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中央发布决定实施“全面三孩政策”，这一决定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和关注，网友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包括：为什么是"三孩"生育政策而不是全面放开？"三孩"生育政策能不能解决中国当下的人口问题？如果是要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影响？保证"三孩"生育政策的顺利实施需要怎么样的社会经济配套？本期节目，特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进行解读评论。

图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

为什么是“三孩”政策而不是“全面放开生育”？

实际上，从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到今年决定实施“全面三孩”政策，嘉宾近些年，中国的生育政策一直在进行宽松化改革，但改革的步伐比较谨慎，差不多是走一步看一看效果，再迈出下一步。这样的做法有些人不理解，说生育率已经这样低了，为什么不干脆点全面放开，自主生育？

我想中央如此决定的原因主要还是考虑到中国当前的人口形势，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时期，当时主要面临的是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踩刹车，尽量使人口增速降下来。那么当前，人口规模压力和结构挑战并存的局面无疑更为复杂。

最新公布的“七普”数据显示，中国人口总量达到14.1亿人，仍然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数排名世界第三的美国也在2020年完成了最新一期的普查，总人口数是3.3亿人。

那么中国在人口规模依然庞大的同时，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已经接近14%的深度老龄化界限，相比2010年少儿人口比重有所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有所下降。在这种形势下，结构调整需要我们踩油门，规模压力又不能油门一脚踩到底。所以，只能“慢加油”“走着看”。

老子《道德经》有言：治大国如烹小鲜，既不能怠慢也不能操之过急。人口政策的决策也是这样，还需要把握度，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推行的是“三孩”政策的缘故。

“三孩”政策能不能解决当下的人口问题？

指望“三孩“政策本身就解决当下的人口问题是不现实的。在中国，生育政策起主导作用的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已经非常明显，与计划生育的作用基本平分秋色；到9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已经成为主导。换句话说近30年来，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生育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当我们希望提升生育率时，生育政策本身的作用也不会太大。

那么“三孩“政策能不能解决老龄化的问题？

老龄化是由死亡率和生育率双双降低所导致的，死亡率降低贡献的是老年人口存量，生育率降低影响的是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形势能否缓解，甚至逆转，取决于老年人口新增量和少儿人口新增量的博弈。从已有的队列规模看，即将进入老年的60后和70后都是规模较大的队列，相比较出生人口数还是更占优势。所以，老龄化问题在近期内也不太可能缓解。

那么“三孩”政策会带来怎样的社会经济影响？

既然“三孩政策”不能立竿见影解决中国人口问题，那这个政策实施会带来什么社会经济影响？我想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对观念的冲击和转变，从严格控制到逐渐宽松，中国的生育政策正在转向。虽然由于人口总量庞大的缘故，这个转向还相对谨慎，但幸好足够清晰从政策发布和民众的反应来看，生育问题仍然是人们非常关注的话题，即使是调侃也表明了关注的态度。如果说在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40年里，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被少生优生有效替代的话，那么在政策转向新的时期婚育观念也需要重塑，而观念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第二，有助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这一次中央决定实施“三孩“政策的完整表述是：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将配套支持措施放在与生育政策同等的位置，首次提出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在这个意义上，实施“三孩”政策相当于以点带面，能够更快、更准地弥补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加以完善。

第三，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人口规模和结构之间取得均衡，还需要人口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取得均衡，虽然政策的渐进式改革不能在短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中长期将对缓解人口老龄化，补充劳动力资源和提升少儿人口比重具有重要意义。

有效实施“三孩生育政策”需要哪些配套措施呢？如何保证配套措施落地？

配套支持措施涉及方方面面，关键是针对制约生育的因素采取措施，某种意义上，吐槽、吐露心声，从网民的评论我们能捕捉到，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生育。

第一，就是经济顾虑和困难，突出体现在“三育”负担上，生育负担主要是生孩子的成本，生一个孩子的直接成本从几千到上万元不等，完善孕产妇和婴幼儿的保健和护理服务体系，根据家庭经济情况进行相关费用的减免，应该可以有效地降低生育负担。

而养育负担因家庭而异，是家庭经济条件和父母育儿期望的具体体现，这就需要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也要适当降低人们育儿的精细化程度和过高期望。教育负担最为沉重，课外辅导、择校费用、学区房等一系列成本都与之相关，需要国家系统地政策配套，推进教育公平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的教育开支。

此外，经济规律还体现在就业的稳定性和住房的安全感上，安居乐业才有可能放心生育。

第二，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家庭冲突目前是职业女性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生育意愿和行为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女性产假时间的设计，既要考虑家庭育儿实际，也要兼顾单位的承受力，否则单位的损失会以招聘歧视等方式反射到女性身上。

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在于扭转育儿是女性专责的意识，生育不仅是女性的，更是家庭的，也是全社会的责任。生育相关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需要妥善分担，在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时，相关政策措施的设计必须贯彻性别平等的理念。

第三，晚婚晚育的社会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晚婚晚育逐渐成为社会实践，婚姻和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特别是在大城市，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接近30岁。

因此，重塑社会婚育文化，加强适龄青年婚恋观、家庭观的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营造适龄婚育和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文化氛围，消除年轻人对生育的焦虑和恐惧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推行这些相关政策措施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是供给和需求要匹配，应该关注人群需求的意志性，既要满足一般需求，也要满足处于不同生命周期人群的特殊需求，措施制定要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进行设计。

第二是要考虑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是涉及资金发放，假期安排等类的政策措施，要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多方诉求，确保政策措施能够落地实施，并且在较长时期内持续。

（本期人员：编导：佟静；主编：郑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