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全球治理中心主任、教授  贾庆国（资料图）

中国网：贾委员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贾庆国：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中国网：本次政协会议，您带来的提案是关于哪些方面的内容？

 贾庆国：我这次带来三个提案：一个提案是关于加强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提案，还有两个提案涉及到中国对外关系。

 中国网：关于加强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提案，您能否做一个介绍。

 贾庆国：这个提案主要是基于对现在疫情的反思。新冠肺炎疫情到现在为止已经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染病，大量的人员死亡，也给很多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次疫情给中国带来的伤害不亚于一场小型战争，给其他国家带来的伤害不亚于一场中型战争。

 从这个角度看，这次疫情提醒我们需要加强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工作。这里面涉及到方方面面：一是要重新认识传染性疾病对安全构成的风险；二是要进行机构改革。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强有力的、位阶更高的机构来应对传染性疾病突然暴发的紧急的状态；三是需要监控直报系统。一旦发现疫情，马上就会报到最高层，尽快来处置疫情；四是需要增加人手，需要建立一个常设的队伍。和军队一样，平时要训练，真正碰到疫情的时候马上能用得上。当然这就需要大量的投入，可能需要大幅提升对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投入；最后，需要和其他国家建立密切合作的关系。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暴发疫情都有可能对我国的安全构成相当大的威胁和风险，所以，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加强病毒研究，加强国际公共防疫体系的建设。

 中国网：刚才您说到这次遭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亚于一场战争，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审视。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为什么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审视和思考疫情带来的影响？

贾庆国：所谓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是说明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一般来讲安全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各国的安全问题更多的是军事安全问题，更多的是外部入侵，也包括恐怖主义问题。但是从防疫角度讲，从病毒的攻击角度来思考安全问题的少一些，现在应该更多的从安全角度来思考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风险问题。这次疫情给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这是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做大的投入，包括要进行大的改革。

中国网：目前，我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控制，但全球疫情蔓延的趋势还没有明显好转，影响还在持续。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您认为中国是否需要加强国际公共卫生防疫合作？要加强哪些方面的国际公共卫生防疫合作？

贾庆国：（加强）国际公共卫生防疫合作是必须的，这不光是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必须要做的事情，从自身利益的角度看也必须做。因为这个东西直接威胁到你的安全和经济的发展，如果别的国家的疫情得不到控制，你的安全还是会受到威胁。现在花很大的精力防止境外输入的问题，如果别的国家深陷疫情之中，你的国际贸易无法进行，你在海外的市场也没了，生产链也没了，很多技术进不来了，很多物资出口不了了，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非常重要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在加强国际合作的过程中，需要做一些事情。一是支持像WHO（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多边组织发挥作用，毕竟它可以作为一个平台引领协调各国的抗疫活动。这种支持是道义上政治上的支持，还有财务上的支持。二是需要给别的国家提供大量的防疫物资，防疫物资也要按照一定的原则来提供。对于那些特别不发达的国家，特别不富裕的国家，可以采取捐赠的方式无偿提供。对于经济状况比较好、比较发达的国家可以通过出口的方式来进行帮助。

 中国网：我们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疫情过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可能会发生变化，您怎么认为这一观点？

 贾庆国：这个很难说地位变化。首先，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中国只是成功地度过了第一阶段，中国在第一阶段做的是比较杰出的。但是疫情还在，别的国家现在还在疫情中。中国现在面临两个方面的风险：一是境外输入风险，二是境内疫情反弹的风险。要想真正地消除这种风险还需要时间来研制疫苗，来研制特效药。在这段时间中，如果疫情再次暴发，中国面临的风险比别的国家还要大一些。别的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在这一轮疫情里，第一阶段里感染人数比较多，所以有抗体的人数比较多。中国感染人数比较少，所以有抗体的人数比较少，所以中国的人群面临再次感染的风险比欧美国家还要大。

第二从特效药研制和疫苗研制方面，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科技水平上还有一定的差异，在这方面我们也没有特别大的优势。最终疫情控制要靠药来解决，还有要靠所谓“群体免疫”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否在第二个阶段再次胜出，做得比别的国家还要好，现在还很难判断。

第三是经济的因素。中国能否利用好自己最早走出疫情的优势尽快恢复经济和经济增长，这也是非常大的挑战。总的来讲，不管中国在疫情之后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还是积极和建设性的。

中国网：疫情中也反映出国与国关系之间的微妙变化以及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态度和做法的变化，未来我们该如何处理大国关系？

贾庆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中国主要是和西方国家之间发生了很多冲突和矛盾。西方国家出于他们意识形态考虑，特别是国内政治的考虑，特别是他们自己陷入疫情以后那么多人感染，那么多人死亡的焦虑无奈，近乎于绝望的心情，在那种情况下说了一些不太理性的话，针对中国有很多指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那些国家的互动也出现了很多的摩擦和矛盾。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本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尤其是中美应该把病毒当作我们共同的敌人，当然病毒确实是我们的敌人，应该联合起来应对病毒这样一个非常凶恶的敌人。但是很遗憾，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两国之间在疫情暴发前已经出现了恶性互动的局面，两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不仅没有合作，反而矛盾加剧。

中国在应对这样一个情况时，一方面当然要反击，另一方面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国际责任。实际上，中国在自己的疫情刚开始得到控制的时候，中国就开始给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包括给美国提供大量的防疫物资。当然又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中国向美国提供那么多物资，美国有很多人还在批评中国，说中国给他们提供物资是把帮助别人政治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做好。不管他怎么说，最后事实胜于雄辩，中国要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中国网：针对我们即将面对的这些风险因素，有哪些应对措施或者接下来需要怎么做来把影响降低到最小，把优势发挥到最大，您有哪些看法和建议？

 贾庆国：第一，要加强对疫情的监控和阻断。刚才提到两个方面：一是境外输入，怎么在逐渐恢复对外交往的过程中把境外输入的风险控制到最小；二是境内再次反弹的风险。因为有很多假阴性的被感染者，他也可能感染别人。万一要真的出现这种再次暴发的情况，中国能不能有效的应对，中国可能需要加强在这方面的监控和准备。

  第二，中国需要加快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制工作。现在中国有几个团队在研制疫苗，争分夺秒，花了很大的精力和资源，希望他们的研究早点出成果。其他国家也在加紧这方面的研究，不管是哪个国家先研制出来疫苗和特效药，对世界应对新冠病毒都是福音。中国作为先走出疫情的国家可能有特殊的责任来加快这方面的研制工作。

 第三，尽快恢复经济。这分为两方面：一是境内部分的经济，怎样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防止疫情复发的情况下，尽快让所有经济活动都恢复，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二是中国对外经贸关系怎样尽快恢复，随着别的国家走出疫情，我们怎么去恢复和加强与他们的经贸关系，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现在由于担心境外输入的问题，所以，现在人员交往受到很大的限制，这种情况也需要尽早调整。

 总的来讲，中国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自己最早走出疫情的先机用好。   

（本期人员：责编/记者：裴希婷；主编：郑海滨；摄像/后期：张文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