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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5日上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举行开幕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理回顾了过去一年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发展情况，总结成就，分析不足，然后介绍了2019年的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及举措。《中国访谈》节目特别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三位权威专家，对报告的内容进行解读，并且与广大网友进行交流。
赵锡军教授、毛寿龙教授、张立群研究员做客《中国访谈》直播间。（李佳 摄）
中国网：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教授。
赵锡军：各位网友大家好！
中国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教授。
毛寿龙：各位网友大家好！
中国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张立群研究员。
张立群：各位网友大家好！
中国网：总的来说，2018年措施很多，困难很多，当然成绩也很多。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也很多，我们挑选一些重点来看。首先，总理用了一段来讲困难，先是开门见山地指出，去年我们面临的是“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在国际方面有一句“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给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的影响”；在国内方面说的是“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那么，我们想请三位老师也分析一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新矛盾指的是什么？老矛盾又是什么？周期性、结构性的问题又是指什么？
张立群：2018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发展确实面对多年少有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外部形势就是刚才谈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的风潮涌动，里面也包含了中美贸易摩擦，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中美贸易摩擦对2018年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外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一个还是在出口方面，比如去年出口抢单活动是比较集中的，当然这个抢单对2019年外贸增长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有一定的出口业务量提前到2018年，通过抢单的方式释放出来了，这样势必使2019年的出口增速下降。所以，中美贸易摩擦使得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的波动显著加大了，这对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是非常不利的。
更重要的是对国内市场信心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国内广大的市场主体对中美经贸关系还是高度关注的，特别是中国的发展是一个追赶型的发展或者是后发国家的模式，很多方面要以发达国家为标准去努力，包括改革开放和发展水平提高方面。但是这个时候，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且占据科技制高点的经济体——美国，对中国开始掀起越来越激烈的贸易摩擦。这种情况对各方面的信心，包括对资本市场和投资人的信心，影响还是很大的。所有这些对2018年经济稳定都带来了冲击和压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张立群研究员。（李佳 摄）
从国内来看，中国正在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发展要起步，我们要改变过去粗放的低水平的发展模式，数量扩张的发展模式，无论是企业的行为、企业的发展模式，还是我们的产业结构、经济的结构，都要进行全方位的调整。更为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制度，包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包括支持更充分有序的市场竞争的基本经济制度，产权，包括“两个毫不动摇”等等，都是需要进一步地改革和完善。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在多个方面是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的。刚才提到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周期性，中国经济从2010年开始增速下降的过程，GDP增长率从10.6%降低到2018年的6.6%，这个过程持续8年之久，这样的增速下降包含着各方面收入增速的下降，包括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政府财政增长速度、企业利润增长速度等都出现下降。
所有这些收入增速的下降，我想它对居民的消费能力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对企业和政府的投资能力也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影响。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经济的下行压力有内生性的源泉，由于收入增速的下降，导致需求增长能力的下降，再导致供大于求程度的加大，这样的过程就形成一个惯性的循环。这样的情况，在2018年的表现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从3月份开始持续下降，到年底已经从年初的两位数增长转变为一位数的增长。投资的增长率也从1-2月份的7.9%降到全年的5.9%，特别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从16%左右降到全年3.8%。从房地产形势来看，房地产销售水平在2018年也是进一步下降，城镇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全年只有1.3%，在2016年是22.5%，这种情况对开发商的信心也带来了普遍的影响。所以，开发商的活动也有降温的趋势。所有这些都表现为内需的增长有比较明显的下行压力。
从经济结构调整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克服了多个方面的困难，在去产能、稳杠杆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也应该看到，我们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一些重大的经济结构包括城乡结构、地区结构、产业结构等等多个方面还面临一系列爬坡过坎的难题。
总的来说，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真是要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我们不仅要在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准备方面不断地做出艰苦努力，也要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要把改革、发展、稳定三方面关系协调好。我想，我们面对的确实是多年少有的空前严峻的形势。
中国网：毛老师，您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里？
毛寿龙：中美贸易摩擦应该说经济上影响比较直接，但我想，对信心或者对整个国家各个方面的平稳度来讲，它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最核心的就是说，中美贸易战，在很多企业家看来不是贸易战，更多的可能是冷战的延续或中国进入世界以后世界新格局的变化，对于战后美国为主的西方秩序的挑战或者美国本身的反弹等等。甚至有人讲，这是中国的法律和美国的法律相互之间的冲突，或者是社会冲突，或者是意识形态冲突，或者两个国家治理的摩擦等等，各个方面（看法）都有。这方面直接来讲，是特朗普采取的征税措施或威胁征税，直接影响到交易量的变化，提前转移了。就沿海一些城市的企业来讲，尤其是外国的投资，它就悄悄地——正好我们这边劳动力成本提升，东南亚本身发展了——有一些转移了。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企业也开始对外投资，在外面寻找相关的机会，让自己的资产有个国际化的配置。因为很多国家，包括越南，东南亚一些国家没有配额，也没有加税的说法。80年代、90年代，上个世纪的时候，纺织品配额一起来，我们很多裁缝就跑到毛里求斯去了，毛里求斯是印度洋南部非洲一个小岛，中国那么多老板、企业，或者做衣服的跑到那里去躲美国的税收。实际现在已经有相关的人未雨绸缪，很多的企业家见到我就问，哎呀，现在大的形势怎么样？中美贸易到底会有什么关系？我要不要提前做一些准备？3月1日能不能谈成，3月1日“习特会”能不能达成？会不会特朗普转身就走？企业家是非常非常关心的，所以，从关注度这个角度来讲，如何让它有个平稳度。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教授。（李佳 摄）
就我们自身经济来讲，外向型经济去年已经开始有一点点脆弱性，比如其中有的产品，产业链里一些关键产品技术没有突破，别人掐着我们的脖子。这就需要思考一下，但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坚持自由贸易政策，让中国更多地融入世界，融入过程当中降低关税，尤其是制度性开放，让相关的禁止性规定越来越少，进出口制度性的障碍、法律性的障碍越来越少，这样开放度越来越高。开放度一高，哪怕过去很古典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哪怕单方面无关税或无障碍的话，自然而然这个障碍就消失了，自己是得益的。全世界都从你这儿能得益，既然全世界从你这儿得益，某一个国家对你采取贸易壁垒措施，吃亏的是它自己。所以，英国之所以那么强大，因为它全面对外开放。欧洲一些国家没有发展起来，历史上有经验教训的，日本全面开放以后发展也很快，它有一些方面有贸易壁垒就发展不起来了，现在处于“稳态”，或者与有活力的经济相比，属于活力不大的状态。
中国网：刚才说了那么多，其实最难回答这个问题的是赵老师，每次他是最后一位讲，前面两位老师讲完了到您这儿，您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赵锡军：实际上他们两位已经讲得很全面了，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以及国内的矛盾等等，我觉得这个影响可以分三个层次。一是直接的影响。美国方面加关税，我们也加关税，双方的贸易成本肯定会上升，贸易量会受影响，别的国家可能会得利。这是最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进出口企业、进出口业务，生产的厂家，就业也好，财政收入也好，GDP增长也好，都会受到影响，这是最直接的。
二是间接的影响。由于贸易的产生，有可能会对大家的预期和信息带来影响。刚才两位都分析了，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资本市场，让大家觉得这个风险会加大，投资会撤出，等等，这是间接的影响。
三是潜在的影响。这些潜在的影响就更难评估了，因为大家不知道美国一步一步提高要价会到什么程度，最终会不会使两国关系全面撕裂。这种威胁放在那儿，这个影响太大了。确实，这是潜在的影响。很多其他的国家在看，有些国家还巴不得你中美之间产生什么东西，闹矛盾，然后从中牟利。
中国网：其他国家受益。
赵锡军：特朗普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我们以前没有碰到过，怎么应对也是个新问题，也是个新挑战，所以应对的时候也要慢慢地学习、摸索，才能够应对好。好在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通过多轮协商，开始慢慢找到一些共通的地方，消除了一些可能的影响。但是这个尾巴还留着，2019年可能还会面临跟美国之间的摩擦怎么样化解的问题。但我们在不断地积累经验，这方面的影响我们还是要把它充分地估计够。
至于说我们在国内方面面临的挑战，确实就像刚才两位专家所讲到的，我们本来在2018、2019、2020年这三年要打“三大攻坚战”。为什么叫“攻坚战”？就是因为前面想解决，但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各方面的因素不能解决，但不解决又不行的事情，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集中在这三年来解决。2018年又是第一年，开头做得好不好会影响到后面任务能不能完成，无论是精准扶贫、脱贫，还是要化解重大风险，还是要应对环境的破坏，这些方面都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要三年内把它彻底解决掉，各方面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不具体说，就我了解到的，比如化解重大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我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降杠杆、去杠杆，在降杠杆、去杠杆的同时还不能影响到企业的融资，不能影响到企业的投资，不能影响到经济稳定所需要的资金，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很大的压力。在这个压力之下，你要找到平衡，要化解这个问题，同时让经济能够平稳增长，这都是不容易的。
这个矛盾在去年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其他方面都有，我就不再多说了。
中国网：还有一个潜在的影响不知道三位怎么看，比如企业受影响之后，企业员工的一些福利待遇以及就业的问题是不是也会受很大影响？
赵锡军：确实，因为进出口的问题，牵扯到很多出口企业或者进口企业用工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订单没有了，这个员工不仅仅收入会下降，福利可能没有，甚至工作都可能成问题，他就要想办法，万一中美之间要能谈好了呢？它要继续出口，员工又不能放假、解雇掉，他必须要安排好，不挣钱，要安排好员工，要贴钱在里头，这对他来讲就是很大的压力。
中国网：总理在这次报告当中也说到实体经济困难比较多，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尚未有效解决，三位对这一问题怎么看呢？
张立群：经济转型很重要的是企业的转型，企业在很长的时间内面对的是供不应求的市场，那时候企业因为价格上涨带来的利润是很容易获得的。实际是我们现在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是面对一个供大于求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企业的转型面对的考验是非常多的。当然，大企业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市场竞争当中，特别是关于市场需求份额竞争当中，我想中小企业占据的位置不是很有利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的困难既有转型方面的困难，也有市场需求不足、销售方面的困难。而这个市场销售的困难会导致中小企业资金周转的困难，资金周转困难又会导致金融部门对它风险的担忧加大，这是它贷款难、贷款贵的重要原因。这些形成了一个循环，越是找不到钱它的困难就越大，越是困难大金融部门对它贷款就越小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目前面对的这个困难凸显了我们整个实体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困难）——从微观经济主体来看，脱胎换骨是一个非常艰难，充满了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过程。2018年，党和政府从多个方面出台措施，特别是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来缓解中小企业的困难，这些举措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
中国网：毛老师，您怎么看？
毛寿龙：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刚才张老师讲的有关市场方面的变化。我们原来讲中小企业船小好掉头，船大不好掉头，它有很多它的灵活性。但是实际上，在大船掉头的时候小船也在遭殃，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小企业的的确确面临一些困难。
但我认为最核心的困难还有其他方面，因为中小企业的老板经常跟我讲，他说最核心的是税费以及营商环境，也就是选择性执法或者突击执法等等。总理这次讲到给中小企业减负，讲的是“放管服”方面的改革。营商环境的改善非常重要，尤其是东北那些本身市场经济并不是很发达的地方，有些企业家明显感觉到投资不能过山海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选择性执法，动不动消防、动不动卫生不合规等等。
中国整个资本市场融资成本就比较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越大的企业规模越大，融资成本反而低。对于小微企业来讲，一是贷款拿不到，而且拿到以后也很麻烦，就是相关的信用度各方面都要有合规性，在合规性的基础上，比如你可以通过信用卡刷卡，刷卡量的一半去贷款，或者你干脆有一个信用卡，信用卡有一个循环使用，它通过循环使用来获得贷款，这个成本都很高的，7%-10%以上。民间贷款的成本更高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小企业不仅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实际它是系统性的比较难。
中国网：赵老师，您是不是有不同的看法？
赵锡军：他们两位都讲到市场准入方面的问题，碰到的困难，一个是营商环境方面的困难，也包括税费方面的困难，都很好。
我个人认为，去年我们民营企业界、中小企业界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去年社会上有些舆论，说我们国家是不是还需要民营经济、需要民营企业？本来应该没有这种舆论出来的，党中央、国务院的所有文件里对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定位都非常清楚，但去年突然之间冒出来这些舆论了，最后中央相关的部门、有关的领导、总书记都出面召开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来化解、澄清舆论（质疑）的这些模糊的地方。可想而知，企业除了那些本来在生产经营当中实实在在可能碰到的问题，还面临这么大的舆论压力，心里确实会没有底。所以，我觉得这一年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个很大压力的一年。但民营企业在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总书记也说“五六七八九”，这些地位没有办法替代。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教授。（李佳 摄）
你只能把它更好、更规范地发展起来，让它成为我们经济很重要的部分，把它做好、做大、做强。怎么样来支持他们发展，给他们的发展提供好的条件，这块儿要更多地想办法，在去年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确确实实，由于我们的民营经济、小微经济是我们国家的新生事物，在很多制度安排方面，资源配置的机制方面，包括我们的习惯、各种思维方式方面，还没有形成对它像对国有企业那样很公平、很一致的考虑和安排，所以这个矛盾就表现出来了。大家经常说到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会遇到的融资难、融资贵，确实，因为原来的融资安排里没有这一块或者这快很薄弱，但是民营企业发展得很快，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而且不断有民营企业发展起来，制度方面的安排欠缺，就导致供求关系出现紧张。好在去年从政策层面来讲，采取了很多措施来缓解、化解这个问题，包括2019年，在这方面我们仍然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从总的发展过程来讲，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它的营商环境和准入都是要在发展中解决的，民营企业本身要发展，我们的制度安排、机制的安排，各种市场资源的配置也是要发展的，来同步完成这个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