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2月1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由新华社受权发布。这是党的二十大召开后的第一份一号文件,提出了33条具体的指导意见,强调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那么,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我们从《意见》中能看出怎样的路径?又怎样理解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就相关问题,中国网《中国访谈》节目特别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钟真为网友进行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钟真。(杨楠 摄)
中国网:钟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中国网《中国访谈》节目。
钟真:你好,各位中国网的观众大家好!
中国网:我们设立了目标,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呢?一号文件提出的33条举措对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能起到怎样的关键作用?
钟真:这次的一号文件9个方面33条,内容很多。这9个方面综合起来看,大概可以理出这样一个逻辑来。
首先还是稳产保供。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稳产保供是我们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或者说是基础。然后是我们全面推进乡村“五大振兴”,方方面面的内容,乡村建设啊,还有一些基础设施啊,包括刚才讲的乡村社会保障体系、治理能力等等这些方面。乡村“五大振兴”是农业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或者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最主要的任务。
第三,我们要把科技和改革这两个要素或者这两个方向上的工具当成是我们的驱动,我们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最需要依靠的两个工具。总书记讲要紧紧依靠科技和改革两个驱动,把它当成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的依靠。最后一个,一点都不能忽视,并且要更加重视才是,就是我们要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党的力量可以化解市场甚至政府所不能有效解决的很多问题。所以,每年一号文件都会有很长的篇幅去部署如何进一步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今年重点把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放在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上面。当然,它最后也提了一些考核,还有一些去监督、去落实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
所以说,这几个方面是你讲到的,我们怎么来理解或者怎么来梳理9大条33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如果从这几个方面来看,还是能够顺利地理解它每一块、每一条的内容,为什么这么部署,为什么部署到这个程度,条与条之间的关系都能做好,都能理解好。
中国网:《意见》也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谈“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强调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我们也知道在农村创业发展产业非常难,需要人才,需要技术,也需要钱,那么您怎么看这几大要素?特别是我们的金融该如何支持乡村产业的发展呢?
钟真:说到农民朋友或者乡村从业者最关心的一件事情,这涉及到大家的收入、大家的经营效益,所以今年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就是在文件里面用乡村产业这一大块把很多乡村产业发展的急难问题或者大家期盼的问题,都以文件的形式做了很好的部署。你刚才说到的概括起来就是乡村“双创”——乡村就业创业、创业创新。这里面不得不提到一个概念叫“三新经济”,其实就是我们讲到的新业态、新模式,还有就是新产业,这“三新经济”……
中国网:新在哪里?
钟真:“三新经济”,过去就是对乡村的产业来讲。首先,乡村很多“三新经济”的产业或者经营方式在过去是没有的,在乡村里面,比如电商,很多年前是没有的;再比如说快递,甚至乡村卖菜。
中国网:直播带货。
钟真:对,直播带货。当然,这些都是和数字化技术有关;还有一些就是跟经营模式、经营方式有关,也就是跟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关。比如,老百姓现在也住在农村的一些新社区,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些农村的物业、农村的保洁,还有很多农村的物流配送等等,这些都要跟上。
还有跟农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比如我刚才讲到的农业服务,耕种收防,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无人机的飞防,过去老百姓自己拿着农药化肥去地里作业,现在呢,一个电话,他们就来了,拿着无人机就给你一下子就喷完了;或者说一个电话人家农机就下田了,给你耕种收都完成了。这是一些服务,就跟我们在城里面一样。我们要搞经营,我们把很多的业务板块外包出去是一样的,这也是服务。所以,随着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有消费和理念的变化,有很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就出现了,而且很多尤其是跟第三产业、跟服务业有关的乡村产业是一些很有前景的产业,甚至是我们觉得——比如说农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或者我们叫做社会化服务,应该是我们农业发展或者乡村产业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战略性产业。以前它可能就在农业内部,它的经济的成分可能也都包含在农业GDP里头。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农业服务,你说应该归到农业里头还是归到服务业里头,可能都不太好说。这就是新,新就新在这些地方。甚至连我们GDP的国民经济核算放在哪一块里面,现在国家统计局可能还没有太多的明确的说法,也在指定一些指标和措施。
所以,这些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模式确确实实改变了农民很多收益的来源。落到收益上面,由于“三新经济”的发展,农民在经营性收入上、工资性收入上,还有财产性收入上,可能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增长空间。如果要再简单地补充一点,就是你看我们“三新经济”的发展,首先就业就会提供很多岗位,工资性收入就会很好地提高。还有就是有很多创业的机会,有很多产业是新发展起来的,新的模式也有非常大的市场前景,很多有想法想创业的年轻人就可以直接去从事这些新业态、新模式,那就是改变了原来农民只经营农业的这样一个经营格局。所以,乡村里面的产业就不再以农业为主了,多元化的一个经营体系、经营的方向就会出来,所以经营收益就会提高。
还有一个就是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会提高吗?那当然会提高啊!很多“三新经济”的发展就要用到农民的房、农民的地、仓库店面,农村里面的业绩资产资源就会被有效地盘活,农民不管是出租出去也好还是自己搞也好,都会有一个变现的机会。所以这些收入都会给农民很好的一个收入增长的空间。我想你刚才说的这个应该能够给农民一个很好的期待。
中国网:我们看到《意见》中强调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农业经营增效,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我们知道,现在种粮不怎么挣钱,搞养殖种植业周期长、风险极大。那么如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如何让农业经营增效,《意见》给出了我们怎样的建议?
钟真:人、地、钱、技术这些确确实实是农民就业创业里面不可缺少的几大要素。归根结底来看可能还是人才的问题,因为有了人才,企业家的能力也好,技术水平也好,都会上得去,包括一些经营思路也好,都能够提高。怎么来促进我们农村或者乡村地区的人才资源或者人力资源,能够集聚到某一些节点上来?比如说集聚到县城,集聚到乡镇,集聚到一些经营的项目点上。这次的一号文件也部署了很多的举措,让农民能够更好地回乡入乡返乡,包括年轻的大学生、退伍军人甚至有一些公务员队伍里面的退休的公职人员,还有一些科研技术人员,用不同的方式去支持乡村产业的发展。
比如说,一号文件里面点到的特派员,农村科技特派员,甚至我们也在讨论说,能不能组建一批乡村振兴的辅导员,类似的,就跟我们过去在脱贫攻坚的历史时期一样,我们派了很多第一书记。甚至现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央要求继续衔接。那这个衔接过程中,我们就认为过去第一书记的一些制度完全可以转换为——把他们的任务转换为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就是原来是脱贫的,现在是为了促进农民的增收致富,发展产业,我觉得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在这些方面,中央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和措施,可能相关的部委、相关的地方政府也会出台一些具体的政策,来推动全社会各种力量来推进和发展乡村产业。这样的话,全社会进入到了一个全民“双创”、乡村“双创”的情境之下,农村的百业兴旺——过去讲过去那个年代农村其实是百业兴旺,只不过现在工业化城市化以后,城和乡的二元结构反而拉得越来越大了,使得农村凋敝了。如果我们在城市工业化里面的资源、人才的资源、技术的资源能够反哺到乡村来,我想乡村里面的就业创业环境就会大为改善。这是你刚才讲到的几个要素怎么联动的问题。
如果涉及到金融的问题,或者说钱的问题,投资从哪里来的问题,确确实实,从我们的调研来看,缺钱是农民或者到乡村去从事就业创业的经营者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因为他们可能最大的优势是了解这个产业,甚至有一定的技术,甚至还有一腔热情,但他们最缺的可能就是启动资金或者说有一笔基础设施投资的更新迭代的这样一笔钱,这个时候他往往就很难。为什么很难呢?我们的调研也能够发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贷款的抵押物,或者缺少足够的信用体系来支撑他,去获得这些金融方面的支持。好在最近这些年,包括今年的一号文件在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方面也出台了很多措施,比如让各大银行要加大对“三农”事业的支持力度等等,这些措施也是在继续加强。但是总的来说,要化解乡村创业者们的金融困境,我觉得应该要去重点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钟真教授做客中国网访谈间。(杨楠 摄)
第一方面就是政府如何去用好它的那些直接的支持,直接的财政资金的支持,这可能还不太涉及到金融问题。
第二方面就是要去用好政府这些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去撬动社会资本,来更多地投入到或者回流到农村来。比如说搞一些贴息,搞一些税收的减免,尤其是贷款的补贴、利率的补贴,这些可能会更好地撬动一些社会上的资本。可能这个社会的资本是这个创业者自己的,本来也不太敢拿出来全部投下来;也可能是有一些风险投资的,就是专门的专业投资人的资本,甚至是资本市场上的一些资金。如果政府能有一个很好的撬动社会资本的体制和机制,我想农民在乡村里面的就业和创业,尤其在“三新经济”上的发展就不会在资金上有太大的困难。但是这个得慢慢地推进,因为毕竟是金融的这样一个操作,还是有很多风险存在的。所以,政府在防止很多比如杠杆过高来炒作农村里面的一些资源资产,最后农民有可能受到比较大的损失,所以这些风险在制定金融政策时还是要做好防范措施。
中国网:我们该如何理解“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这样一个概念?
钟真:对,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性权利,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接下来几年,甚至到2035年甚至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方向上必须做的、之前又做得不太够的一个非常具有政策前景、经济价值甚至政治价值的方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市场化推进现在已经很深入了,但是,我们国家天量的资产沉睡在农村,掌握在农民手里。你别看我们北京上海各大城市,那么多的房地产,值那么多钱,其实你要是从资源资产的量上来看,那和农村这么区域庞大、人口这么多的资源资产来比较的话,那是小巫见大巫的。那么多山,那么多林,那么多地,那么多房,大量的资源资产,我们这个国家更多的是沉睡在农村里头。而我们现在进一步地去深化改革,我们就是要去破除过去没有让它很好地赋予市场化权利的这样一些资源资产,要去唤醒它,那这个任务就摆在我们面前了。
为了能够更好地推进农村资源资产的市场化,中央已经在最近这两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去年年底征求意见的,全国人大农委推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因为过去我们的农村集体虽然有党支部,有村民自治委员会,有村委会主任,但是,村里面的集体资源资产的经营还是没有一个专门的法律让大家去有法可依,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这个村庄我能不能办企业?怎么办合作社?我要办企业、办合作社,我万一在市场竞争当中失败了怎么办?破产了怎么办?能来清算我这个集体吗?我办这个企业的时候可是用了村里的地,这个地能拍卖吗?
所以,在最近这些年,政府为了推进这个方面,做了两大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推进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从“十三五”期间一直推到现在,阶段性的成果已经出来了,或者说可以阶段性告一段落,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这些阶段性的成果现在我们要巩固提升,一号文件里明确说了我们要巩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果。那么巩固哪些成果?就是我们对农村里面的资源资产进行的查清家底,摸清谁有份,确认集体成员,这个蛋糕用多大,归谁所有,今后怎么分配。前两个就是阶段性的成果,我们已经摸清了家底,归谁所有,哪些是成员,今后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就是如何让这个分配能够做得更好。
如何让分配做得更好,那么首先就是要让这些资源资产,以及明确产权的,或者清晰产权的有一个更好的做大蛋糕的机会。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出台了大量的措施,尤其今年的一号文件里出台了很多措施,比如让村集体经济组织去出租、转包、托管,当然它也可以自己入场,自己去直接经营,可以去干。这个在我们《民法典》里面已经把集体经济组织明确为一个特别法人,那么这次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里面,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明确界定或者规定——它虽然是特别法人,但它和我们一般的市场上的企业法人还不太一样,它有些资源资产是不允许破产或者说去偿还债务,等等。所以,对它是有一定的限制的。这次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和《民法典》已经在法律层面给集体经济组织如何去用好集体资源资产一个很好的法律基础了。现在要干的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大,把分配做得更合理。
中国网:最后要说的是,今年的一号文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文字上出现了“严打”“严防”这样的字眼,比如严防“割青毁粮”、严打盗挖黑土、电捕蚯蚓、严打侵害妇女儿童权利的违法行为,等等。您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
钟真:你提出来这个话题我确实也有点同感,这个“严”字,每年一号文件里面都有,但是今年要细细品起来,这个“严”字相较于往年要多一些,怎么理解?
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个“严”字,今年一号文件里会这么多?一方面说明过去在一号文件或者其他的一些政策里面提到的不鼓励的甚至是禁止的这样一些行为,或者说是经营方式,没有很好地得到遏制,有遏制,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哪些有很好的改善,比如农药化肥减量施用,从数据上看也好,从效果上看也好,已经有很好的遏制了。但是还有一些,对于一些资源,尤其是农业生态环境相关的这样一些资源,它的破坏、它的流失、它的保护,没有做得非常到位,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所以,今年可能要进一步地把这些该严的要进一步地严起来,这是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层面,确实我们农业发展当中所面临的风险挑战越来越多了,这些是新风险新挑战,过去没有的,最近这两年刚出来的。但是这些新风险新挑战就需要有新措施,而且这些新的措施还必须得赶紧刹住车,赶紧堵住漏洞,就是又很迫切。所以我想就有更多的“严”字出现,比如你刚才说的严禁“割青毁粮”,这是去年华北地区好多(地方)小麦还没成熟,就把它割了做青储了。当然这个事情有很多背后的一些故事,这个我们不去展开,但是总体来讲它对粮食安全是有很大影响的,而且这也是不好的、不太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的一个信号。所以,这也是需要尽快堵住的,否则会造成一些舆论相关的风险挑战,不仅仅是粮食安全的风险挑战,这是新的风险新的挑战。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保护农业相关的生态资源的时候有一些新的风险新的挑战,比如你刚才说的黑土地的盗挖,电捕蚯蚓,还有农村里的一些新的风险挑战。因为人口流动也非常快,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有效地健全,特别是我们在大力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里面外嫁女、上门女婿等等这些特殊类型的人群,他们的权益如何得到有效的保障,是我们最近这些年推进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该刹车的赶紧刹住,该堵住的漏洞赶紧堵住。这就是我觉得另一个层面上的这个“严”变得更多的一个理由。
中国网:感谢钟教授给我们带来了全面又详细的解读!各位网友我们下期再会。
(本期人员:编导/文案:韩琳;主持:裴希婷;摄像:董超/刘凯;后期:刘凯;摄影:杨楠;主编:郑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