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近年来，中医药文化和中医药产业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全球影响力逐步提升。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在国家顶层设计的重视下，中医药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也面临新的挑战。面向未来，如何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加强中西医的对话和沟通？如何吸引和培养更多的青年人才从事中医药的研究？针对相关问题，本期节目特邀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国家一流学科—中医学学科负责人王伟教授进行解答。

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国家一流学科—中医学学科负责人王伟 摄影/伦晓璇

中国网：王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中国网《中国访谈》。

王伟：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中国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促进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您三十年来一直从事中医药领域的研究工作，那么您认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最重要或者最基础的工作是什么？

王伟：目前，中医药的几个“化”非常重要，中医药现代化、标准化、国际化、产业化，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中医药现代化的问题。

中医药现代化分两块，一个是中药的现代化，一个是中医的现代化，有了医才有药。在近十五到二十年来，国家在中药现代化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多，因为中药相对比较客观、容易测量，跟现代科学靠得更近一点，容易操作，所以这一块的工作取得进展相对比较大一些。

当然同步也进行中医的现代化。因为中医的现代化比较难，中医的很多理论概念，跟现代人的认知、现代科学的数理逻辑、形式逻辑，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来讲很难理解，这就导致我们在进行中医现代化的时候就非常的复杂，有时候就找不到切入点，不知道从何下手。所以，这确实是整个中医药界很大的一个难点，而且也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如果中医不实现现代化，中医药走向世界、中医药的传承创新特别是创新就很难。所以，我本人也是近三十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无论在科研还是临床实践当中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我记得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一些老专家就跟我们讲中医的两大特点或者是优势，第一个就是整体观念，中医认识疾病、认识人体、生命健康从整体宏观角度来看，不像现代医学更多从微观层面看得多一些。另外就是辨证论治，中医认识疾病不像西医是诊断某某病，比如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医过去没有这样的概念，它首先要进行辨证，是气虚证、阳虚证还是血瘀证，知道证以后才能进行治疗。

所以，我自然就记得中医辨证的证，也就是证候，它是连接临床实践与基础理论的非常重要的桥梁和节点。从这里入手应该是有可能找到和现代科学很好的结合点，来推动中医的现代化，推动中西医结合。

中国网：这是一个有共性的切入点。

王伟：对，共性的切入点。比如科技部也好，国家自然基金也好，多少年来各种立项的项目当中，证候始终是作为一个重点，特别是国家基金委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把证候作为很重要的攻关内容。所以，中医的现代化非常重要。包括我们和国外的大专家、其他行业的专家交流，他们认为中医用的药也好，针灸也好，治疗一些疾病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对其学理也就是理论的东西还是不大理解。所以，这一点就迫使我们作为行业内的工作者确实要从学理上真正的讲清楚说明白。

中国网：我们都知道中医学和现代医学由于它们的核心理念和话语体系不同，所以在沟通上存在很多难点，近些年来虽然很多学者从中西医结合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中西医在沟通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难点，您认为如何取得突破？

王伟：中西医对话的难点有这么两个方面。一是文化背景不一样，这两者之间从文化层面的沟通，我觉得还是有相当的难度，那么我们就找一些切入点。中医学尽管文化特色很鲜明，但毕竟它是一个针对人的健康的科学，对象是一致的，目标也是一致的，那么它有共同点，最简单的它要防病治病，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是一致的。我们想找它最能够贴近的点，用证据说话。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要从实证的角度，而不是从文化理念的层面进行沟通。我经过这么多年研究发现从证候切入，因为证候就是针对一个很具体的患者，当下望闻问切的四诊信息，包括他的病史的情况、目前的环境情况、气候情况综合来分析得出这个人当下是什么证候，应该采取什么治疗，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是很客观的。

我们就从这一点来入手，进行了临床与基础两部分的深入的研究。临床相对还容易一些，最难的就是实验医学，用生物医学这样的动物实验来进行研究就很麻烦。

中国网：难在哪里呢？

王伟：难就像我们研究的对象，像西医首先有一个疾病模拟的载体。比如，就探测心脏里面哪个细胞、哪个分子怎么作用，那在人体是无法进行的，必须借助动物模型。所以，当时我们最难的就是在这一点上。中医没有模型，怎么办？我进行生物的研究没办法操作，在细胞分子层面就很难进行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问题驱动下就迫使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摸索出一套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切实可行的一套模型制备、模型判别的一套方法。我们提出了中医证候的“三因”学说，就是从这个出发点开始来的。所以，一个复杂的证候，到底什么东西决定了它的属性，哪些要素是最根本的，这样的话抓住了这些要素，就可以进行深入的分析探索。

因为过去我们对于证候也好，其他概念也好都是宏观的、总体的、整体的研究多，最缺乏的就是这种分析的东西少。你不能分析就很难深入，或者说不能深入分析就不能在更高水平上的综合。这一点，我觉得中西医应该是一致的。所以，中医还得要补这个课。我们把一个复杂的证候图解为三个根本性的因素。比如，同样一个高血压患者，他是一个中度高血压，在西医来讲他就是高血压多少年，早期中期晚期，中度轻度重度。

中国网：这是一个西医的指标。

王伟：对，西医的指标。对于中医来讲它不是这样的，它就要看，根据望闻问切的情况来综合判断你当下是什么证，是肝气郁结证、肝肾阴虚证还是气虚血瘀证等等，这是中医的概念。

此时此刻，对于一个患者来讲，西医这样的一个高血压的分类概念和中医的高血压的证候概念，这时候对一个客体来讲、对患者它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讲病证是一体化的，两者之间是有共性的东西，只是分类体系不一样。

我们就分析，为什么同样一个高血压，高血压的程度、发病的时间都基本一样，但为什么甲患者是一个气虚证，乙患者就变成了肝肾阴虚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通过临床的研究，包括动物实验反复的进行证明，发现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个体，遗传体质不一样。

第二个情况，致病因素不一样。就是同样的高血压，有的人他可能完全是先天遗传的，还有一种情况，他遗传没有问题，但是后天不注意，天天胡吃海塞。

中国网：生活习惯导致的。

王伟：对，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就是过去很多人精神高度的紧张，很敏感，这种人长期紧张以后，也容易得高血压。

另一个因素就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了，比如同一个高血压，早期中期晚期证候是不一样的。我们做动物模型也一样，那就是跟时间因素有关系，同样一个疾病在不同的时间段，它表达出的证候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总结提炼出中医证候的所谓“三因”学说，最根本的就是这三个因素导致证候的属性不同，为证候的进一步分析、细分、分化，找到了一个切口。

比如，同样高血压的气虚血瘀证，可能还能继续分成别的证候，我有了这个载体就容易了。在这个分类底下，我还可以进行细分类，这也是证候能够使得中医既能传承还能创新。

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总结我们主要的成果，凝练出版了这样一本书，叫做《中医证候三因学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大概有二十多万字，80%的内容主要是我们项目组多年研究的成果，当然也参考了部分其他的相关的研究，我觉得能够比较好的体现我们的学术思想脉络。

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国家一流学科—中医学学科负责人王伟 摄影/伦晓璇

中国网：您刚才介绍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把病和证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很符合目前临床辨病和辨证相统一的实际情况。目前有哪些可以推广应用的模型呢？这些模型都在哪些领域应用？

王伟：比如冠心病、心肌缺血、高血压、抑郁症、肝纤维化、肠易激综合征，我们这个模型里面至少有那么十六七种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推广，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发表之后有很多像各类课题，包括自然基金委的一些项目，重大研发计划，各类项目里都广泛得到了应用，这里面应用的方法很多。一个比如说对于证候的生物学基础研究、演变规律、治疗的关键靶点分析，还有一些治疗药物的作用机制和疗效评价方法的建立等等，都还是起到了一些很好的对行业的推动作用。

中国网：如果说“三因学说”为证候的现代研究刻画了底层逻辑，那么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就是达成目标的重要工具。基于这些思考和工作，您在“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方面有哪些重要的发现？

王伟：比如对于冠心病，气虚血瘀证就是中医的概念，那么我们怎么解读它？有了这些模型，就可以用现代生物医学的方法，组学的方法，蛋白组学、代谢组学、基因组学等一系列的分析方法，包括现在的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完全是用这一套大家公认的技术体系来进行深入挖掘它的内在发病机制，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有9个分子可以表征气虚血瘀证的状态，进一步再深入研究以后发现了很多现代医学一些新的规律。比如，这里面我们发现了自噬，过去对于自噬在心肌缺血中的认识还不是太清晰，有的说自噬要抑制它，有的要促进它，各种观点都不一样。后来我们研究发现，实际上，早期晚期是有区别的。

比如我们发现了某个基因，它叫ATG7的基因，它在早期的时候是一个促进自噬的作用，到后期的时候，它是一个抑制作用，实际上是一种平衡，是对于自噬这样一种平衡，也不是绝对的促进它或者绝对抑制它，就对于心肌有保护作用了，不是的，它是一个动态的调节过程，这才是一个合理的作用。

我们用现代医学进行中医的基本原理概念的深化研究的时候，一方面对于中医的概念能够用现代科学加以解读，同时对于现代医学的一些原理也是有促进作用的，对现代医学本身的一些理论是有贡献的。所以，它是一举两得的，这一点还是很有意思的。

中国网：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您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方面做出了很多重要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医学研究的总体目标是为了提高防病治病的能力，提高治疗效果，您觉得中医药学基础研究的创新对于临床有哪些指导意义和价值呢？

王伟：这一点确实是，我们医学所有的研究归根结底就是对人的健康、对疾病的防治有效，否则的话就脱离了我们的初心。所以，我们做基础研究的目的最终也是为了提高疗效。比如我做心血管研究，我们在做心力衰竭，因为心力衰竭是非常严重的疾病，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患的心衰的患者大概有890多万，这个群体很大。我记得在十多年前的时候，统计大概在400多万，涨了一倍多，在心血管病里面是一个难点，很多心血管病的后期都要到了心力衰竭这个阶段。

心衰的五年生存率到目前为止大概在50%左右，跟肿瘤是差不多的。所以，整个医学界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对心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集中的攻关，但是从根本上能够去逆转还远远不够。从药物治疗这个角度来讲，现代医学过去都是从单一靶点，比如一个钙拮抗剂、β受体阻滞剂单一靶点治疗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对于心衰长期的愈后还说不大清楚，对于改善生存率没有太多的帮助。所以，现在也在探讨所谓的多靶点、多环节治疗的路径，这一点恰恰就和中医的思路不谋而合了。

中医本来就是多途径多靶点治疗，因为它用的是综合的整体的调节，主要还是以复方干预为主，基于这一点我们先从中医对心衰的认识上进行深化。我刚才讲了辨证论治，辨心衰的证候到底什么情况。我们经过文献回顾以后，这么多年心衰的证候认识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所以，我们认为之所以它的疗效没有大的提高，可能是因为对于心衰的证候研究上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我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括现代研究文献的回顾和经典著作对于心衰相关的记载，以及在临床实地的观察和动物实验几方面进行论证，发现心衰还应该有新的证候或者新的病因病机，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出心衰瘀毒的概念，就创造了一套在原来治法的基础上进行活血解毒的方法，形成了一个处方。

这个处方首先在临床小样本进行测试，觉得效果还有所反应，另外我们又在动物实验上反复验证它，看它到底有没有效果，和现有的治疗有什么区别，优势在哪里。这样经过了十几年的研究，现在我们有一个新药。去年我们转让了同仁堂作为一个新药正式研发芪参颗粒，我们做了200多例临床评估，时间还不够长，做了三个月的疗效的观察，发现它确实对于心力衰竭主要的一些疗效指标是有改善的，还是不错的，病人的耐受性很好，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临床观察没有发现任何的毒副反应，所以还是很安全的药物，马上就要进入二期临床正式的研究。

当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做了大量作用机制和物质基础的研究，从里面发现了这个药主要的特点，对于心脏的纤维化的抑制、炎症反应的抑制、心肌细胞能量代谢的改善这样几个环节是它的作用重点，这也恰恰是现代医学认为心衰治疗的重点难点。另外我们在复方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分解分化，也找到了几个单一小分子化合物对于心衰的某些个环节，特别是我们找到现在已经有两个效果比较好的都是改善心肌能量代谢的药物，现在我们也做了临床前大量的评估，成药性非常好。

所以，中西医本质上是一体化的，在一定层面它是相通的。这也给我们一个提示，通过一个中医理论的创新研究，再加上治疗方法的创新，一直到药物的研发，包括复方的研发，有效部位和单体的研发，它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就走出了一条这样的路子。

很多人说中医现代化以后中医就没有了，你的精华被吸收到现代医学就完了，那中医的东西就可以不要了，确实这种担心是存在的。当然我们学术界要百花齐放，各种方式都可以，只要是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和治病的方式都行，但是作为中医药学这样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的话，我们还希望这个理论体系能够进一步的深化完整，本身能够创新，而不是说支离破碎，这也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中国网：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能了解到，您的这种理论创新加新药研发的创新的中医药的研究路径其实形成一个很好的闭环，也希望您的新药在临床应用之后可以造福更多的心衰的患者。

另外我还有一点困惑，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通过现代科学是来更多的推动中医药的传承和创新，中医药的传承创新的发展对于现代医学又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帮助呢？

王伟：我们和现代医学的目标完全是一致的，所以，互相影响。比如西医学过去特别强调还原分析，以还原论为主导，中医学更多的强调整体。但事实上这种还原跟整体的综合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很好的还原就很难在高水平上的综合，没有高水平的综合也不能很好的还原，实际上这两点完全可以互补的。

所以，现代医学也走向了更加注重整体。中医过去整体看的多，但细微东西看不见，导致对问题的把握可能不够那么精准。所以，两者其实是相向而行，它的观点包括路径是相互借鉴的，相互促进，最终推动整个医学的发展，都是不谋而合的。

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国家一流学科—中医学学科负责人王伟 摄影/伦晓璇

中国网：那么您在中医平台建设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王伟：我们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要做科学研究没有很好的平台是很难进行的。所以，我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工作的时候，我最早就在中医内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作，这对我也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到了校本部之后又申请中医方剂与证候，教育部和北京市的重点实验室，开始是王庆国王教授做主任，后期他退了以后就让我担任这个主任，现在我依然还在做这个主任，主要是围绕证候方剂在做研究，这里面我们也聚集了一批人才，包括我们的实验场地，仪器设备的构建都形成了这样一些作用。

到了广州以后，我也非常注重平台建设，所以，我们去年非常有幸的拿到了全国重点实验室，也是中医领域唯一的一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就叫中医证候全国重点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申报的前期的工作对它成功被选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目前学校紧锣密鼓在组织人马，我们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已经刚刚开过，这个实验室由刘良院士牵头做主任，我作为副主任，我们积极在组织团队遴选项目，广东省政府也给予很大的支持，学校从“双一流”建设的经费里要拿出相当的分量来支持它，我相信实验室对中医证候进一步深化研究应该会起到很好的推动和引领作用，这一点我们很开心。

去年，国家发改委跟教育部联合在医学领域推出了产教融合平台，借助这样一个平台，促进高校的科技、人才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所以这样一个理念我觉得非常好。

全国布局了十五个，我们非常幸运拿到这样一个平台，我作为负责人，广东省我们这还是唯一的平台，广东省所有高校里面。所以，广东省发改委也给予很大的支持，学校当然要拿出很大的资源支持这项工作。这里面我们的新药研发，包括中医药的标准，包括讲的证候的研究，等等都是一个全方位的布局。当然它更多的朝向于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出一些具体的产品，一些技术和专利。跟中医证候重点实验室还有所区别，那个更偏于基础一点。这样两者结合起来，可能就对我们后期的发展能够起一个更好的推动作用。

当然我们还在积极的筹划一些其他的平台，比如疫病防治平台也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还有现在一些像中药资源，合成生物学等等这样的一些平台，也在积极的做。总之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平台的支撑，一方面可以很好的完成任务，另外吸引大批的人才，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

国家现在的科技政策也都是这样，人才、项目、平台三位一体结合，等于一举三得，同样一件事情三个方面都能得到发展，这样的事情在高校我觉得是最合适的，因为它本身就具备这样的特点，它又要做研究，又要培养人才，同时又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所以，它的需求跟我们高校的职责非常吻合。我们做这个事是非常符合规律的，我相信若干年后可能会有更大成果能够产出。

中国网：如何吸引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到中医药的研究队伍中来，对此您有怎样的建议呢？

王伟：我想是这样，一个行业的发展人才是极为关键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作为研究工作者解决科学技术的难点问题，推动学科的进步，行业的进步，这是我们的职责。为了更好的推动这样的一个进步，我们必须要有大批的人才。人才就需要培养，培养有多种路径，像大学培养人才，我作为导师要培养人才，我作为团队负责人要培养我的团队，将来我的工作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沿着这条路发扬光大，人才就需要倾注更多的心血去培养。这一点对于行业的这种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现在学术界确实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有很多一些大专家不注重梯队的培养，等他到一定时候后继无人这种情况其实还是存在的。这一点从我们的导师那里，陈可西院长就学到了很多，他就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做了导师以后也非常注重自己带的学生的培养，再就是自己团队的培养，吸纳一些多学科交叉的人员来加入到自己的团队。

因为医学的问题，我刚才讲都是复杂的，单靠某一个很局限的、某一个学科体系的人是很难解决的。我这个团队也培养了一些人才，比如我现在培养有杰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万人领军人才、优青（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青年长江学者、青年岐黄学者都有，各类人才都有，我也很希望他们之间互相能够团结、互相支撑，同时他们也要继续培养更年轻一代，这样的话事业才能兴旺发展。

我们非常不希望也非常反对这种所谓大树地下寸草不生的情况出现，实际上这种情况是有的。所以，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千万别干这种事情，我们要后继有人。

中国网：我们也希望像您这样老一代中医人的光荣和梦想可以激励和鼓舞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到中医药的研究队伍当中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推动我国的中医药走向世界，也为增强全人类的健康福祉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王教授的解答。

（本期人员：主持/编导：佟静；摄像：董超 王一辰；后期：王一辰；摄影：伦晓璇；主编：郑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