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各位好！这里是中国网《中国访谈》2019年全国两会特别报道。《未成年人保护法》、见义勇为、防卫过当这些话题广受网友的关注。今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将迎来大修。见义勇为和防卫过当又应该如何鉴定？当需要我们见义勇为时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就相关问题，我们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刘守民。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刘守民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

       中国网：刘代表你好！欢迎您做客《中国访谈》。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两会您的建议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    

       刘守民：因为我是法律工作者，所以对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修改比较关注，也关注法律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以及老百姓关切的重大的（法律方面的）问题。例如产权平等保护的问题、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等，结合这些问题我提出了两个修法的建议和一个立法的建议，其实也希望和其他代表联手，通过议案的形式提出来。    

       一个是立法的建议，建议制定我们国家的《个人破产法》。因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多年，是一个民商合一的国家。企业的经营失败可以通过重整、企业破产来进行清算、重整、保护。但是，个人如果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创业、创新的过程当中经营失败了，背负了很多的债务，就成为了现在在法院执行过程当中普遍被称作的老赖。其实除了个别有债不还，逃避法律责任的人之外，大部分是真正的经营失败，而不是故意逃债。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个人破产的相关立法，就导致我们积压了大量的案件。

       另外，我有一个修法的议案是关于对民营经济的保护。这是很重要的一部法律——《刑法》。《刑法》是关于定罪和量刑的法律。但是，在定罪和量刑上我们对国有资产和私营财产，或者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保护力度是不平等的，体现在有些罪名不一样，有些认定的标准不一样，还有些是追诉的标准不一样。在我们提倡产权平等保护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宪法》、《物权法》早已经倡导平等保护，我们应该给民营企业家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修法迫在眉睫，我们应该对《刑法》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还有一个修法的议案是《国家赔偿法》。《国家赔偿法》已经实施很多年了，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我举个例子，过去判了罪，但后来经过申诉再审发现过去判重了，现在认定了是轻罪，但是过去的刑罚已经执行了，那按当前的《国家赔偿法》来讲，这种情况是不赔偿的。只有判了“有罪”执行后改判“无罪”才赔偿，“重罪”改判“轻罪”，已经执行了的不赔偿，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中国网：《未成年人保护法》在1991年颁布之后经过了两次修改，今年要大修。既然大修，就说明目前的法律条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那您认为这个空间有多大呢？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刘守民：《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是我们修法的重点，也是难点。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涉及到了各个层面，包括学校、家庭、监护人以及社会各界，当然，也包括政府。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认知受限，不能完全自己保护自己。我们不能期望一部法律的出台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法律的成本高，立法过程长。我们过去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里对监护人、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各界，包括对政府都有原则规定，但是我们永远都列举不完，措施也永远都不够，还需要有行政法规，各类规范性文件，学校的管理制度，政府的财政投入，各方面的配合才能够使得法律真正地起作用。    

       中国网：其实保护未成年人前提是要预防，如果犯罪之后才保护，再加强也没什么太大意义，预防是很重要的。    

       刘守民：很多犯罪行为是从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开始的，而违法行为是从不良的习惯开始的。所以，要从未成年人最基本的认知开始培养，而不能等到他已经到了犯罪的边缘再去预防。    

       中国网：去年发生了两起关于见义勇为和防卫过当的案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舆论。那么，见义勇为和防卫过当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在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

       刘守民：我国还没有将见义勇上升到法律的角度做规定，但是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界定《刑法》当中是有规定的。为了自身的、他人的、国家的、社会的利益免受正在遭受的不法侵害而采取一些反击、制止的行为，造成了加害人的损害，叫做正当防卫，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是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但同时还有一个并列的概念叫“防卫过当”，是指在制止不法侵害时，如果防卫程度与侵害的行为不匹配，超越了度，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这时，作为防卫人就要承担防卫过当的责任。所以就出现了一些见义勇为带来的观念和行为上认定的难度。因为普通老百姓不是搞法律工作的，无法在实施行为之前先来衡量一下法律上是怎么界定的，就是凭着一股正义感，挺身而出。

       现在问题就是防卫的度怎么把握？《刑法》上有原则规定，但是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大家认知是不一样的。再加上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缺少对这一概念统一的、标准的解释，因此，到了具体的办案单位，就会出现各自按照不同的理解、针对不同的案情出现戏剧性的不同的处理方式。（这是因为）法律本身有模糊性；其次，在司法实践当中缺少统一的司法解释的标准；第三，与我们这些年来的社会风气有关。现在很多人不敢做好事儿了，害怕做了好事儿以后祸及自身。（因为）有些案例确实是因为做好事儿，自己承担了一些无辜的责任。这就是我们执法的边界出现了不清晰，出现了摇摆，甚至在价值取向上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认知。    

       我们一定要引领社会风气朝正义的、正面的方向走。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这两年通过一些做得非常好的个案，倡导一种（正确的）价值，来维护法律的尊严，让大家能分得清正和邪。        

       中国网：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道，“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那么，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刘守民：我是一个法律人，从80年代中期开始做律师工作，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毫无疑问，我的梦想就是法治中国，真正地让法治在国家治理当中发挥作用。现在我们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我认为法治梦是中国梦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的梦想就是我们国家成为民主法治的国家。

（本期人员——责编/文字：白璐；主持：段冰；摄像：齐锐；后期：刘凯；主编：郑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