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2019年12月底，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地暴发，其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史无前例，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执政党和国家的治理能力尤其是应急治理能力是一个严峻考验。1月下旬至今，中国社会全面进入战“疫”状态。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罕见地在大年初一开会讨论疫情，此后多次开会，对疫情防控工作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带领全国人民顽强奋斗，遏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发展。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电视电话会的形式，直接给全国17万名县团级以上干部召开了两个小时会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部署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这场战“疫”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及中国执政党的国家治理能力也赢得了国际上广大有识之士的赞赏。中国访谈就相关问题，邀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汪卫华副教授谈谈自己的感想，与广大网友交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汪卫华。

中国网：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说，“在疫情面前，中国政府展现出强大高效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令我印象深刻，这正是中国制度的优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也说，“中国的协同优势是几年前我们都无法想象的”。您认为我国这种举国体制的优势在应急管理中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特别是对中央的两个“罕见”行动，您怎么看？

汪卫华：举国体制当然是我们来概括中国政治体制特征的一个方便的标签。其实举国体制在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阶段有它不同的体现形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的来讲，我们如果把举国体制理解为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么它的核心和基础，其实我们说有三个。

第一，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是我们在政治上能够实现举国体制，以举国动员的方式来应对疫情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保障。

第二，强大的动员能力。这次我们集中了全国范围内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重点支援武汉市及湖北省的疫情阻击战，这在其他国家显然是无法想象的，也是我们国家动员能力的一个生动展现。

第三，举国体制还体现在全国范围内的对口支援。像这次武汉作为一个疫情的重点地区，当然是由中央指导组统一协调，调动了全国的力量来重点支持武汉疫情防疫阻击战，包括医疗队伍的支持，包括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的支持，乃至于说全国范围内的干部的支持。在湖北省的其他地市（州），基本上采取了一个到两个省来对口重点支援一个市或一个州的做法，像黄冈由山东省来进行对口支援。我们会发现，这次山东不仅派出了医疗队，集中了大量的物资来支援，更重要的是直接由山东省委副书记领队来靠前指挥，进行对口支援方面的协调。所以，我们说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全国范围内的强大的动员能力，以及这种对口支援的工作方式，这是我们理解这次举国抗疫过程中我们举国体制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最核心的一些突出特点。

正是在这样一些具体原则的支撑下，总的原则如果可以概括成这三个方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之中，不仅仅是举国体制的宏大叙事，还有微观层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其实也展现了我们所谓的举国体制的一些优越性，具体的举措上、工作的方式方法上还有一些突出的特点，也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我们针对疫情发展全国一盘棋，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推出了一些精准的应对措施。比如说1月23号武汉封城，这个举动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疫情防控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没有我们强大的举国体制、集中统一的领导，那恐怕在疫情发展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要果断地阻止疫情蔓延的趋势恐怕就很难做到了。

其次，像在武汉封城之后，我们很快就面临了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尽管前期我们的工作有一些滞后，但是一旦下决心，我们进行方舱医院的建设，进行“四类人员”的集中收治、集中排查，我们看到效果非常明显，很快就扭转了武汉市疫情防控的被动局面。像用新建方舱医院的方式，不仅是用体育场馆、展览馆这样一些公共场所公共设施，包括像动员市属和省属的一些高校，腾出他们的宿舍来建设方舱医院进行集中收治，包括征用一些集中的隔离点，这样一些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一旦及时地拍板决定，实施起来非常快。这在疫情应对上也是举国体制展现出来的一个核心的特点。

同时，在微观层面，这个举国体制的运行其实高度依赖全国范围内各级党组织，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社会动员网络。这次疫情防控进入到2月中旬以来，我们看到社区的防控逐渐地成为重中之重。这仅仅依赖社区工作者是不够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基层党组织，包括省市机关，把他们的大部分干部派出并下沉到社区，进行24小时的防控轮岗。这些工作有效地实现了扭转武汉市及湖北省疫情防控的紧张局面。所以，在人力的动员上，这恐怕是举国体制的一个核心的微观层面工作方法上的一个要求。

第三，我们说在疫情发展的不同时期，我们需要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工作重点。进入春节以后，尤其是到春节假期结束以后，我们会发现，除了像武汉市及湖北省这些疫情严重的地区之外，其他的地区面临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如何能够在疫情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安全地、及时地复工复产。如果不复工复产的话，显然疫情防控在后面也会遇到很多的具体困难，更重要的是对我们今年的经济发展造成一些严重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上次习总书记主持召开了17万人参加的全国范围内的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电视电话会议，把疫情相对比较平和的一些地区复工复产的工作放到了重中之重的位置。我们可以讲，这种及时地根据疫情发展的趋势提出复产复工的要求，提出各个疫情形势不同的地区有针对性地在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两方面做好相应的工作安排，这个也是我们举国体制在微观政策层面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最后，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忽视，举国体制得以在这次的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不是简单地靠政府就能解决和完成的事情，它需要人民群众高度配合，尤其是像武汉市上千万的市民在封城之后能够有效地、自觉地配合政府的要求，做好居家的防控工作，同时大量的志愿者充实到我们疫情防控的第一线。我们人民群众的高度配合，这种有效有序的组织，是我们举国体制得以应对疫情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条件。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

所以，总的来说，在微观层面，在具体的政策措施方法上，在举国体制上，我们不能够忽视针对疫情发展及时完善地精准施策；我们不能够忽视各级党的组织及下沉的干部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不能够忽视在及时地复产复工方面，我们需要去做的大量的事情，包括落实习总书记和中央的部署要求；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没有人民群众的高度配合，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我们的举国体制恐怕也很难取得像今天这样在防控疫情方面相对比较良好的一个效果。

中国网：中共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完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论述。您能否谈谈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的价值？在当前防控疫情的过程中，群众路线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不得不承认，我们在抗“疫”的过程中还是有不足的，也出现了一些偏差，群众路线对于“纠偏”，是否有其特别的作用呢？有没有什么事件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汪卫华：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根本的组织路线，也是根本的思想路线。它不仅是认识论问题，也是方法论问题。我们讲“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仅体现为在决策方面我们要把服务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任何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重要的是在工作方式方法上紧密地依靠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体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我国的治理实践中，无论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还是改革开放的这40年，群众路线都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治理的一个突出的法宝。

具体到这次的疫情防控过程中，我个人觉得在群众路线发挥的作用上可以做三方面的概括。

首先，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针对疫情发展趋势，我们有针对性地回应群众的呼声，提出来一些具体的决策措施和有力的工作部署，是我们从决策方面走群众路线的一个突出体现。比如说武汉封城，这样果决的大决策是高度对人民负责、对群众负责这样一个思想基础的体现。其次，在武汉疫情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我们从善如流，能够接受来自各方面的建议，通过新建雷神山、火神山这些重点收治的专业医院，以及新建方舱医院集中收治病患，这是我们今天能够扭转疫情防治被动局面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举措。在决策上，只有一切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出发，真正做到把人民群众的核心关切、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我们的决策部署才能够有针对性地去解决这次疫情防控的那些重大问题。这是在决策方面。

其次，群众路线还体现在群防群治，尤其是在社区疫情的防控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二月份以来，疫情防控从前期的医疗病患的收治逐渐向“四类人员”收治和社区防控并重（转变）。尤其是在武汉和湖北省其他市、州疫情比较严重的一些地区，社区防控的大量工作需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依赖社区工作者，不仅仅是依赖我们这些下沉的干部，还要调动各方面的志愿者尤其是社区居民投入到社区的防控工作之中，从我们讲的全覆盖——各种防控措施的全覆盖转向全面的人民群众的参与，当然是在有效的防控保障的情况之下，调动志愿者和社区居民进行全面的参与，才能够做好社区防控的工作。可以说群防群治正是我们能够打赢这场阻击战的关键环节，也是最终我们能够赢得这次疫情防控胜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前提。

第三，群众路线的确要体现在“纠偏”上，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在疫情防控前期，我们的确在科学认识方面、在我们的工作方面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拖延的情况，使得在一月中旬武汉及湖北省的疫情暴发阶段很多工作做得不到位。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反馈上来的这些信息，的确能够使得我们的决策者，我们党和政府——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能够有更多的聚焦点，能够分清主次，在具体工作部署上能够扭转前期步步被动的局面。只有广泛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我们的工作重点，才能够及时地纠正具体举措上、具体的一些应急管理方面的不足。所以，无论是决策还是群防群治，还是政策的“纠偏”、措施的“纠偏”，我个人认为我们党长期坚持的这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方法在这次疫情防控进程中起到了一些关键性作用。

总的来讲，新冠肺炎的治疗可能是一个专业问题，但是疫情的防控一定是一个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广泛参与，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的一个艰巨的、大的社会公共治理的关键问题。这是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一些核心价值，以及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突出的特点。

相对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来讲，我们在国家治理风格上的确有很多独到的地方，有很多的特色，可以讲群众路线依然是国家治理包括这次疫情防控、应急管理方面的重要法宝，需要长期加以坚持和完善。

（本期人员——责编/文字：韩琳；后期：张文泉；主编：郑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