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胃癌作为全球高发恶性肿瘤，防治工作备受关注。随着“创新药”连续两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迎来新机遇，也为胃癌诊疗突破带来新的可能。
今天，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两位重要嘉宾。他们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教授，复宏汉霖全球产品开发部副总裁李靖先生。
今天，沈琳教授与李靖先生齐聚演播室，跟大家一起分享胃癌诊疗现状、技术突破等话题，深度谈一谈新理念、新技术如何帮助胃癌患者迎来新的希望。
欢迎沈教授，欢迎李总。
沈琳：主持人好，全国的网友，大家好。
李靖：主持人好，全国的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胃癌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挑战，中国作为胃癌高发国家，其发病有怎样的特点和趋势？目前我国胃癌临床诊疗现状如何？
沈琳：胃癌是我国的高发肿瘤之一。在国际上，西方国家发病率比较低，但它在亚洲地区高发。在我们国家基本上胃癌的死亡率现在还是占到了第三位。农村和城市有些差异，但是每年的新发患者还是在35万以上。全球每年新发患者超过100万。在我们国家，它的早诊率要比日韩低。诊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中晚期的病人，这些患者的治疗离不开药物和手术的综合治疗。所以我们国家这几年胃癌的发病率和它的治疗发展在全球是走得最快的。最新研究表明，我们国家胃癌的5年生存率，最近十几年来是改善最明显的国家之一。所以说它的情况在改善，但是它的临床治疗和发病的情况还是非常严峻。
主持人：近年来，医学界越来越认识到，围绕手术展开的“围术期治疗”，对于预防复发、提升治愈率至关重要。能否请您为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胃癌的‘围术期’？它具体包含哪些阶段，以及为什么它在整个胃癌治疗体系中具有关键的作用？
沈琳：我们在临床上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要让患者治愈。第二就是活得长、活得好，这是大家很关心的。对于胃癌来讲，目前，手术治疗是大家公认的最常用的手段。但近年来，药物治疗，特别是免疫治疗已经使我们原来不能手术的病人，也能够治愈或者是长期生存。所以说对于围绕着手术的综合治疗，就成为全球胃癌领域最重要的需要改革、需要研究的方向。
围术期就是手术前和手术后这个时间，围绕手术的前后来进行的药物治疗，包括化疗、免疫治疗、放疗等多种手段来提升手术的根治性切除率。这正是提高胃癌治愈率最切实可行的。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发病的病人不都是早期的病人，这部分病人如何能够提升治愈率，围术期的治疗就显得尤为重要。
主持人：据悉，在胃癌围术期（术前／术后）治疗领域，您和季加孚教授共同领衔的ASTRUM－006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作为临床专家，您如何评价ASTRUM－006研究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它会对胃癌临床治疗格局带来什么影响？
沈琳：你的这个问题还是非常关键的。国际上，围术期有几种治疗模式：欧洲是术前加术后化疗，美国是术前化疗加上放疗，亚洲则是术后化疗。但这几种模式从未被证明哪种是最佳的。季教授和我共同牵头，证实了“术前新辅助化疗＋术后辅助化疗”相比单纯的术后化疗，确实有一定优势。但是它也只是化疗，所带来的利益是比较小的。在这个模式下怎么能够来进一步提升它的治愈率，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与季教授一起，就围绕着胃癌患者对免疫治疗的特点，以及术后的身体恢复状况等因素，设计了一个新方案：强化术前治疗，将化疗和免疫治疗结合。长期化疗对免疫系统的影响也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在术后辅助治疗中直接去掉了化疗。然后，我们将这一新方案与“术前＋术后”化疗这一的标准治疗方案进行对照——这就是ASTRUM－006临床研究最初的设计目的：既要提高术前疗效，以提高手术根治率等，同时也要减少术后因化疗带来的较大毒性，把高毒性治疗局面彻底扭转。这样既提高了疗效，又减低了毒性。最终的研究结果也是有目共睹的，确实证明了该方案的独特疗效。可以说，“高效、低毒”这一效果，最终也体现在生存期的延长和治愈率的提高上。所以说我觉得非常的高兴能有这样的结果。这是通过全国多中心共同努力、历时近7年才完成的，特别不容易。
主持人：此次研究的成功离不开大胆的研究设计。针对 ASTRUM－006研究，出于怎样的考量和临床洞察，决定采用“单免治疗（免化疗）”这样一个创新的治疗方案？
沈琳：ASTRUM－006术后是单纯免疫治疗，但术前还是免疫联合化疗，术前这个强化的新辅助治疗我们并没有放松，所以这是一个基本框架。在当初设计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以下几方面的临床观察：首先，在胃癌晚期一线治疗中，我们发现患者大约在完成三个周期治疗后，疗效达到高峰。对于新辅助治疗来讲，达到一定疗效的时候就可以做手术，把残留的肿瘤切掉，而切掉以后的这一部分的病人的耐受性和身体状况，和术前不一样了。也就是说，新辅助阶段治疗已包含三个周期化疗，再叠加手术治疗，两者会对患者身体产生一定影响。而免疫治疗对病人没有什么影响，这样就会非常轻松地把原来的获益，进一步的延长。同时也最大程度地发挥免疫治疗的作用。事实证明我们这一设计是合理且正确的。
李靖：刚才沈教授已经从临床痛点角度充分阐述了这项研究的必要性。当时跟沈教授去讨论方案的时候，沈教授明确说了如果术后我们还是坚持原来传统的一个治疗方案，比如化疗加上免疫，患者很可能无法耐受。因此，我们要解决的临床痛点就是降低治疗相关副作用。另一方面，这一决策也基于复宏汉霖对HLX10（斯鲁利单抗）安全性的充分评估。通过我们其他的试验，我们看到斯鲁利单抗具备良好的安全性窗口。基于此，开展这样一项创新研究，去做这种大胆的试验时候，我们颇有信心。如果一款药物兼具良好安全性、优异疗效，并能降低与化疗联用时的毒性，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去深入探索的方向。虽然当时已经有其他跨国公司采用“术前和术后化疗联合免疫”的模式，但我们从临床实际出发，认为有必要突破这一框架。最终，在季教授和沈教授带领下，我们成功完成了这个极具挑战的任务，这是令我们深感自豪的成果。
主持人：任何一个颠覆性研究的背后，都充满了挑战与抉择。ASTRUM－006研究开展了近7年，在方案推进过程中，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您和团队是如何应对的？
沈琳：我觉得这个挑战主要在于这是一个创新性的研究，国际上没有先例。大家首先会担忧研究能否成功，能否实现预设目标。在我国，这类围术期研究周期长、投入大，每个中心、每位专家、每位患者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因此，在前期的设计过程中，我们对每一步都进行了反复考量和分析，并非简单的一拍即合，而是基于我们丰富的临床研究经验和转化医学成果，结合肿瘤治疗前后的动态变化进行设计，所以当时我们是有信心的。
但在结果揭晓前，我们内心仍是忐忑的。通过与所有专家和对研究有疑虑的同行的持续交流沟通，我们逐渐获得了广泛认可，入组进程也因此推进得比较顺利。这离不开多学科团队的通力合作——包括外科、内科、影像、病理等多领域医生的共同参与。同时，复宏汉霖在整体运营协调方面也给予了鼎力支持。
这项成果不仅对中国患者意义重大，在全球范围内，也可能会改变围术期治疗的模式。这种创新不仅影响行业与患者，更可能带来全球性的深远影响，使患者能够获得更精准、更合理的治疗方案。
李靖：对公司来说，因为这个项目周期确实很长，执行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它带来了不少挑战。我们发现新辅助治疗阶段试验组的病理完全缓解（pCR）率特别高，这让我们意识到这款产品能够真正为患者带来获益。季教授和沈教授也组织了多场专家沟通会分析研究，逐步建立起大家对这个研究的信心。
说实话，周期长的研究容易让人懈怠。但在季教授和沈教授的带领下，我们不断优化试验执行方案，及时分享进展，使各临床中心始终保持高度关注，最终快速完成入组并取得良好结果。
主持人：复宏汉霖在消化道肿瘤的布局已经形成了从食管癌、胃癌到结直肠癌的矩阵。请问，公司在这一领域长远的管线规划和核心发展方向是什么？
李靖：复宏汉霖作为一家专注肿瘤领域的创新制药公司，高度重视消化道肿瘤，并为此制定了纵深布局与差异化创新的策略。我们构建了覆盖高发癌种，兼具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的多元化产品矩阵。长期目标是形成针对不同疾病阶段和分子分型的精准化治疗体系。
ASTRUM－006是我们一项非常值得骄傲的成果。同时，在沈琳教授带领下，正在开展另一项HLX22（新表位HER2单抗）头对头对比帕博利珠单抗一线治疗HER2阳性晚期胃癌的III期研究，期待能够再次引领全球标准。在食管癌方面，斯鲁利单抗在2023年获批了该适应症，迅速成为该领域的重要治疗选择。在结肠癌方面，我们正在推进斯鲁利单抗联合化疗一线治疗转移性结肠癌，该III期临床研究已完成患者入组，有望明年公布数据。此外，我们PD－L1 ADC HLX43也将在各位专家指导下，取得更多开拓性的进展。
展望未来，我们不仅希望立足中国，更期待将更多产品推向全球，让世界听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声音。
主持人：复宏汉霖开展了很多国际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您认为公司产品的全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靖：复宏汉霖是中国本土企业走向全球化的一个缩影。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都在走全球化这条路。其中，全球化临床研究是产品通往全球市场的高速通道，也是最高级别的品质背书。
通过全球化的临床研究，可以加速全球准入。凭借一套符合国际最高标准的研究数据，同时满足中国、美国、欧洲等主要监管机构的审批要求，能够极大缩短产品在海外上市时间，这是实现国际化商业落地的关键。同时，我们也希望借此建立全球化的信任，只有在全球人群中验证其疗效和安全性，才能使临床数据更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从而构建起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对患者而言，这意味着创新疗法能够实现全球同步可及。因此，全球化是所有企业必须坚持的道路，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
主持人：近年我国创新药政策不断完善，从临床试验审批到上市应用，这些调整对胃癌创新疗法落地有怎样的积极影响？您对此还有哪些期待？
沈琳：2015年以来，随着政策支持，还有一些指南的发布，对我们临床研究的落地和时间，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让我们更快的获得批准，进行临床实践。我想这是在多年临床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近几年发展尤为迅速。可以看到，创新药如今都聚焦在中国，这一领域在中国发展特别快。抗肿瘤药更是创新药中发展最快的、更具引领作用——每年都占据半壁江山。
其实这些变革，对于胃癌治疗来说，既是机会也是挑战。因为胃癌的治疗在所有的实体瘤当中，治疗效果一直不理想， 加之胃癌是西方低发肿瘤，全球研究投入远不如肺癌、乳腺癌，主要依靠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研究）力量。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当前有利时机，借助像复宏汉霖这样的本土企业推出更多产品，提升药物可及性。同时结合我们对疾病的深入理解，既往临床与转化研究的积累，尽快设计出针对不同靶点人群、不同分期的综合治疗方案，从而提升胃癌的整体治疗水平和治愈率。
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最好的时代，也是我们通力合作最佳的契机。国家“2030健康中国行动”要求所有实体瘤五年生存率要达到46.6％。这个目标我们肯定是（能）提前实现，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有可能还会超越很多，这是我们中国胃癌患者的一个福音，更是中国对全球胃癌防治的巨大的贡献。
李靖：在我看来，首先是政策的开放。刚才沈教授谈到了，正是因为这些明确的指引，我们企业开展创新研发更有信心。第二是政府的支持。其实现在大家能看到全国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积极鼓励企业开展开创性研发、推出优质产品。无论是在资金还是政策层面，都给予了大量支持。第三是监管部门的科学指引。过去研究中同质化对照较多，而当前政策鼓励对标最优疗法，这促使创新企业在试验设计时就与全球最佳进行比较。一旦成功，不仅在中国领先，在全球也将具备竞争力。这也正是对复宏汉霖及其他公司的重要指引，推动越来越多中国本土企业勇于开展全球化研究。
主持人：展望未来5到10年，您理想中的中国胃癌诊疗的场景会是怎样的？
沈琳：过去的15年，我国胃癌发病率在下降，包括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肿瘤预防工作的推进，例如科普以及科研投入和药物治疗的进展等。早诊率也大幅提高，进而显著提升了治愈率。未来十年，药物的发展也将使得一部分的患者，即便到了中晚期，也能提升他们治愈率。我觉得这个目标是可能实现的，到时候基本上跟日韩是并驾齐驱。所以未来的10年胃癌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慢病，或者是一个完全可以治愈的疾病。相信那一天会很快到来。
李靖：正如沈教授所展望的，若能进一步提高肿瘤早诊率，胃癌将像乳腺癌一样，通过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并拥有更多治疗选择，患者的长期生存率将显著提升，推动胃癌真正转变为一种慢性疾病。
主持人：感谢沈琳教授和李靖先生的深度分享，让我们清楚看到中国在胃癌诊疗研发上的努力和突破——从临床需求出发，依托政策支撑，多方协作为胃癌患者提供更优治疗方案，尽早让胃癌患者获益。此外，相信在医学专家、医药企业及多方的推动下，中国创新药会持续助力健康事业的高速发展，为推动胃癌治疗模式变革贡献重要的力量。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访谈》，各位网友，我们下期再会！
（提示：本报道不代表网站观点，也不代表就医和用药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