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 7月28日讯（汪雅雯）27日，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和日中友好会馆共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协办的第二届“中日友好与人文交流”论坛在京举行，论坛主题为“对话中日现代化：过去与未来的探索”。

第二届“中日友好与人文交流”论坛现场。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气候变化、技术变革等带来的新问题也频繁地叠加出现。在此背景下，中日更应探寻世界和平发展之道，也是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应有之义。

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

国际秩序正处于巨大的变动期，国际社会曾经坚信共有的价值观和利益观正在流动，且国际社会所认同的规范也在产生动摇。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加茂具树指出，日中虽身处同一国际社会之中，但对于国际秩序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可以从两国对国际关系学者赫德利·布尔（英）的著作The anarchical society的译文差异上得以窥见，日文版将其译为《国际社会论》，中文版则译为《无政府社会》，这种译法差异所反映的是两国在深层次制度观上的认知差异，究竟是将制度看作规范性的义务，还是当作功能性手段。显然，日语译本更重视制度在伦理和内在参与的姿态，中文译本则更重视制度的稳定运行和成果技术性的导向。

7月15日，日本正式发布2025年版《防卫白皮书》，持续渲染“中国威胁”，声称中国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姜跃春指出，中日之间存在经济互补性的需求，但在战略定位上又有差异，这正是矛盾所在。中央大学教授服部龙二也提到，日本的外交战略是阻碍日中关系改善的原因之一，因为日本需要维系以日美同盟为基石的安保体系。如2022年日本出台的“安保三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便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向表现——既追求日本“大国化”，也有配合美国战略需求和牵制中国的地缘安全考量。

“当今日中关系面临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改善两国人民的感情，目前两国大多数民众对彼此的印象都偏负面，这种情况并不乐观。”日本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金杉宪治表示改善民心没有特效药，但双方可以通过持续的交流和对话进行换位思考，从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彼此。服部龙二也提到，阻碍两国民众理解的信息空间正在伴随着情绪化不断扩散，尤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往往那些煽动对对方国家不信任的信息越容易得到传播。

中日关系改善的机遇

国际社会动荡变革的同时，全球化受阻，地缘政治回归，尤其在欧洲“反移民、反精英、反全球化”的特征鲜明。反观东亚地区目前相对稳定，处于和平环境，吉林大学教授巴殿君认为中日韩作为三架马车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中日之间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比如在非传统领域的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公共卫生等多方面的合作已经在不断强化和推进，可以为今后深化双边合作提供现实基础和政治动力。中日之间从建交十亿美元发展到今天的三千亿美元，两国在东亚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持续积极互动……这些双方多年以来践行的合作机制和实践，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路径。

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特别是在数字贸易和供应链标准方面如何协调立场上，姜跃春认为两国有很多合作空间。目前，中国不断致力于和高端的FTA（自由贸易协定）接轨，以及国内对外开放已经进入制度性的改革开放，因而希望中日能基于RCEP（传统的贸易自由化协定：以降低成员国之间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创造更多贸易与投资机会为目标）的合作基础，在CPTTP领域（“高水平”的自贸协定：既着眼于降低关税等传统贸易壁垒，也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等问题上树立较高标准）加强对话。

去年11月，中日两国一致同意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确立的原则和方向共同努力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去年底以来，两国高层通过多种方式持续良性互动释放友好善意，两国关系延续了改善发展的势头。”中日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原驻日本大使程永华表示，双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不断增进政治互信。

面临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以及自由贸易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中日两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以及过去几十年的自贸体系维护者、受益者，在当下的关键时期应有所作为。程永华指出，中日经济互补性强，相互依存度高，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目前，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累计金额已经达到1300多亿美元，双方形成了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潜的紧密联系。以及根据中国日本商会今年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华日资企业计划未来1到2年扩大和维持事业发展的比例为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