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对中国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意味着什么？这一份近期规划到2022年、远期规划到2035年的重大规划纲要，给粤港澳地区、给整个中国、给全国的普通百姓又将带来什么呢？中国网《中国访谈》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产业规划部部长王福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产业规划部部长王福强。（杨佳 摄）

中国网：王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中国访谈》。

人们对于湾区的理解通常都停留在经济建设上，但从《规划纲要》来看，中央赋予粤港澳大湾区的愿景显然不只是经济，我们要建设的，除了经济平台之外还有哪些重要的方面？

王福强：你们这个理解是非常准确的。就在推动和酝酿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和扩充丰富它的内涵的过程中，我经常去珠三角地区，和当地的各种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学界、民众一一对接，有很多的参与主体或者建设主体具有您刚才提到的这种认识，认为它是经济发展的概念。但对我们来说，它不仅仅是经济的概念。经济的概念可以用“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来替代它，如果在“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的框架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区域发展的概念和经济层面的概念，但如果包含了港澳的元素，再加上特定的时代背景，我们认为它具有立体、丰富、多元的价值取向和战略功能。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说，它是新时期“一国两制”新实践的一个重要平台。我刚才说新时期“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一定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希望有一个平台为港澳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打开它们的发展空间，从而维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从政治层面的第二个角度来说，解决好港澳问题，对解决后续的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形成一种正面示范，这是从更长远的角度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第三个角度，我们要认真对标三大历史任务，十九大提出三大历史任务，现在我们任何谋划和设计都要紧密对标三大任务。三大任务中第一项任务就是推进现代化建设，我们认为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也包括政治的、精神的、社会的、生态的（现代化）。

我们更多关注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对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关注较少。所以，如何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平台上推动制度现代化，是否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探索？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一个重大转变：新时代对外开放是从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开放向规则同制度性开放转变。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开放再出发的首要平台，是否可以在规则等制度性开放方面率先一步呢？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好的成员，像港澳有成熟的市场信用，有发达的国际通道，有高端的国际服务，有清晰的政商关系，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向港澳学习借鉴过来的，倒逼我们治理能力的提升，从而提升我国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这是从制度层面解读三大历史任务的第一点。

第二，推进祖国统一。这个平台是推进祖国统一的新探索。

第三，维护世界和平，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是世界文明交流互见的高地，有不同文明在这里碰撞。“一国两制”本来就是不同的政治文明，这里还有粤语、葡语，有侨乡，所以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本身就是对如何构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尝试。我们认为建设一个体现公平、绿色、效率、正义的湾区，实现湾区的可持续发展，是湾区重要的使命。这是第二类使命，是社会层面的使命，这也是湾区民众，特别是港澳民众紧迫的期许。

第三才是经济层面的功能。首先是打造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平台，参与世界竞争。因为现在国际国内形势非常复杂，国内正在进行结构调整，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国际上美国为首对我们进行贸易制裁，推行单边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改革再出发，仍然要坚持全球化这面旗帜。要彰显全面开放的态度，我们就需要一些平台来彰显我们的态度，依托这些平台，在这些平台上率先开放。通过在这个平台的开放，优先向港澳开放，可以积攒经验，进而向国际开放。二是要在这里构建一个现代经济体系，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有高端服务，有很好的研发能力。所以，我们让制造+研发+科创+金融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可以培育一个孕育若干产业集群的良好的产业生态。这是从经济层面来说。

第四个层面是制度现代化的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个论断，我们改革有两个半程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改革，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后半程是要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探索，构建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定语，像人民富足、社会和谐、科技发达、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制度体系，再加上刚才提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再加上刚才分析的制度的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现代化，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平台做出一些制度探索，创造一个兼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国际通行规则长处的大湾区制度非常重要。

我们建议就在大湾区内部选择一些特定区域，进行制度结合部的探索。比如，是否可以在珠西（珠江西岸）选择一个区域做成“治内辖外”的治理模式。所谓“治内”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管制以内，“辖外”就是管辖以外。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制度结合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比如横琴是否可以朝这样的方向做？如果人流、物流、资金流都可以在这里集聚的话，国际高端创新要素在这里集聚，税率又很低，我们是否可以有效地把它培育成国际创新高地？我们在这里进行制度探索。当然，这里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除此之外的社会管理模式、经济运行规则是否可以更多地借鉴国外，借鉴港澳？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它的优势，像决策高效、动员能力强、反应快，在应对“天鸽”“山竹”台风的过程中就做得非常好，珠海那边零伤亡，清洁能力很强。港澳他们组织的效果就比我们差太远，并且在有效发挥政府作用方面，我们在市场经济方面也做得非常好。

如果说香港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由竞争造成的，那么进入到现在的发展阶段，在很多公用事业都被私人垄断的情况下，香港政府还放任无为的话，事实上已经造成对普通民众权利的侵害，而内地不存在这一点。因为我们市场发挥主要作用，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我们可以向港澳学习，港澳也可以向我们学习，形成一种大湾区制度体系或者说未来的先进制度体系。

我想战略功能从四个层面来论述，第三个层面才是经济层面的功能，其他层面就不是经济层面的功能了。

     （本期人员——责编/文字：韩琳；主持：段冰；摄像/后期：王一辰；摄影：杨佳；主编：郑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