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2019年经济工作,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0年经济工作。会议有哪些内容?中央对明年的经济工作又作了怎样的安排?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网《中国访谈》节目特邀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进行解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
“稳经济”就是要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中国网: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期略有提前,是否跟当前比较严峻的经济形势有关呢?会议也提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下行压力加大的这个“大”字,您是怎么判断的?大到什么程度呢?主要困难在哪些方面?
张立群: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时间确实比去年要早一些。我想,这也是基于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基于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未来形势的估计。现在来看,经济形势确实有非常严峻的一面。第一,我们现在处于“三期叠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这个“三期叠加”阶段,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季度6.4%,但是第三季度降到6%了,第四季度就目前形势看很有可能掉到6%以下,这一下行压力确实比较大。
从外部环境来看,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动荡源和风险点明显增加。世界经济现在也是(处于)总体下行态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2020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比今年更为严峻。明年是我们“第一个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关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关之年,而且要开启第二个百年的大幕,要开启“十四五”的新起点。在这样一个关键历史时点,面对这样一个非常严峻的形势,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做出了全面的安排和部署,对形势的严峻性有比较足够的估计。
中国网:这次会议提出要坚持“稳”字当头,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第一次加上了“保稳定”,也第一次提出“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您如何理解这个“稳”字?又怎么看这些具体的保“稳”措施?
张立群:2020年,经济工作要分成两个战线。第一个战线就是你说的这个“稳”。这个“稳”在明年的经济工作当中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主要是刚才谈到的形势严峻性和明年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和关键性。所以明年首先要保“稳”,“稳”字当头。如果没有这个“稳”,如果经济增长继续下降的话,比如说脱贫攻坚,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作支撑,包括通过经济发展形成的财力增长来支持脱贫,这些难度都会显著加大。所以,打好脱贫攻坚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发展。
另外,从化解重大风险角度来看,比如金融风险,如果实体经济困难非常多,企业销售回款短缺,还款能力持续下降,银企之间的债务关系肯定会恶化,这对我们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从明年来看,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对三大攻坚战非常重要,对高质量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企业开工率每况愈下,财务收支困难越来越大的时候,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的时候就,它就没有条件去考虑提质增效,没有条件去考虑节能减排,所有这些方面的工作都会停顿下来。所以,“稳”是给“进”提供非常必要的前提条件。所以明年我们要把收关之年的硬仗打好,首先要保稳。
“稳”具体表现在“六稳”。“六稳”,这次中央经济会议用了一个单独的段落,对确保“六稳”、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做出了特殊的说明,可见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在这一背景下,明年坚持“稳”字当头,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这对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
围绕这个基本原则,我们还是要把围绕短期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包括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的,要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完善经济治理的方式,要提高全局观念,在多因素当中实现动态平衡,就是要把明年干扰年度经济运行动态平衡的突出因素、主要矛盾找出来、抓准。这些方面就涉及到我们怎样判断中国经济目前的合理增长区间,以及持续下降的基本原因。
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主要是需求方面的原因,从2010年以后中国的出口增速和投资增速是持续显著下滑的,都是从20%以上或者30%以上持续降到负增长或者降到很低的增长率。比如投资今年1到10月份是5.2%的增长率,需求的持续下降,订单的大量减少是企业开工率下降,包括经济增速下降的基本原因。针对这个问题,从年度经济运行来看,最突出的矛盾是需求不足,是比较普遍的产能过剩供大于求的矛盾。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这里面也做了很多的安排和部署,包括了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这些方面的政策结合起来,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都能受益、乘数效应比较明显的领域,包括民生,包括基建的短板方面进一步聚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解决企业目前市场销售的困难和产能过剩的问题。
明年做好“六稳”的工作有很多的选项,但是我们要下决心,要把这些方面的工作,要把“六稳”和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的这样一些相关措施进一步完善,力度要进一步加强。
贯彻新发展理念要落实到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上
中国网:会议确定了明年的六大重点工作,排在首位的是贯彻新发展理念。那么,所谓的新发展理念,主要包含哪些内容?
张立群: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来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这五个理念。这五个理念和过去仅仅围绕GDP增速的理念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在经济发展实践当中,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对中国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内在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晶。新发展理念对指导当前经济工作非常重要。当然,新发展理念(的贯彻)是在各个方面不断完善、不断深化、不断落地的一个过程,所以也不能期望在一个短时间内新发展理念就能够使我们各个方面的发展面貌出现焕然一新的感觉,这个是需要有时间的。新发展理念的贯彻最主要要落实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上。坚持新发展理念,但新发展理念核心还是发展,当然我们是用新的理念来抓发展,抓经济建设,但核心还是要抓发展、抓经济建设。而抓发展抓经济建设,也是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最根本的一个途径。
现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最主要的体现是现在接近14亿人口,去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4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是中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大概是1.26万美元,我们距离也不是很远。按照这样一个平均数来看,中国可能很快要进入高收入国家。
大家可能会很受鼓舞,但我们看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接近14亿人口,低收入群体和整个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占总人口20%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2017年时只有5890多元,全部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总量占到居民收入总量的比重只有1.2%;高收入群体的数量比较少,但是在收入中占比比较大。所以,很多人的感受是收入是被拉高的,说人均GDP达到多高,他感觉到他的收入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我们的发展不平衡是非常明显的。比如2018年我们的基尼系数是0.468,一般从国际来看,基尼系数超过0.4是警戒线。包括现在的城乡之间的差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8年的时候是农村居民的2.69倍;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比如像江苏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甘肃省人均的4倍以上。这些差距是多个方面的,我们要解决这些差距就要靠发展。
这个发展不是造就更多的高收入群体,最重要的是让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能够接近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比如我们到2050年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能带着这些问题进入现代化强国。要实现这一点,至少要达到美国现在低收入群体的人均收入水平。美国在2017年占全部总人口1/5的低收入群体,人均年收入是789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大概在5.2万人民币左右。所以要让低收入群体在2050年达到美国低收入群体在2017年的收入水平,未来人均收入年均增长按照2017年的价格要达到7.05%,如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达到7.05%,GDP的增长率要超过8%。如果没有这样的发展,真正让共享变成事实是实现不了的。
另外城乡之间的差距,如果我国还有很多人口在农村,到2050年我国农村和发达国家农村的差异还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解决好,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让我们的农村和发达国家的农村目前的状态大体相近。如果实现这一点,我们的城镇化还要大力推进,人口主体部分应该转入城市,农村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老人和儿童都应该进城。因为从医疗来看,提高城市医疗保障水平比在农村搞个诊所的代价要小得多。农村的孩子接受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如果进城的话,那个规模效益比在农村办幼儿园要好得多。
中国未来发展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要大幅度提高中国城镇化的水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靠持续较快的发展和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中国发展的目标不是保6,而是要回归它正常的一个增长区间,我的研究认为是在7.5-8.5%之间,潜力也是有的。
我们说有这个需要,可能性就在于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来的,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到目前比较成功的实践经验,有长期发展积累的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我们有超大的国内市场和内需潜力,我们有大量充足的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所有这些都可以支持经济增长达到8%或者略高于8%,在这个区间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由于实际增长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产生通货膨胀,在中国可能在8%附近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我国目前产能严重过剩,人力资源就业也还是不充分的,另外我们的资金剩余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面向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中国要有雄心壮志,要把自己拥有的这些有利条件充分把握住把握好。
从这个角度来说,贯彻新发展理念就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真正地把发展的中心工作、把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抓实抓好,把整个经济发展的引擎充分地、强劲地发动起来。这是中国能够成功地走向第二个百年目标最重要的一个支撑和保障。
明年要把环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处理得更好
中国网:打好三大攻坚战排在六大重点工作的第二位,但是三大攻坚战的顺序作了调整,这种调整说明什么呢?
张立群:三大攻坚战对于明年这个收官之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承诺。脱贫摆在第一位凸显了党中央对民生的高度重视。我们说执政为民,老百姓的获得感或者贫困人口按时脱贫应该是我们“执政为民”和所有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明年作为收官之年把精准脱贫放在第一位,彰显了共产党和中共中央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
当然环保也非常重要。环保问题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明年要处理得更好,因为明年没有必要的增长,包括脱贫这些目标都会受影响。但是要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要保证环保的目标能实现,这里确实有一个把“两山”关系协调好的问题——“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脱贫需要“金山银山”,从生态环保来看又要保住“绿水青山”。明年怎么更精细地更精准地做好生态环保相关工作,让它的标准定得合理精确,整个环保的工作能够向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来加快转变,这些可能都是非常重要的。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与消费、投资、产业政策更好地结合
中国网:2020政策大方向依然是适度宽松,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10年没变,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也是10年没变,这是否意味着明年银行要继续降准降息?
张立群: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从2010年以后,经济增速持续下降过程中缓解下行压力或者努力稳住经济增长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手段,这些手段在明年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的信息来看,明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重点要进一步聚焦和进一步提高它的实际效果。这次财政政策叫做提质增效,也是要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
这个聚焦最重要的是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消费、投资这些方面的政策(与扩大内需是有关的),和产业政策更好地结合起来。这就是说它聚焦在最关键的地方,把钱用在刀刃上,真正把供需双方都能受益、乘数效应比较显著的领域,包括像民生短板、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等等,在这些方面发力,包括先进制造业等等。通过这个发力来促进产业和消费的“双活跃”“双提升”,这些方面如果工作做好了,首先在我们关注的扩大内需、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上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目前来看,扩大内需最重要的还是要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因为消费是居民的自主行为,是一个收入的函数,如果就业形势和居民收入形势不好转的话,扩大消费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要改善就业和收入形势,就要依靠企业形势的好转,而企业形势好转和订单水平的增加、销售形势的好转是紧密相关的,而实现这一点就要通过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如果投资能够显著提振了,那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能源工业订单会显著增加,订单增加之后对就业和居民收入就会产生积极作用,就会产生消费,消费活跃了又会带动消费品相关的产业也活跃起来。所以经济就是一圈一圈地通过不断的辐射循环都活跃起来,整个内需就扩大起来了。所以,明年增加有效投资就离不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好地配合,更精准地发力,包括提振基础设施投资、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保长远的,包括综合交通运输服务体系、包括大江大河治理和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包括城市地下设施的建设、包括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这里面有很多为长远打基础的建设工作,亟待把它做起来。
如果我们明年在财政政策方面能配合长期建设债的发行,用长期的钱做长期的事,带动当前的投资需求,这是一个可行的选项。所有这些,明年都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好地结合起来。财政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规模,但是它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货币政策如果和整个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向更精准地结合起来,那货币政策引导的资金就能够达到精准灌溉的目的。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明年的重点还是要聚焦,还是要提高实际效果,在这里面大有可为。这方面工作做好了,对明年“六稳”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走向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还是要改革开放
中国网:在六项重点工作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两条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关于前者,我国的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哪?怎样推动高质量发展?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张立群:高质量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重大课题。高增长经过了几十年,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相关任务,但高质量(发展)现在刚刚破题。因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渡阶段。我们比较形象地观察高质量,像现在日本和德国的生产制造就可以说是高质量,就是精益求精。要做到这一点,依靠的是制度的完善,依靠的是国民素质的显著提高。当参加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更守规则、更诚信、更认真,更负责任地做好自己的这份工作的时候,高质量的特征就比较鲜明地反映出来了。所以,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最重要的还是要依靠改革开放,就是要把支持高质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面地完善起来,在法治层面不断地推动它走向成熟和定型。而这个过程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建设结合起来、与社会主义治理能力的提高结合起来,真正形成使每一个人在参加经济活动的时候都有规可循,都比较注重守规则讲诚信,而且都更认真更负责任地做好自己这项工作——这样的制度,既有激励也有约束和惩罚,把人们向这个方面来规范。
像产权制度的改革,结合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我们对共有产权和非公产权能够严格地进行保护,严格追究他的财产损失责任,包括要素市场的发育,像劳动市场、资金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土地市场,真正把这个市场配置要素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出来。这个时候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企业才能在不断的优胜劣汰中把高质量发展的这些特征越来越多地增强起来。所以,走向高质量是一个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梯,迈过这个阶梯就可以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中长期的大目标,是需要我们坚定不移、久久为功的征程。
对高质量发展,第一,我们不能等,要在现在的工作当中积极地,明年都为它添砖加瓦,在改革方面、在制度建设方面、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方面逐步为它添砖加瓦,锲而不舍,就是要有紧迫感。第二,也要看到它是要经过长时间努力才能达到的伟大目标。当前经济增长需要的能量最重要的在于我们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内需潜力,这个方面我们通过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地把这项能量释放出来,使得我们的宏观经济总量失衡的矛盾尽快得到解决,使得企业的生产能力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使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真正地把建设现代化的各种资源充分地利用起来,在这个背景下才能出现这样一个“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金融供给侧改革核心是为实体经济融资提供更好的支持
中国网: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占了较大的篇幅,其中特别提到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意义,包括健全的退出机制、创业板和新三板改革,那么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部逻辑和顺序是怎样的?
张立群:金融供给侧改革最主要的还要遵循一个原则:实体经济强则金融强。沿着这个思路看,目前实体经济的困难是比较多的,主要来源于经济下行的压力,来源于企业产能利用不充分,开工率比较低。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货币政策的很多目标要结合起来,就是为实体经济融资提供更好的支持,不光通过货币政策,通过银行贷款,也更多地通过资本市场提供更多的对实体经济融资的支持。这一块是当前资本市场建设的近期目标。
当然,资本市场建设也要当前和长远兼顾,所以(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基本制度,包括新三板、创业板市场进一步规范、进一步完善,也包括提到银行——大银行工作重心下沉,中小银行的业务归位,要回到它的主要方向上来,重点还是要解决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现在金融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和短期经济问题和“六稳”问题比较多地结合起来来布局的,但是也是兼顾到长远,比如说要素市场的发展、资本市场资金市场的发展,它是长短兼顾的安排和部署。所以在明年把这个方面的改革推进好也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关系面是非常多的。
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点
中国网:这次会议首次提出我国“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您怎么理解这一点?
张立群:这恰恰是把中国发展的巨大能量点明了。中国的发展要为十几亿中国人民谋幸福,这种幸福不是低水平的幸福,不是小富即安。它是让中国人民的生活达到,最后要超过当前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均生活水平。这里面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在于它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远远高于现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这样一些实际水平。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内需潜力,它蕴含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展现的这样一个幸福未来的广阔前景,而这个广阔前景也包含着21世纪人类新的文明的曙光。在这个角度看,我们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内需潜力就来自于十几亿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勤奋努力,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
(本期人员——责编/文字:韩琳;主持:段冰;摄像/后期:张文泉;主编:郑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