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讯（记者 白璐）“在这次为期10天的访华行程中，我访问了上海和北京，分别在两场公开会议和一场私人会议上发表了演讲，还在两所顶尖大学举行了研讨会。期间我与中国高级官员会面，还见到了几位好朋友和以前的学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这样概括他十月底的中国之行。

出生于1945年的罗奇今年已经80岁了，但谈到“中国经济”“中美关系”这样的话题，他依然神采奕奕、滔滔不绝。他告诉中国网记者，他已经连续20多年不间断地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同时他也是外滩年会以及其他中国主办的论坛的“老朋友”。

罗奇对于中国经济的兴趣，始于他在摩根士丹利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时期，彼时他正带领一个国际化的团队研究美国经济。后来，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我强烈地感觉到，中国掌握着结束危机的钥匙。此后，我每隔一个月来中国一次，后来每个月都来。我开始对中国经济着迷，并将我的研究方向更多地转变为关注全球经济，特别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成为了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真正动力。后来我在2007年搬到香港，担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内地度过。”罗奇告诉中国网记者。

作为美国经济学家，罗奇从一开始就对“对等关税”表达了直言不讳的抨击。他在今年三月底接受中国网的采访时就指出，关税战没有赢家，关税带来的额外成本最终将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而中低收入群体将承受最严重的影响。如今，“对等关税”已在全球推行超过半年，罗奇在今年的外滩年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认识到，将关税作为对付中国的武器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在稀土等关键议题上有显著战略优势，因此美国希望与中国尽快达成协议。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的经济学家，罗奇也常分享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理解与建议。对于中国正在制定的“十五五”规划，罗奇认为，未来五年中国应更加注重刺激消费需求，从而实现经济再平衡。他建议“十五五”规划应该为消费设定一个明确的增长目标，即到2035年将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目前的近40%提高到50%。

在今年的外滩年会上，我们专访了斯蒂芬·罗奇。以下为访谈实录：

·“关税战不会在特朗普政府这一任期内结束”

中国网：您在今年早些时候曾提到，美国正在利用关税作为挑战世界秩序的工具。那么，你怎么看全球化的未来？

斯蒂芬·罗奇：美国作为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者，曾主导推动全球化进程，但当前出现的关税壁垒与贸易摩擦，恰恰反映出美国与其他主要国家未能有效管理这一体系。我认为目前全球化出现了严重的倒退现象。要修复由此造成的损害，需要相当长时间。

中国网：您提到了关税。目前很多国家都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您怎么看待“对等关税”最终的走向？

斯蒂芬·罗奇：我认为关税战不会在特朗普政府这一任期内结束，这毫无疑问。他试图通过关税来实现所有目标——本质上是通过关税施压，从而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我们通常认为关税是用来处理贸易问题，特别是贸易逆差等问题，或是用来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工具。但在特朗普总统看来，关税作为施压手段的应用范围要广泛得多：它可以迫使各国调整各类政策，无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外交政策，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社会领域，使其全面符合他的偏好。所以，我认为他不会结束这场关税战。

中国网：我们再来看看关税对于美国国内的影响。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这一任期经济政策的特点是对内减税，对外征收关税。您如何看待这种政策搭配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关税能帮得了美国经济吗？

斯蒂芬·罗奇：关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是负面的。就关税的影响而言，它对美国的冲击比包括我在内很多人的预期要小一些，因为关税对消费者价格的传导需要更长时间才会显现。但值得一提的是，它给企业决策注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正是决策的“天敌”。我认为这会拖累企业在投资和招聘方面的决策。

而国内的减税政策会扩大预算赤字。对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国内储蓄本来就不多，而这项政策会进一步压低储蓄率，加剧经常账户赤字，也会让贸易赤字问题变得更严重。如果我们试图打压中国，那仅仅意味着贸易赤字会转移到其他地方，根本帮不到美国工人或制造业。所以，从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中，我看不到多少积极的东西。

中国网：放眼全球，您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对全球贸易秩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斯蒂芬·罗奇：所谓“对等关税”，从未真正做到过对等。这只是特朗普总统用来向美国民众合理化其政策的话术。他试图让大家相信，为了解决美国多年来累积的贸易赤字，美国人有必要承担额外的税负。美国目前与100多个国家都存在着贸易赤字——其本质是由于美国国内储蓄不足而产生的多边问题。而随着“大而美”法案生效，预算赤字将进一步扩大，贸易赤字问题只会更加严重，会持续成为美国的严重隐患。所以，只要关税还在实施，这一问题就不会得到任何改善。

·“美元地位的真正威胁来自于美国对世界领导者角色的放弃”

中国网：提到贸易逆差，我们很自然就会联想到另一与之相关的重要议题——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您如何看待美元的未来？

斯蒂芬·罗奇：今年美元已从极高水平有所回落。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看，美元依然很强。若它回调至均衡水平，也不意味着美元作为长期以来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会就此终结。事实上，过去美元经历过三四次重大的周期性回调，但每次都能维持储备货币的地位。所以，就算再出现一次这样的回调，我也不会感到意外。

然而，如果美国真的放弃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不仅是特朗普第二任期，而是之后所有政府都如此——那美元能否保住储备货币的地位就不好说了。我怀疑美元做不到。但我也知道，过去很多人也做出过类似预测，结果都错了，我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中国网：你曾警告，美联储的独立性正受到威胁。如果政治压力继续影响货币政策，您认为这会对美国经济的稳定性产生怎样的影响？

斯蒂芬·罗奇：到目前为止，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顶住了特朗普总统施加的政治压力。他的任期将持续到明年5月，我认为只要他还担任美联储主席，这种抵抗态势就将会延续。特朗普虽威胁要解雇他，但实际上不会付诸行动。

真正的风险在于，若特朗普总统任命一位极端忠诚的支持者接任美联储主席，并推动货币政策按其主观意愿调整，这将对美国经济的表现、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稳定性，乃至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构成重大威胁。

·“建议在第三方国家设立‘中美秘书处’以处理分歧、化解争端”

中国网：接下来我们再聊聊中美关系。你曾经警告说，中美关系的恶化会对两国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回头看看，您认为这句话应验了吗？

斯蒂芬·罗奇：大约不到三年前，我撰写了一本书，名为《意外冲突：美国、中国和错误叙事的碰撞》。书中警告称，中美两国正走在冲突的边缘，倾向于将各自的问题归咎于对方。由于虚假叙事长期在两国范围内传播，书中预言的“意外冲突”风险已显著上升。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结果。我们只有重建信任，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重新思考如何处理与彼此的关系，否则我认为这种现象将会持续下去。

中国网：那么中美应如何处理与彼此的关系？理想的中美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我们有可能建立这样的中美关系吗？

斯蒂芬·罗奇：我希望中美之间能建立这样一种理想关系，我对此仍抱有期待。我目前正在撰写一本新书，书中会提出一些解决冲突的思路与想法。我们需要重建信任，从“零和博弈”转向更广泛的互利合作，而这需要两国共同搭建一个新的架构与机制，使得两国能持续合作：既化解风险、管控分歧，也共同解决双方都面临的难题。

中国网：能否请您展开讲讲您所说的机制？

斯蒂芬·罗奇：我愿将其称为“中美秘书处”——那是一个设立在如日内瓦或新加坡等中立司法管辖区的机构，既不设在中国、也不设在美国，工作人员由中美专业人士共同组成。它的核心职能包括：联合撰写政策白皮书供两国立法机构审议；处理和修正两个大国间不可避免的分歧。秘书处还应设有解决争端、缓和冲突的机制。

·“下一个五年，中国应更注重消费”

中国网：我们再来谈谈您非常熟悉且关注的中国经济。中国目前正在制定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您对其中哪些方面的内容比较关注？对于中国的下一个五年，您有怎样的建议和期待？

斯蒂芬·罗奇：通常，我们可以从四中全会中了解到下一个五年规划的走向。我认为，规划将延续既定路线，继续深化产业发展，推进自主创新。这都是利好举措，因为过去五到十年里，产业发展与自主创新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目前也是如此。

我期待未来五年中国的发展能够更多聚焦中国消费者。政府在这方面的讨论已持续多年，然而在我看来，向消费驱动的转型进展还有待提速。我希望未来能出台更多提振消费的政策，其中我个人最期待的是加强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但也有人提出其他建议，比如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总之，从四中全会释放的信号看，我认为对消费的重视还可以进一步加强。

中国网：您提到了消费，那么对于提振消费，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斯蒂芬·罗奇：事实上，我从2007年起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我始终认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改革是关键政策，可以缓解由恐惧而产生的过度储蓄。目前中国的家庭储蓄率接近35%，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的三倍。中国必须降低储蓄率，使家庭在可自由支配消费方面更活跃。如果不采取措施打消人们对未来不确定产生的“恐惧”心理，预防性储蓄就不会减少，以消费驱动的经济再平衡的转变就不会发生。

为此，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应明确设定一个目标，即到 2035 年将家庭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从目前的近40%提高到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