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近年来，西方国家政治人物谈及中美合作时“言必称气候”。在3月18日至19日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高层对话中，中美双方同意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合作。显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中美合作的一个优先选项。那么这一合作该如何开始？怎样开展？针对相关问题，《中国访谈》特邀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原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来与网友们进行交流。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能源基金会供图）

中国网：在您看来，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主要的矛盾和分歧有哪些？

邹骥：中美两国之间在气候领域里边的主要分歧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对各自的定位、看法不一样。中国有一个基本的战略定位，就是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同时又是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人均GDP过了1万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收入水平从中高收入即将走向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它的结论就是：在多边领域，无论中国自身还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都还适用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所谓的CBDR。

这个分歧由来已久，美国看中国，它不管你什么发展中不发展中，（我们）还有6亿人一个月挣1000块钱，这都不在它的视野之内。我能理解美国人这么看中国。这个问题其实找到了解决的方案，在《巴黎协定》里边，就是我们求同存异，尽管大家对各自的发展阶段、发展的议程、面临的挑战，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这个完全正常。因为不是一个国家的人嘛，不在一个背景下生活，有这种认知的差异，实属正常。我们在外交上找到了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已经体现在《巴黎协定》的案文里边了。另外在务实合作上，应该说也会有出路来解决这个分歧。这是一个。

但第二个，由于这样一个根本的分歧，对中国责任的认定，比如说中国的target（目标），你的减排目标，是不是足够有雄心？是不是ambitious enough？现在可能最直接的分歧是，中国2060年carbon neutrality（碳中和），这个好像没有太大的分歧。到了2030年，你那个NDC，就是各国自主决定贡献，那个targets（NDC目标）就开始有分歧了。越往近越有分歧，到“十四五”，我们也有关于碳的目标，比如我们的碳强度，整个5年之内，“十四五”5年之内要下降18%。

另外，我们设不设carbon cap（碳排放限额）。我们的peaking year（峰值年），咱们现在的官方表述是2030年之前，它（美国）说你应该更早地来peaking（达到峰值）。2030年之前，前到哪年，是2021年，2022年，还是到2029年？这个里边都会有它（美国）的request（要求），或者对你有claim（要求），要求你尽早地来达峰，减排量。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视频截图）

另外比如你（中国）2025年的目标，2030年的目标，要求比如减排百分之几十，你的煤碳减百分之几十。总体来讲，美方对中国的要求要更加激进，提的要求更高。中方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设置的目标，中方自己认为这已经足够有雄心了，也已经克服了很多困难，是能够实现但是很难了。美方说这还不够。这是体现一个直接的分歧，在目标设置上的分歧。

当然，同理，中国对美方也有很高的期望。因为美方现在也面临着要更新它的NDC目标，它的2025年的目标、它的2030年的目标，美方到底减多少？中方对美方提的要求也比美方自己可能承诺的那个要高。这是一个分歧点。

还有一个分歧点。当然，总的分歧点还是CBDR，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对你的定位，对你高要求，其实是来自于对你的定位不一样。

还有一个，中国的国际责任，除了减排责任之外，你是不是要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国，在资金问题上是不是你也要出钱啊？过去中国是一个受助国，现在美国要求中国至少要和美国一样。因为《巴黎协定》，包括联合国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都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提供技术转让。现在美国人说，“你中国不但不能够接受援助，你还应该拿出来你的钱去援助别人”，要求你（我们）承担这样的资金的责任。这是另外一个分歧。

还有一个，比如说你的减排目标里边应该不应该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我们叫non-CO2（非二氧化碳） 。咱们现在谈得更多的还是二氧化碳，非二氧化碳，比如甲烷、过氧化氮、HFC，有一系列的温室气体，限于种种条件，我们还没有把它们包括在我们的减排目标里面。它可能也要求你，立刻，马上就得包括。我们可能要求还得有一个宽限期，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是中美双方从大的方面到具体方面的分歧或者是争论。

中国网：我们注意到，拜登总统的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曾经说过，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承诺还不够好，美国在这方面对于中国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呢？他们会不会对中国施压，提出一些非常苛刻的要求？比如说要求中国停止对煤碳出口的补贴，或者要求“一带一路”倡议停止支持化石燃料能源类项目。对此您怎么看？

邹骥：我觉得会出现，而且应该说已经出现。我觉得，至于这件事情，特别是在媒体朋友面前，我觉得大家都要怀着一个平常心，也不要他们说一句话就“啊哟，了不得啦，就怎么怎么样”，要避免情绪化。他们提出的要求，一方面首先要表示理解，知道他们是从什么背景下、是怎么提出的这个要求的。有时候你要换位思考的话，能够理解他是这么提要求的。但是这个要求合理不合理、现实不现实、合适不合适、中国是不是应该这么做，这个自主权在你手里边。

我老是那句话：鞋合适不合适，穿在谁脚上谁说了算。中国的路应该怎么走？我觉着一方面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一种更自信和更沉静的心态。他们说了，我们要认真地倾听，不要他一张嘴，我们上来就准备吵架。我就认真地听，听完了我们分析；分析完了，我告诉他：你哪个地方我可以听，哪个地方我不可以听。我有分析。大家都得尊重事实，尊重分析。我们可以交流。你同意了更好，你不同意没关系，先摆在那儿。

但是有一条，我们自己的战略定力不要变。中国走向低碳发展，这是我们自己要办的事儿。这是我们自己的发展、我们自己未来的竞争力、自己人民未来的幸福、我们自己国家未来的能源安全和国家的安全，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啊！他说，你该干得快点！OK，我使劲干，我干得越快，2030年实现现代化，那才好呢！

但是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个按部就班的也要精心设计的路径，我们目标的节点一个一个设计好，然后确实要坚定地去转型，走向碳中和，走向达峰。这个我们坚定不移，不要别人说这是美国说的阴谋论，然后我们就不干了，我们就可以慢点，用不着这个。你自己的路，你自己去探索，而且要尽可能地do our best（尽最大努力），要尽可能地——现在说垫起脚尖能够着——用这种态度。

最近我看发改委的何立峰主任在“两会”上说要跳起来能够着那个桃子。我们要跳起来，争取做得快一些好一些。但是在跟他们的交流中，他提的要求，我们就听着，就回答他。他着急，你不要火冒三丈，要心平气和。如果他们提过分的要求，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接受，但是还是说理，要摆事实讲道理。这个道理我相信中国的学者、中国的官员，要比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人看得清楚，中国人最了解中国自己。但是确实外边听到的声音我们要虚心地听。有时候可能当局者迷的时候也有，我兼容并蓄，听各种各样的意见，最后形成自己的意见。我看清世界的大潮，看清中国的优势劣势，走自己的道路，我觉得采取这样一个态度就可以。

（本期人员：编导：韩琳；记者：白璐；后期：刘凯；主编：郑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