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近年来，西方国家政治人物谈及中美合作时“言必称气候”。在3月18日至19日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高层对话中，中美双方同意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合作。显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中美合作的一个优先选项。那么这一合作该如何开始？怎样开展？针对相关问题，《中国访谈》特邀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原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来与网友们进行交流。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能源基金会供图）

中国网：很多民调显示，特别是在国际上有很多人都表示，中美之间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对此您怎么看？为什么说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如此重要呢？

邹骥：首先这（两国）是全球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又是第一大和第二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中美两国加起来，二氧化碳的排放在全球占比能过40%，也就是半壁江山。中美的减排就决定了全球减排的格局，决定了全球气候进程。

另外，减排光靠一个国家努力，努力的空间是有限的。如果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能够联系起来、合作起来，通过它们政策的协调、战略的协调，通过它们的贸易、投资、技术转让，通过它们国内各自的产业政策、经济政策协同一致来做，在减排的效应上1+1要大于2，而且会对全球的（减排）全局起到一个决定性的影响。

它们在政治上的合作（成果），在多边场合，《巴黎协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巴黎协定》的最终签署，一开始面临很多困难，但是当中美携起手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困难的事情办成了。

在国际多边舞台、多边渠道，如果中美不联合，可能推起来就非常慢；如果联合，可能就有实质性的进展。中美两国都在国际上有重要的影响，都能够发挥领导力，当它们合作起来的时候，整个《巴黎协定》的多边进程也可以更顺利一些，所以它们的合作非常重要。如果中美在气候上不合作，我们很难想象如何去解决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全球气候问题。

中国网：我们知道，您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工作过很多年，参与了许多的国际谈判，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梳理一下，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合作情况，特别是中美的合作情况，有哪些比较大的项目或者是有哪些具体的合作领域？有哪些好的成功经验？给我们分享一下。

邹骥：要说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应该首先还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理念、新的发展理念，立足于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理念，立足于中国对自己发展进程的看法。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非常直接、具体的体现，就是全球气候系统的稳定。因为它涉及到（全）人类的安全、生存的条件和发展的条件。中国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必须要联合起来把全球的气候稳定住，具体一个指标，就是到本世纪末的温升比工业革命时期的温度不要超过2度，或者是1.5度。

基于这样的立场和战略，中国就可以跟美国对话了：我们有没有共同的利益？中国明确自己的利益是什么了，也明确人类的利益是什么了，那么和美国的对话就有基础了——稳定全球的气候，也是美国的利益，也是全人类的利益。这时候双方就有理念和价值观上的共同基础了。我认为这个共同基础过去在，今天依然在。

当时这个合作，我认为当时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他们作为两国的元首都认识到这样一种共同点。尽管那个时候中美两国就存在很多争端、很多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都很清醒，就是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了两国相近的利益，我们可以走到一起来。

最直接的是我们当时同意建立智库级和专家级的对话机制，由两国政府来委托一些专家进行对话。我本人也有幸参加到这个对话的行列里边，而且作为中方的协调员。专家们对话就是摆问题，识别关于目标的问题、关于能源结构的问题，关于不同行业部门的能源效率（问题）。我们列了一个很长的单子，大家夜以继日地去对话。对话形成一些认知的基础，供双方的决策部门和领导人参考。然后双方的——我们叫2轨对话和1.5轨对话（有政府参加的），最后政府间（对话）也有，当时中方这边有解振华（副）主任，他当时在国家发改委，也是我们的国家特使，国家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美方由Todd Stern(托德·斯特恩)做美国国务院的特使。他们保持一个例行的接触和会谈机制。这样专家在谈，官员在谈，最后都报告给最高领导人，以至于最后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形成了中美联合声明。这是2014年。

中美第一次联合声明就奠定了后来2015年《巴黎协定》的基础，也形成了一个势头，我们叫momentum。一开始在那之前我们看不到希望，将近200个国家能不能达成巴黎协议，争议非常多。但是自从中美联合声明签署之后，紧接着首先影响了在它之后——2014年的利马（气候）大会，这个利马（气候）大会谈判险些破裂。最后一刻，我认为是中美联合声明挽救了利马（气候）大会，铺平了走向《巴黎协定》的道路。最后又经过一年的时间，达成《巴黎协定》。而且2016年在杭州，在中国，当时的APEC峰会（应为G20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联合向当时的潘基文——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双方批准的文件，使得《巴黎协定》生效。

这段历史过程说明什么呢？中美完全有理由，也是有可能形成一种联合，在全球问题上，因为不联合最终谁都跑不了，都不能独善其身。

那个时候，那个时代还有一个中美清洁能源十年合作框架。这种合作对话的机制非常多，促进了两国政府的交流，也促进了民间的这些智库、学者，还有公司的交流。

那个时候还创立了一个很有名的关于城市低碳的论坛。我记得第一次会是在洛杉矶开的，双方城市级别的代表坐在一起来讨论如何在城市里边（开展减排工作）——城市的交通、城市的建筑、城市的供热制冷、城市的规划，大家互相交流经验。

第二次是在北京开的，我忘了（具体时间），应该是2016年在北京开的，是非常的热烈，而且有向纵深发展的趋势。但是特别不幸，后来特朗普上台以后，这些合作都中断了。4年之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令人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中美在气候领域如何继续合作，而且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形势下，政治关系、经济、军事等等（方面），这个关系这么复杂，甚至于可以说达到了冰点，让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还能不能合作，在气候问题上怎么合作？现在如果继续推气候合作，需要的条件是什么？

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潜力和希望。拜登总统他们把气候政策放到这么一个优先的位置上，无论是国际政策还是国内政策（上），同时他们任命的气候国际合作的团队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些老朋友。John Kerry是当年的国务卿，现在是做总统特使，还有Jonathan Pershing (乔纳森·珀欣），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人；还有Gina McCarthy（吉娜·麦卡锡）；包括Yellen，它的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财政部长，都是很熟知气候的人，而且在财政部里面设置了气候的岗位。这个都是有利条件。

中方现在也任命了解振华同志做我们中方的国家气候变化特使。他们都是非常懂专业、非常熟悉，也非常了解彼此的这么一批人，再去谈中美的气候合作。本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局面，潜力非常大，可能性非常高。但是确实，我前面谈到，我们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跟4年前5年前不同的形势。现在的政治信任、政治关系达到了一个冰点，在这个时候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双方气候领域的合作？我们希望专心致志地来解决气候问题，来合作，但是怎么又不受这种恶劣的政治关系的干扰，这是一个大的难题。两个人合作，说我们之间都没有信任，甚至于我们之间还是一个互相猜疑的，甚至对抗的（关系），这个合作怎么做？这个现在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中国网：您刚刚也提到，由于特朗普政府一些比较极端的政策，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是有一些中断的。下一步，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开展这方面的合作呢？有哪些具体的内涵或者形式，或者潜力比较大的地方，或者是一些比较优先的课题，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视频截图）

邹骥：我觉得，当然首先我们乐于见到两国政府（开展接触），尽管我知道存在很多麻烦，很多分歧、争论，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两边的特使，国家的特使都已经在联系。我希望沿着这个政府的渠道，能够继续往前推进，能够建立碳中和这样的一个联合工作组，把我们在历史上一些好的做法再捡回来。这是我乐于看到的比较理想的结果。

双方就一些重大的问题，比如说目标的设定、路径、重要的技术研发、重要的政策协调，可以分领域——比如我们从工业领域、交通领域（交通领域里边的电动车，比如说，大家都感兴趣）、建筑领域、电力系统、绿色金融，我们的议题非常多，具有共同兴趣的议题很多。一个一个先开展对话、交流——人员的交流，将来深化学者、专家的交流，乃至企业界的交流。这个一步一步，我们一起来做事情，来减排。

我们希望是这样，但是现在确实是太不确定了。这个取决于双方的互动，双方管控那些大的外交关系、政治关系，让它不要影响我们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我们的经贸合作。气候变化的合作实质上——因为气候变化最终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它会和投资问题、技术问题、金融问题和贸易问题建立起联系。比如说PV，太阳能的设备，就存在着一个在哪儿生产合适（的问题）——哪地更划算？哪地更适合两国降低减排成本？就有一个能不能顺利地贸易，或者是顺利地去投资（的问题）。这个就回到和经贸问题有着没法割断的联系。

这个是官方的联系。在这里边还要强调一点，当官方的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民间的联系、公共外交框架下的这种交流，比如公司和公司之间、智库和智库之间、学者和学者之间的这种对话、交流、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至少他们是作为一个联系的纽带，至少要互通消息吧，都知道对方在干什么，对方的情况怎么样，要了解。

在这个特殊的阶段、特殊的背景下，我更鼓励当下要加强非官方的合作。因为生意总是要做的嘛，投资总是要投的嘛，要去逐利；技术研发同行们肯定是要去交流的嘛。如果技术研发出来，我们可以到市场上去说话嘛，该谁获利。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大家的非化石能源占比都上来了，太阳能装上了，风能装上了，煤碳减少了，能效提高了，汽车的燃油经济性或者电动车起来了。这是我们看到的最终结果，它会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

所以，能合作的方式其实很多，只是在处理官方关系的时候，要特别谨慎，不要干扰了正常的经贸的往来、技术的合作、学术的交流。

中国网：还是那句话：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邹骥：是这样。我在我的朋友圈里就说了：有事儿说事儿。你现在是不是想防疫，控制疫情？都想控制疫情。你是不是想应对气候变化？想。你是不是想赶快经济恢复，而且还要绿色恢复？都想。那还耽误什么呀？那就好好干！有事儿说事儿，干你的事儿去。中国老百姓讲话：别扯闲篇，别拿意识形态争来争去，把正事儿给耽误了。我觉得大家应该形成这么一个共识。

（本期人员：编导：韩琳；记者：白璐；后期：刘凯；主编：郑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