就是中日之间相互隔绝不相往来的历史。当然，中国除了少数朝代的少数时期以外，基本是对外很开放的，特别是我们的唐朝。恰恰也是唐朝，日本和中国大陆的交流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点，后来往往是因为日方的因素而使得双方之间的接触中断。
进入到近代以来，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总之在1978年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之前那100年，中日关系是不正常的，没有正常和平等的交流关系。甚至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一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这27年里，中日关系也是处在民间有贸易——我们当时提的口号叫“以民促官”，但是政府关系是空白。因为在美国的授意之下，吉田茂政府是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所谓的“日华条约”。所以这样的一个交往和来往的空白，就使得中日两国之间在不少方面，在深层次上是似近实远的。我们看上去很近，我们过去讲我们在地理上是一衣带水，一桅可航，弄一个柴火棍儿也可以渡过去了。但是在战略心理、战略文化、民族的心态等等方面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包括在战后这20几年交往空白期，其实也对后来的中日关系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没有在一起共同度过那战后的冷战时期那段时间，所以缺乏彼此对对方的了解，更谈不上理解。因为首先要理解他经历了什么，他干了什么；对方也要了解我经历了什么，我干了什么。这个是前提，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得上理解，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一步。
这点上，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合作的加强，应该是一个长远的战略性任务，恐怕还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我们要有这样一个足够的战略耐心、战略耐力，把中日关系真正地稳定下来，实现行稳而致远，实现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
（本期人员——责编/文字：韩琳；主持：段冰；摄像：王一辰；后期：刘凯；摄影：郑亮；主编：郑海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