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宇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健康城市研究中心健康城市评价研究室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主任

自2003年非典以来，全球发生了数次局部或者是全球性的新发传染病流行，这些疫情都对人类安全形成了威胁。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一次更加剧烈的对人类健康的冲击，从全国到全球，对生命健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直到目前尚不能做出全面的评估。

图1.武汉市中心地图

图1是武汉市中心的地图，红色图下是武汉市二环路的界内，这块面积约160平方公里。按照湖北省统计局2018年末的数据，武汉市有约1100万人口，是一个人口高度密集的大都市。

图2.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图2是本次武汉疫情爆发时的情况。横轴是病例发病日期，纵轴是发病例数。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于一个新发传染病大流行的划分大致分为这几个时间段。一是流行间期，没有疫情发生的时候，是一个很长的寂静期，之后出现大流行的前期，称之为大流行预警期，接下来是大流行的流行期，还会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最后是流行期的收尾。大流行的预警期非常短暂，一旦进入疫情快速增长期，呈现出了一个非常陡峭的曲线。

这次疫情的特征：第一，病例呈爆发性增长。第二，病例短时间集中大量出现，大大超出了当地医疗服务的能力，造成医疗服务系统整体瘫痪。第三，疫情爆发之后社会活动无序而且停滞。在这种疫情的冲击下，原本强有力的政府管理体系也出现了瘫痪，城市应急响应预案和实施基本失灵。直到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城市进入全面紧急状态。

图2中绿色覆盖的区域是控制比较理想的突发疫情时所希望实现、达到的目标。由于人、自然、动物总存在着交互界面，新发传染病往往是没有办法完全阻止出现的，但是我们希望在新发传染病出现后，能在有效的社会管理措施控制下呈现缓慢的增长过程。

应对新发传染病的流行，我们的预案和一切努力的核心就两个目的：一是推迟发病高峰，让病例出现的峰值后移，不要短时间集中出现。二是降低发病数高峰，尽可能使这个峰值更低、更平缓。即便总的病例数不变，但如果峰值后移，最高峰不那么高、增长曲线不那么陡峭，就能把时间争取出来，能够达到以下几个目的：

第一，直接缓解医疗服务的压力，使重症患者得到有效救治，保护医护人员不因防护不到位被感染。第二，有利于政府进行全面社会动员，筹集资源。第三，疫情峰值向后移，留出更多的窗口时间，可以对已有药物进行筛选，以及启动疫苗研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带来巨大冲击的峰值呢？有几个方面原因共同促成。首先，武汉市人口众多，人口密度非常高。第二，疫情最早发生在城市中心，迅速进行疏散和隔离非常困难。第三，春节前这个时段正是一年中社会交往、活动、集会、聚餐最密集的时段。第四，新冠病毒经呼吸道传播，传播速度快。第五，人群没有预警防护。

针对这种现象，大家在震惊之余也是在发问和思考，这是不是我们所说的百年不遇的黑天鹅事件，会不会是今天不发生可能下一个一百年都不会发生的稀有事件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到底是黑天鹅还是灰犀牛？它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突然发生了，还是一个很有可能发生的、在我们做了很多次预警的情况下它真的出现了的一次大疫情。

科学家对于人类可能受到新发传染病疫情危害的风险已经研究了几十年，世界卫生组织为此准备了二十多年，一直在不断修订和完善预案。较早期有一位科学家罗伯特•韦伯斯特（Robert Webster），多年来一直预测，在野禽中存在的禽流感病毒很有可能通过一些突变机制传染给人类，引起世界大流行。专家们和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对人类有可能遭遇新发传染病大流行的威胁提出预警。世界卫生组织和科学家的目光实际上一直在关注着养殖的畜类、禽类，虽然对野生动物也给予了一些关注，但由于目标无法集中，不能锁定到底什么野生动物会直接将病毒传染给人类。

近几十年来人类的新发传染病主要都是来自于养殖或野生的动物。没有一个是原本已知的人类传染病病原体，经过大型突变变成一个危害更大的大型传染病。比较典型的如最早1980年出现的艾滋病病毒来自于野生黑猩猩，是通过血液、体液传播的，已经传播了40年。1997年的H5N1禽流感，虽然病例数有限，但是病死率非常高，也是人们高度警惕的。2003年的非典，半野生半养殖的果子狸作为中间宿主将SARS冠状病毒传染给人类。之后是2009年发生在墨西哥北部的H1N1流感大流行，几个月就传遍全球各个角落，直到现在还留在人间，只是它的致病性与季节性流感比较接近，造成的致病性没有那么强。

图3.近40年新发传染病概览

 2012年出现在沙特阿拉伯的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2014年中国出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也是通过飞沫传播，曾出现了非常少见的人传人个案。这时候已经给人类再次敲响警钟，在人和动物接触界面，不时会出现这种撞破物种屏障的事情发生。2014年出现了西非埃博拉疫情大爆发。埃博拉病毒虽然是几十年前出现的老病毒，但因现在西非爆发，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也震动了欧美发达国家。

这些疫情的每次出现都是对人类安全的巨大威胁。通过非典以后建立的覆盖全国的传染病疫情报告系统，能够在汪洋大海般人群中发现感染了禽流感的个别病例。在2013年到2015年之间，通过这个系统，发现了人感染各种亚型禽流感的散在病例，使我们能够及时应对很多疫情。目前监测网络已经覆盖到全国73000多家医疗卫生单位，随时向中央疾控机构报告这些传染病的疫情，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新发传染病。

在社会管理方面，非典以后，我国建立了“一案三制”为框架的中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对于新发传染病疫情也有了非常详细和系统的法律规定和预案指南要求，包括研究发现新病原体的能力、应急反应能力的建设。同时，这些年来国家在疾病检测和风险评估系统体系上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当2009年发生H1N1流感全球大流行时，我们还启动了疫苗与药物研发的技术储备，86天就完成了应急疫苗的研制并投入使用。这些都显示出我国近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的基础建设和能力提高。

经过这些年的实践，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在实战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2013到2014年冬春季，我国出现了人感染禽流感H7N9的高峰，在上海、浙江、江苏等不同地方出现了较多个案，当时通过流行病学的分析和监测，发现病例与活禽市场密切相关，果断采取了关闭活禽市场的措施。90%的病例都发生在活禽市场关闭之前，关闭之后只有不到10%的病例出现。

所有这些应急操作，也是对新发传染病应对的整体链条上进行的实战测试，从疾病监测、病例发现到它的感染源头、场所确定以及后续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最后达到没有新发病例。

另外还有一些更为复杂的情况，如2014年发生在西非三国的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例断断续续出现了几十年都在偏远地区自生自灭。但到了2014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最初发生在几内亚东南部一个深山林区的疫情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认为会像以往历次埃博拉疫情一样很快消失。结果出现了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由于交通的便利、人员的流动，出现在偏远地区出现的病例很快传到了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三国的首都，在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出现了爆发流行，并经国际航线传到了欧、美国家。

图4.2014年埃博拉病毒疫情传播情况

这就反映出当今新发传染病面临着新的经济社会形势。首先是交通便捷了，城乡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农村、偏远林区和大城市连成一体。其次随着经济改善，在乡村的患者有条件去大城市就医，这样会把疾病很快带到人口密集区。除此以外，由于这些疾病大部分是通过呼吸道传播，传播速度非常快，病例一但进入大城市会很快传到首都、国际口岸，继而传播到全世界。

仅仅四个月的时间，如下图在塞拉利昂可以看到，最初5月份发生时只在它的东部与几内亚的边界出现很少的病例，6月份随着当地病例的增加，很快传到首都弗里敦，7、8月份弗里敦出现聚集性、高密度的疫情爆发。大城市和农村之间距离被压缩以及大城市高度的人口密集，使得现在应对和预防新发传染病呈现非常严峻的形势。这也是为什么在武汉出现典型疫情之后，非常难以有效控制。

图5.2014年塞拉利昂埃博拉疫情从农村向大城市蔓延

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城市的居民在空间位置上的高度聚集，便捷的交通把大都市和世界各地联系在一起。但恰恰在这种情况下，大都市和养殖的、野生的动物、禽类之间没有做到安全的隔离。实际上这些大城市被无数养殖动物和野生动物所包围。按照我国2018年的数据，全国生猪存栏量有4亿多头，出栏量有6.9亿多头，其中，工厂化养殖的只占10%左右，主要为家庭和分散养殖。养殖的禽类更达到60亿羽。大量的养殖动物与人产生了巨大的接触面。

本次疫情的特点是在大城市首先出现，大量的畜禽、野生动物与城市居民之间缺乏安全的隔离防护。这里有两个方面有没有拉开应该隔离的距离，一是社会防护距离，即我们的文化、风俗、消费习惯对鲜活、野生食物产业链的需求，使得这个产业直通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二是物理防护距离，在大城市以及周边的活禽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小型养殖场所、家庭养殖场所等，人兽的接触面巨大而无形。这种广泛的人和动物、禽类接触面，造成了新发传染病的巨大风险和威胁。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我们一个的深刻提示，就是要从“One Health（同一健康）”角度认真思考未来人类、动物和环境卫生保健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需要建立一个跨领域、多部门的全球生态治理理念和合作机制，以此来促进人类健康和动物福利，维护改善生态环境。这也是全世界各国政府和全人类的共同责任。

在这个概念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城市的安全风险，包括城市安全、居民安全、经济社会安全。无论什么大城市都不具备足够的医疗资源应对一场传染病的大流行，所以强调预防才是安全的底线。对于人兽共患疾病，我们实践有案例、科学有共识，绝不是百年不遇的、不可能发生的黑天鹅事件，它确实在我们身边时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灰犀牛事件。

需要建立一个合理、有效、安全的城市与活体动物之间的界面关系，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告知公众风险，通过立法加强管理，通过城市规划与建设、产业升级，建立安全全覆盖的养殖、加工、商贸和消费的产业链，阻隔居民与养殖动物的接触面，使城市居民远离新发传染病的威胁。

关于健康城市建设要素中应急管理方面的准备，特别是大型城市，要有应急管理和相应储备的整合性建设。这就包括要建设一个在突发事件和平时生活状态下能够共享的公共卫生设备、预案和储备，保证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管理信息能够畅通且准确及时，保证政府组织指挥能力不断，能够充分有效的调动人力资源进行安全有效的应对，使得居民在最初的时间能够自救互助。在安置人员方面也应该平战结合，预留下城市应急人员安置的条件，以及生活必需品储备。总之，在大型都市中一定要建立安全的、有保障的、与活体动物之间的隔离机制和设施，保障大城市居民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