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立80周年。作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成立于80年前，旨在促进各国在教育、科学及文化领域的合作。当前，单边主义抬头、地缘冲突加剧，联合国面临着改革的迫切需要，教科文组织也面临着一些国家“退群毁约”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应如何加强教育、科学、文化领域的全球治理？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期节目专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翰。以下文字由访谈实录整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翰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摄影：杨楠）
·教科文组织之使命——“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中国网：我想大家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不陌生，但可能对其具体工作没有太深入的了解。那么，能否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教科文组织的使命和架构？其主要职能有哪些？在联合国体系当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着什么作用？
夏泽翰：教科文组织，全称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就是教育（E）、科学（S）和文化（C）这几个方面，在联合国系统里有着特殊职能，因为我们负责的是联合国非常重要的智力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常说，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的“智力机构”。
我们致力于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涵盖从学前教育到中学教育的各个阶段，同时负责制定相关标准，分析全球教育领域面临的各种挑战，并积极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其第四项目标“优质教育”的实现。
我们聚焦的另一重要领域是科学技术领域。此外，我们的工作范围还涵盖地球科学、地质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水资源管理等环境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如何利用科学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文化领域，我们的工作包括（保护）世界遗产，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创意方面，我们有创意城市网络。此外，我们还承担着联合国传播与信息方面的重要职能——也就是您所从事的媒体相关工作，比如（提升）媒体素养。
同时，我们也高度重视伦理相关议题，例如社会及人文科学范畴内的人工智能伦理、神经科学伦理、科技伦理等。
此外，我们还积极促进青年发展，加强青年与世界的联系。
这些工作领域展现了我们作为联合国智力机构的作用，我们的使命源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必须避免战争重演。我们的使命是“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为此，我们通过教育、科学、文化，通过增进对伦理议题的理解，推动传播与信息交流，来筑起抵御战争的屏障。在全球范围内，我们与成员国密切合作，并与中国保持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有效推进这项工作。
同时我们也致力于制定标准。就像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这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我们在文化领域的理念——例如通过《世界遗产公约》来确立标准。具体而言，我们通过制定这些标准，以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遗产，并由各成员国采纳落实。一旦入选世界遗产，比如最近的北京中轴线，入选后这项遗产就属于全世界。同样，如果别的国家也有世界遗产，那些遗产也属于中国。这正是我们所说的促进跨文化对话，以增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这也是我们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当人们开始开展相关工作时有全球标准可遵循，还可以实现跨越国界的合作，这可以带来和平，也有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这是文化领域的例子。
再比如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管理也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许多河流流经多个国家，但即便在一个国家内部，要实现河流治理、环境改善和生物多样性提升的最佳实践，也需要相互理解，互学互鉴。
在环境领域，比如生物多样性保护——像中国的大熊猫、越南的金头乌叶猴——我们应该遵循怎样的标准才能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如何保护不同的区域？我们需要通过更先进的科学知识、更优质的教育、对文化更为深入的理解，来增进对我们生活的世界、对我们居住星球需求的认知，来实现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为了这个美好的世界，我们该如何携手守护并珍惜现有的一切？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为多边主义、和平以及可持续发展创造环境。正如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人文交流，我们把专家，把那些守护遗产地和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们联结在一起。比如最近成功申遗的春节，就是一项非常有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京剧也是。那么，我们该如何共享全球最美好的事物？各国之间有太多东西可以相互学习，以促进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创造跨文化对话的机会，从而筑起和平屏障，避免战争冲突，这正是教科文组织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核心工作。我们正与中国乃至全球的优秀同仁们携手推进这项伟大事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翰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摄影：杨楠）
·驻华四年：“我见证了中国在各领域的巨大飞跃”
中国网：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您的个人经历。您于2021年开始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过去四年间，您个人取得的主要成就有哪些？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在过去四年里最显著的合作成果是什么？
夏泽翰：我是从2021年开始担任驻华代表的。当时我从印尼调任过来，之前我是在雅加达担任地区代表。当时正值新冠疫情时期，应对疫情的工作很有启发性。在推进各项工作的同时，我们重点探索了如何运用虚拟现实技术，以及将摄像设备与互联网连接起来的技术，让人们远程体验世界遗产，同时将相关技术用于生物多样性监测。那段时期确实令人难忘。
我到任后，启动了不少能与当地民众紧密联系的项目。其中一个长期项目，是我们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梅赛德斯-奔驰合作了超过15年的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项目。在此框架下，我们共同守护了包括大熊猫栖息地在内的多处遗产，并与苗族村寨开展合作。这一项目还帮助我们连接了众多领域，促成了与故宫博物院的合作。
当时，中国政府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所以我们的另一个工作重点是助力（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遗产地在此过程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我很幸运地启动了一个项目，将教科文遗产地与碳中和理念有机结合。我们与风景优美、保护价值巨大的海南岛开展了合作，也与巫山等遗产地建立了合作关系。同时，我们还携手清华大学等众多伙伴共同推进项目。
我们还启动了一个项目，旨在增进年轻人对环境的理解，并引导他们思考该如何行动。比如，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像海南的长臂猿，非常特殊，我们该如何保护它们？保护长臂猿不仅仅是要保护它们本身，更要保护它们的栖息地。这需要我们思考如何具体实践生态文明理念。这是一次非常棒的经历，我们以学校为纽带连接年轻人。此外，我们还与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学生合作，将知识传授给他们，再由他们给中小学的青少年们授课，这非常有意思。
在我任职期间，还有一些其他重要事项。例如，2021年，我去了福建福州，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大会由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组织，运用技术手段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参与其中，那是一届非常成功的盛会。
此外，在可持续旅游领域，我们也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例如，我们携手甘肃省政府，与世界银行展开合作，在甘肃启动了一个推广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项目。我自己曾多次到访敦煌，那真是个绝妙的地方，美轮美奂，最令人赞叹的是，敦煌是不同文明的交汇处，人们在此相遇、交流。莫高窟更是奇观，你能亲眼看到宗教、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以及家庭观念是如何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音乐及其发展历程，叙事艺术等。我们与甘肃省内多位市长合作，共同推广这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新型可持续旅游。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成就。
我们也与中国多所大学展开了合作。我们设立了一个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专注于地质学领域的数字跃迁，研究如何利用技术来解读不同地层信息，并与全球最新科技实现联动。我们还在中国石油大学设立了一个关于碳中和的教科文组织教席，将经济学与碳中和联系起来。
此外，我还担任了联合国中国残障主题组主席。中国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国家，出台了像《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一系列法规。在中国，我们与许多机构以及各国大使馆展开合作，包括残奥委会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在中国与许多残疾人工作者打过交道，遇到了不少能力出众的人士。一些女士带领残疾人团体，推广特殊戏剧和艺术等创意产业，以此呈现残疾人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同时，我们也成功帮助残疾人与联合国系统的全球残疾基金建立联系，并与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展开合作。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利用技术手段，让残疾人更好地欣赏故宫和中国其他博物馆的文化遗产。所以，要说成就，这方面的成果确实不少。
不过最重要的是，我在这里结交了许多朋友。我1999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有些朋友甚至在我加入教科文组织之前就相识了，因此在华任职期间，我还能重逢多年前结识的老友。我教过的学生如今有不少已成为教授，在四川、武汉等地工作，这也让我能与这些地方保持联系。
我们启动了不少有意思的新项目，也在持续推进既有项目。比如我特别喜欢去长沙，长沙是毛主席的故乡，我们在那里举办了“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长沙也是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媒体艺术之都”。我们与长沙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教育部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汇聚全球青年，同时联动南京和平论坛、青年论坛等平台。
我们还在其他国家开展合作项目，比如通过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中心与蒙古国建立联系。我们在深圳设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中心，主要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和智慧课堂建设。我们将部分技术成果推广到了蒙古国，同时也将其引入了巴基斯坦和非洲地区。通过这些中心，我们完成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
我们还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推广教育促进乡村发展的理念，研究中国如何让八亿人摆脱贫困，以及教育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我们共同发布的相关报告已成为优秀范例，帮助其他国家结合自身国情学习借鉴，思考如何通过优质教育书写人类尊严与进步的新篇章。这段工作经历对我来说十分宝贵，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我可以一直讲下去。
中国网：看得出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走访过中国的许多地方。您很早之前就来过中国，现今您在这里工作生活也已超过四年，对中国可谓非常了解。那么，您如何评价近年来中国在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取得的进展？
夏泽翰：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实现了巨大飞跃。作为一名水资源管理领域的科学家，我深有体会。1999年我初来中国时，在长江流域的重要水库地区研究水稻节水灌溉。此外，我还去过开封研究如何将地下水利用与水稻种植相结合。当时，节水对中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课题。
我亲眼见证了中国在水资源管理上的巨大飞跃——这不只体现在当年的节水工作上。我们在陕西省开展的工作还涉及废水处理回用。当时，许多河流、湿地和湖泊污染严重，而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如今我看到绝大多数水系不仅得到了修复，水质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善。河长制的推行堪称奇迹——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何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在我看来，中国在水资源管理、水科学和水研究领域均实现了巨大飞跃。中国还在推行河流伦理的理念，这是一大亮点。
与此同时，在文化领域，以《世界遗产公约》为例——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举办时，“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成功列入名录。我曾到访泉州，这座多元文明交融的美丽城市令人惊叹。如今中国已拥有60处世界遗产，数量可观，但更关键的是遗产的质量。当你走进敦煌，就能真切感受到丝路精神，那里曾是宗教、文化、信仰与思想的交汇之地。敦煌与印度和阿富汗等国的石窟遗产地之间成功进行了联动，效果很好。敦煌还与柬埔寨携手合作，协助开展吴哥窟的保护工作。而故宫博物院则与拥有众多世界遗产的埃及建立了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一种属于世界的归属感正在形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公民意识。这一点非常重要，比如中国的茶文化、传统的制茶技艺。据我了解，中国有超过2000种茶叶，茶已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亲友联络感情的纽带。茶是非常美好的事物。如今，“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年轻人创造新的商业机会？比如那些练习传统乐器的人，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融入全球电子商务的浪潮。
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给人以启迪。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为偏远地区的生产者搭建了通往外部世界的桥梁，比如种植核桃的农民。现在，如果北京的消费者想买核桃，只需登陆淘宝，查看核桃产地、用户评价，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支付，核桃就能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在乡村振兴领域是一大进步，为农村地区的人们创造了机会，使他们能从经济、社会以及产品营销等多个维度，融入国家发展进程。这方面的确实现了巨大的进步。
同时，在技术与职业教育领域，我们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设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我曾到访过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在那里亲眼见证了年轻人的编程能力，学生们深入研究比亚迪电动汽车，思考自己如何能成为汽车产业中有价值的一员——这是巨大的进步。如今比亚迪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汽车品牌之一。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展，而科学技术正是实现这一飞跃的关键动力。
另外很重要的一个领域是太阳能电池板。我在中国到访过不少太阳能发电站，亲眼见证了太阳能电池板是如何为人们提供分布式能源解决方案的。中国在太阳能技术研发上取得了显著进展，大幅降低了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可以一直讲下去，在手机行业也是如此，比如小米、真我手机。我最近在巴基斯坦买了一部真我手机，性能突飞猛进且价格合理，存储空间又大，也很适合年轻人用它畅玩游戏。这部手机不仅凸显了技术进步，更体现了共同富裕的理念。拿到这部手机后，我很高兴地看到，它的背面标注着“中国研发，巴基斯坦制造”——这体现了技术转让的重要性。中国实现了高水平技术发展后，乐于与其他国家合作并转让技术，我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这使得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也能融入发展生态之中，为自己创造可持续的生计和新亮点。
此外，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教育领域的合作已从中国延伸至众多国家，非洲更是其中的重点合作区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大学的办学标准也在不断提高，这类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我们不仅有春节（申遗）的例子，还有古琴，以及京剧等博大精深的戏曲形式。
在我看来，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超越传统发展的新阶段，人们更注重生活品质与价值的享受，重视文化传承，同时也理解技术的价值——比如物联网的应用，同时也在积极推动知识分享，参与教科文组织在健康、技术领域推行的开放科学计划。我们在中国设立的教科文组织各类中心，正是通过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领域的合作，将家庭观念、中国哲学与现代技术相融合，在这些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中国网：中国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在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全球治理中主要做出了哪些贡献？
夏泽翰：中国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国家，大力支持联合国系统和多边主义。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资金供给国之一。但除了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南南合作联结世界——比如在文化领域，中国协助柬埔寨进行世界遗产地保护，与埃及、越南等地的遗产地开展合作，等等。
这些都非常重要，教科文组织还设有覆盖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教席计划。我们在女童和妇女教育方面的重大项目迎来了启动10周年纪念。中国在这一领域发挥了卓越的引领作用。中国还与教科文组织共同设立了女童和妇女教育奖，这对于女童和妇女而言，对于世界许多偏远地区的教育事业而言，都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们还共同设立了孔子教育奖，并通过长城奖学金吸引世界各国学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现在，我们即将在上海设立一个极具创新性的一类中心，也是全球第10个这样的机构，聚焦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该研究所不只服务于中国，更面向全世界。我们坚信它将为青年和专业机构提升STEM教育质量，推动可持续发展，加速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同样重要的是，研究所将为年轻人开辟路径，让他们能够借鉴中国的进步方式，比如手机制造，如果在中国能够生产这些手机，那么在非洲国家，如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地也能生产。这将推动创新迈向新高度。
我多次到访中心的所在地上海，那里年仅10岁的孩子能够对无人机进行编程，不仅能做到单机操作，甚至还能实现多机协同，这让我大为赞叹。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掌握新型计算机技能。上海拥有优秀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每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及其他高水平创新会议，未来必将成为全球STEM的中心。这无疑是中国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为教科文组织作出的诸多重要贡献之一。
这类合作益处良多。我们的许多中心，例如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合作的项目，正在人工智能及其伦理规范领域推动更高层次的能力建设，这些都是极具价值的投入。在曲阜举办的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汇聚各方专家探讨水资源管理议题，促进水与文化的融合。这些都是重要贡献。通过以上方式，中国做出了诸多贡献，在全球产生了重大影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翰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摄影：杨楠）
·联合国成立80周年：“我们需要更强大的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来应对挑战”
中国网：接下来我们谈谈面临的挑战。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但当今世界依然充满危机与挑战，联合国也在进行系统性改革。那么，您认为教科文组织工作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夏泽翰：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依然至关重要。回顾这80年，我们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挑战依然存在：世界上的冲突与战争仍未停息；许多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缺乏良好的住所或住房，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挑战。
这些挑战依然存在，正因如此，我们不禁思考联合国2015年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因为在许多领域，我们不仅没有进步，甚至出现了倒退。如何持续凝聚世界的善意？如何确保如联合国所言“不让任何人掉队”？——这绝非易事。我们要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接受教育，确保人人有饭吃，有体面的基础医疗设施，有像样的工作，确保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创新不断涌现，良政在全球施行。
要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挑战，必须充分尊重国际法，并确保我们能够持续保护最珍贵的遗产。尽管中国等许多国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中国自身也面临挑战——例如在高等教育领域，需要推动大学达到与全球一流院校同等的国际化水平；需要避免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影响，不断改善空气质量，加强水资源保护。所有这些议题都需要持续评估。
与此同时，我们的资金有限，必须想办法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让投资产生乘数效应。以教育为例：我们可以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书籍。我曾在一个美丽的小岛国推进过相关项目，通过为偏远地区民众送去书籍和科学实验设备从而提升当地的教育水平。这方面至今仍是挑战。我们必须利用有限的资金持续应对这些问题。
我们还需要构建一个支持跨文化对话、尊重所有文明、促进全球不同文明共存的世界。我们的世界要为“全球南方”国家创造合作空间，通过南南合作互帮互助；推动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这些挑战始终警示着我们：我们需要更强大的联合国系统，以及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更强大的教科文组织，来不断推行这些理念，应对当前挑战。
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能看到这样的世界：每个孩子都能接受教育，人人拥有体面工作，获得有营养的食物，受教育权得到保障，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能够安心饮水而不必担心水传播疾病；我们能够有效应对洪涝、干旱等灾害。这些挑战与气候变化及人类健康问题紧密相关。在应对现实挑战的同时，我们也要为这些理想持续努力。
联合国关乎你我，关乎我们每个人。我们需要携起手来，让世界更具可持续性，相互尊重，赋予所有人尊严；相互合作，分享科技红利。同时必须协同应对科技带来的负面效应——包括人工智能的潜在危害、神经科学及其伦理问题等。我们要以人类的道德自觉应对这些挑战，更需要从思想根源上消除战祸，通过强化多边主义、增进相互理解与尊重，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展望未来：因地制宜推广“中国经验”帮助更多国家取得发展
中国网：接下来，我们再聊聊未来。科技变革为教育、科学和文化发展带来新范式与机遇的同时，也为全球治理带来挑战。展望未来，您认为教科文组织的工作重点将是什么？中国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夏泽翰：通过在成员国开展的工作，教科文组织已意识到了其中许多挑战的存在。早在2021年，我们便前瞻性地预见了人工智能可能被误用和滥用的风险，并发布了《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人工智能正被用于提升教育质量和人类健康水平，在诸多方面发挥有益作用。当前重点在于如何确保人工智能伦理及其治理体系在全球、各个国家乃至具体机构层面得到充分理解与落实，并确保我们有能力应对以上问题。
未来，我们还需应对科技鸿沟、数字鸿沟等问题。教科文组织正着力促进开放科学及开放科学基础设施发展。这项工作也是我们贯彻《联合国宪章》人权条款的一部分。教育是基本人权，获取科学、知识和文化同样是基本人权。如何将这些理念转化为现实？从这些角度看，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变得愈发重要。在此过程中，我们与中国积极合作，中国也给予了其他国家大力支持。
如何确保我们不是机械地将中国的经验输出，而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传递理念给需要的人？如何协助这些国家进行能力建设，与中方科学家、工程师及产业进行对接？这不仅是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与教科文组织公约的规范制定息息相关。例如，在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统一方面，专业资格互认仍是全球许多国家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如何统一各国教育标准，让持有专业资格的工程师等专业人才实现跨境流动？我们如何确保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建立跨境工作的新模式，共同应对跨国挑战，处理与大数据、卫星相关的议题，并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减灾防灾？
也就是说，未来在许多领域，我们可以通过更先进的科技、更强的韧性、更优的灾害响应能力，以及对不同文化更为深入的理解、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的平等对话，来推动下一阶段的发展。
正如中国所说的，要实现全球文明，我们也需要珍爱青山绿水，呵护全球自然生态，从而享受生态文明的成果。我们在中国获得的经验，如何能应用到全球的宝贵资产上，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因为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仍在持续丧失。我们该如何守护跨越国界乃至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此类面向未来的挑战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借助技术手段、地方知识和聪明才智，更加自信地携手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