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2020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1年经济工作。从发布的公报看，此次会议内容丰富全面，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会议对2021年中国经济各项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新提法、布置了一系列新任务。中国网《中国访谈》节目特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就这些新提法、新任务进行解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

中国网：陈老师您好。

陈文玲：您好。

中国网：这次会议中说明年要迈好第一步，首先要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那么您认为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该怎么做？

陈文玲：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段话特别重要，就是要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效能。我觉得这段话是非常深刻的。

面向未来的中长期，我们要形成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既是应对当前的疫情，也是未来的中长期的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新的战略布局，或者叫战略选择。因为所谓”双循环“的格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我们国家应该是既有条件，也有可能，而且也已经在疫情中基本上能够实现这一点。因为在疫情中，我们的14亿人的衣食住行都是没有堵点的，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还是在铁路上，还有交通警察、所有的社区管理者，所有的人，实际上衣食住行这个市场的供给是没有停顿的。我们整个流通的体系、大的物流系统，运行是正常的；我们的支付体系是快速的，我们的无接触服务这种新的商业业态支撑了这种居家的服务，减少传染源。这是其它国家无法比的，这种生活场景其它国家都达不到。后来我们在疫情中急需的远红外仪的测温仪，今天苗圩部长讲，用一个月的时间攻关，实现了全产业链。这些都表现了我们国家有这种强大的制造业的体系，它可以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刚性的最起码的消费需求。

国内为主体的大循环已经形成。首先我可以生产，我这个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是畅通的，我可以制造出来。第二，我这个市场是可以有供给侧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的。虽然需求是在大幅度下降，但是这种刚性需求仍然是庞大的。

比如说我们的餐饮，尽管从4.67万亿，现在到3万多亿，下降了18.6%，但是这也很大，仍然是全球超大规模的餐饮市场。旅游市场也是，旅游市场原来我们2019年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是60亿人次的旅游。但是今年旅游人次下降了30%多。按照原来的增长速度，2019年达到了60亿人次，我们预测到应该到2025年可能会接近100亿人次。所以我们的旅游市场规模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到疫情中很多潜能还没有发挥出来，旅游是“十一”恢复的，聚餐也是“十一”恢复的，但是我觉得未来比如说元旦、春节，如果国内疫情控制得好，这两个行业的暴发力就不得了。

中国网：它是不是“双循环”的突破点？

陈文玲：它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是国内大循环。国内的大循环还不仅仅是即期发生的这种消费需求，也就是面对面即刻消费的这种消费需求，像餐饮、旅游都属于即刻消费的面对面的服务的需求。我觉得真正的“双循环”还是指我们现在的制造能力，和我们国内巨大的消费内需，通过我们市场的大流通形成这种循环体系，也包括我们的制造业自身的循环。因为制造业本身现在就是一个循环，制造业本身现在已经是由若干条生产线形成的产品链、供应链和服务链，最终表现为价值链。

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内的大循环，实际上就是我们能不能有一个稳定的、自主可控的产业供应链，就是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第二条——稳定的自主可控的这种产业链、供应链。实际上在衣食住行，在我们的消费品制造上面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我们现在问题比较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迈向中高端的这些制造业的产业，比如说半导体，比如说高端芯片，可能还在其它国家的制造商手里；比如我们的飞机发动机，可能还在其他国家的手里，比如说我们的高端汽车的发动机，还在其他国家的手里；比如说我们需要的光刻胶在别的国家手里。我们国家的半导体行业封装是我们的优势，但是制造（特别是芯片制造）可能是我们的劣势。我们设计能力不差，但是还没建成真正的应用制造能力。所以，将来真正自主可控的产业链，稳定的产业链、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未来可持续安全的产业链，一定要加强科技的战略性的支撑作用，一定要在科技的自立自强上发力。

从五中全会一直到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把科技创新的战略作为第一条，而且五中全会中提出来要把创新放在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而且提出来科技要自强、自立，要“四个面向”。这些大的战略布局都和我们后边要建立稳定的、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相关。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每一项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工作，每一项工作之间有一个关联，就跟消费侧、需求侧、供给侧，不是说这个侧就像一堵墙似的，这面是需求，那面就是消费，这边就是供给，那边就是需求，我觉得它不是这样一个截然分开的关系。

中国网：我们注意到，12月12日政治局会议召开时，高层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信号。但是此次会议不再提“需求侧改革”，而是重新变回了“需求侧管理”。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陈文玲：为什么我们要提出来需求侧的管理？现在的市场经济是以需求为起点的，消费需求创造供给。我们所说的订单经济也好，寻找细分的市场也好，实际上都是要找确定的市场需求。这种市场需求是随着人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购买力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它对需求的层次就不断提高。它的需求是动态的，它是不断地发生着需求偏好的变化、需求结构的变化、需求方式的变化，所以需求侧是和人所产生的消费需求（相关），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他的消费需求层次不断地上升。所以，这种需求不仅仅是靠改革制度，而是自身的需求和国家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与它可获得的可支配的即期购买力的需求是紧密相关的。所以，需求侧是可以有效地进行管理的。因为需求是一直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的，而需求是无数个个体——既有和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系，也和购买力水平有关系，也和一个人的需求偏好有关系。这些东西都是动态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而有这么多若干个消费的需求，引发了对供给的基本的需求。所以，供给侧的改革是要和需求适配的，供给侧的改革要适应消费需求——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要和这样的需求侧匹配，不断地满足需求侧的动态变化。所以，需求侧的管理一定是适应这些方面的变化，它不是仅是一种制度供给。

如果说供给侧能够设计你的消费需求，但是它也可以设计你的供给需求，但是最根本的消费的需求还和你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购买力水平，特别是和即期购买力水平，还有你用于储蓄，和未来全生命周期的可支付的能力都有直接的关系，也和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社会保障水平高，那他的支付能力就强，即期消费的欲望就强。还和一个国家消费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国家是一个高储蓄国家，亚洲的日本、韩国都是高储蓄国家，高储蓄实际上就是未来考虑全生命周期的支付，甚至除了他的生命周期，还包括下一代的生命周期的支付。消费侧和消费的方式还有关系，还和消费的结构有关系。比如说基尼系数代表着你这个食品在你的消费总量中占的比重。当你的生活水平低的时候，收入水平低的时候，国家比较穷的时候，基尼系数一定是特别高的。

中国网：占的比重高。

陈文玲：一定是特别高的。农村现在的基尼系数高于城市，就说明农村的生活水平是低于城市的。食品占的比重越高，基尼系数就越高，所以它跟你的消费需求的结构还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需求侧从“改革”到“管理”不是一个提法的改变，我觉得是对消费的客观规律、经济的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

我觉得所谓管理，无非是三个方面：第一，提高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我们现在的经济新发展阶段，在五中全会、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三新”也在一再地强调。新发展阶段就是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它基于什么呢？基于我们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转变。我们整个社会的基本矛盾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化的需要，这种需要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变成了整个社会矛盾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一个是需求侧的管理，首先是管理我们国家的经济，使我们国家的经济不断地能够稳步地向前迈进，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走。这是我觉得需求侧的基础。没有国家经济的稳步增长，你就无法满足，使人们的收入不断地提高，需求侧就无所谓管理。

第二方面就是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怎么能够扩大消费需求，激发人们合理消费的诉求。当然这种消费不是浪费，我觉得是合理的消费需求，是潜在的消费需求，还有被供给创造出来的消费需求。比如说，文化的消费需求一定是在基本的生活需求、刚性的生活需求得到基本满足，达到小康水平之后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体育、健身、健康，我认为这都是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

所以，第二个方面是不断地使我们的消费能够升级，政府就可以引导消费需求。比如说创造有效的文化品的供给，因为一定是先有文化产品才能激发出潜在的需求。比如说这个电影没有生产出来之前，你是难以想象看哪部电影的，电影不是你想出来的。比如一部小说、一部电视剧或者是一幅画，都是创造出来的供给，然后才能激发潜在需求。

我们未来的消费需求有很多是属于潜在的消费需求，比如精神层面的消费需求，文化产品是满足你精神层面的消费需求。这个我觉得是可以靠供给侧改革、靠制度或者政策的引导，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提高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一般情况收入越低，消费率越高；收入越高，消费率越低。所以，我们真正要去提高居民的消费率，既要满足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提高整体的消费率，也要把高收入阶层的个性化的、多元化的或者是更加高端的这种消费需求，把它给激发出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我认为就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供给侧的变革创造出来这种崭新的消费需求。比如现在像华为手机，现在打开华为手机的折叠屏，就跟一本书一样，这就是供给侧发生了变化。它有了这种供给，你才能去购买，才可能产生需求。这就是被供给创造出来的消费需求。但是你没有这种供给，就不可能有这种消费需求。所以，消费需求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即期的消费需求，这个是需要在大循环中满足的，满足即期的消费需求，因为这种即期的消费需求一般的情况下是刚性的消费需求，是基本的消费需求，或者叫最低限度的消费需求。再一个就是激发潜在的消费需求，主要是靠政策引导，靠制度的设计。要通过供给创造出来崭新的消费需求。

我觉得这种崭新的消费需求是没有边界的。比如家政机器人，像日本的家政机器人进行护理，它确实是非常成熟的，因为日本女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到88岁，男人平均的预期寿命已经到78岁，它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它的65岁以上的老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已经高达27%。中国2000年进入老龄化，但还不是深度老龄化，我们现在有2亿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65岁以上的老年人也在迅速增加，也超过10%了，所以我们老龄化的脚步直接开始追赶日韩。未富先老确实也是需求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所谓需求侧管理还得根据需求侧的需求者的结构变化不断地进行调整。比如现在有8000多万残疾人，这些残疾人也是需求侧；2.7亿老年人，老年人也是需求侧。需求侧的需求者的结构发生变化，它也会带来需求侧的变化。所以，这就需要管理，要制定比如说无障碍通道，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的需求）。这都是属于需求侧管理。

中国网：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不断来调整，对它进行有序的引导和合理的管理？

陈文玲：对。

中国网：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大背景下，未来对于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和发挥潜力上，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

陈文玲：超大规模市场，我们原来说的只是社会商品零售额，这是不够的。其实我们现在真正的超大规模市场，它的潜能是非常之大的，既包括社会消费品零售市场，也包括房地产市场，也包括物流市场，也包括我们开发的国际市场，未来可能还包括我们的数据市场——因为数据要交易，包括我们将来的土地市场、知识产权市场等等，我觉得这个市场的规模会迅速地扩大。它的边界，比如知识产权交易、数据的交易，它的边界就不像有形的商品的交易，可能很多都变成无形市场。所以，市场的形态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会形成有形市场、无形市场两种市场形态，而无形的市场规模可能会比有形的市场规模还大。

中国网：没有边界。

陈文玲：对。物流市场，物流的总额去年是298万亿，它基本上是GDP的3倍。我们2020年的GDP会超过100万亿，也就意味着我们物流的总额会达到300万亿。所以，将来引入数据的交易、土地的交易、人力资本的交易、知识产权的交易，这些东西如果再成为巨大的要素市场的话，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形成巨大规模的市场。而进口来说，有一个权威的研究认为，未来10年它会增长22万亿，未来10年增长这么大规模，就意味着进口会是达到增加的130多万亿。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广州的广交会（进出口贸易交易会），形成了上海的进口博览会，也形成了北京的服务贸易交易会，还有5000多个像义乌这样的专业批发市场，还有105个跨境电商。这就意味着中国未来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而且是最大的交易市场，或者换句话来说全球最大的世界贸易中心。

我们未来的贸易中心搭建的这些平台，包括APP平台，包括跨境电商平台，包括现在这些大的博览会，我觉得未来中国就会成为进口大国、出口大国、转口贸易大国，而转口贸易未来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当你成为一个转口贸易大国的时候，我认为世界各国的经销商会通过你这个平台向世界销售，供应商会通过这个平台来采购，中国就真正从世界的工厂变成世界的市场，变成“我们的市场、全球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习近平主席所讲的。这个时候，中国（企业）的盈利模式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它的盈利就不是简单的过去我们在加工环节的微薄的加工费，可能是在整个全流通过程的利润。拿苹果手机来说，我们可能就占5%。未来整个大的流通，市场交易中心在我这个地方的时候，可能流通环节的利润占大多数。所以，它的盈利模式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对于中国加快发展，成为真正的大国——贸易的大国、流通的大国，从而使我们的制造业更强，成为制造业的强国，我认为它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中国网：我们期待我国变成全球的市场、共享的市场。

陈文玲：大家的市场。

（本期人员——责编/文字：韩琳；主持人：裴希婷；后期：刘凯；主编：郑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