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访谈》！今天的欧洲正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内部，在对华“伙伴还是对手”的定位上摇摆，在对美“依赖还是自主”的认知中拉扯，北约军费激增加剧了财政与社会压力，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则不断撕裂政治共识；外部，跨大西洋关系因贸易争端、战略优先级差异而裂痕加深。这一系列内外分歧将如何重塑欧洲的未来？就相关问题，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进行深度解析。以下文字由访谈实录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栏目专访。（杨佳 摄）
中国网：冯所长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很高兴今天可以邀请到您。
冯仲平：谢谢！
中国网：去年，距离英国正式脱欧第五年，英国和欧盟首次举行了双边峰会。双方表示，这代表着英国回到世界舞台，向世界发出“欧洲团结的信息”。那您认为，英国在脱欧之后，是否达成了当时脱欧的目标，以及此次会谈是否又代表着英国选择重回欧盟的怀抱？
冯仲平：现在在英国，几乎在战略界、学界、政界、舆论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英国脱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犯的最大的战略性错误。斯塔默本人是反对英国脱欧的，但他当首相以后说，我也不可能重新申请再加入欧盟，那个成本太高昂了。
我认为，斯塔默实际在建立一个“不加入欧盟的合作伙伴关系”，也就是名义上没有回到欧盟之中，但又和欧盟建立事实上的伙伴关系。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实际上英国和欧盟的合作程度非常高。所有人都看到，工党政府在2016年是反对英国脱欧的。英国脱欧当时其实是以微弱的多数在2016年通过了，刚才我们说到正式脱欧是2020年，所以脱欧确实已经五年了，这五年对英国来说各方面是重大打击、重大受挫的五年。
欧盟是世界三大经济体之一，因为有统一的市场。其实我们和欧盟算贸易额，很少说和哪一个国家是多少，都是说我们和欧盟整体的贸易额，为什么？因为欧盟统一市场之间是零关税。所以，和希腊算多少贸易额有没有意义？有，但更应该算我们和欧盟的贸易额是多少。二三十年过去了，和欧盟的贸易额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额之一。从2004到2019年，欧盟一直是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前几年发生疫情，中欧关系受到这么多干扰，我们之间的贸易额还能保持7000-8000亿美元，就知道欧洲市场对我们来说多重要，当然也可以说中国市场对欧洲多重要。
反过来讲，英国也看到这个问题。英国是一个贸易立国的国家，出口对拉动经济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英国犯了个极大的错误，离开了家门口的统一市场，贸易壁垒又回来了，对欧盟的出口大幅下降，这对英国的打击其实是最大的，英国人都知道。这就是斯塔默为什么2024年7月赢得大选以后，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加强和欧盟的关系，方方面面都加强。由于前几年俄乌冲突的影响，当然俄乌冲突现在还在持续当中，你知道这几年，英国和欧盟合作关系最大的是哪一块？防务。双方互有所求，英国希望变成和欧盟的特殊伙伴关系。英国认为离开欧盟是错误的，所以，现在实际上是要方方面面向欧盟看齐，和欧盟继续合作，从而提高自己的地位。
欧盟也需要英国，英国在欧洲是以军事实力、防务实力著称的。第一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法国一样，欧洲就这么两个国家；第二英国是军事大国，和法国一样。那欧盟最大的损失是什么？是失去了一个军事大国。由于前几年欧洲觉得俄乌冲突对他们构成的挑战很大，所以，前几年可能看到最引人瞩目的合作就是英国和欧盟在军事防务方面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看到，英国实际上和欧盟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关系。英国虽然离开了欧盟，但实际上有非常紧密的合作，也可以说英国又回到了欧盟的怀抱。
中国网：英国重新回到欧盟的怀抱，那欧盟之间是否真的“团结”？不久之前在达沃斯论坛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包括西方世界的反应，其实是分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派认为还可以和特朗普选择妥协然后来换取交易，另外一派认为中等国家应该联合。包括像您刚刚提到，英国和欧盟都增加了军事防务的开支，其实像美国也提出要在北约军事防务上让欧洲承担更多。那您怎么看待欧洲和美国未来关系的发展，在特朗普2.0时期是否会有所改变？
冯仲平：我先说欧洲人对美国的看法的分化。总体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怀疑美国了，对美国政府产生的质疑太多，越来越多的国家现在要“去风险”，“去掉”对美国过多依赖的风险。“去风险”这个词曾经前几年是讲中国的，现在这个词也用到美国自己身上了，因为欧洲认为在很多方面（安全、能源）对美国的依赖太多了。所以，再依赖美国不可靠了，欧洲要“去风险”。
确实，还有一些国家觉得这样是不是太危险？因为他们还是觉得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于俄罗斯，虽然现在意识到必须靠自己了，但这得有个过程，在这个安全真空的时期，自己靠不上自己，美国也靠不住的时候，还是觉得一定还要和美国维持好关系。最坏的打算，如果美国也彻底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合作又跟不上的话，那欧洲不就更惨了吗。这些人其实对美国政府还抱有幻想，还要和美国尽量地能妥协不要分裂。
我个人觉得，欧洲对美国是“斗而不破”，不会“破”，但是“斗也不要斗”的声音在下降，就是要对冲，要“去风险”，要外交多元化，要和中国合作，要加强自己的防务，这种声音现在占上风了。但欧洲这么多国家，如果用同一个声音说话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欧洲得看一个趋势，看一个主导的声音。不过其实在欧洲看主导的声音也很难，因为一个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这就是靠对这个地方的观察。
我个人的观察是，更多的国家其实和美国拉开了距离。那拉开距离以后怎么办？就是要搞自己的防务。但自己的防务怎么搞？我认为，欧洲人还没有完全想明白，用欧盟的方式来解决安全防务的问题？就像统一货币、统一市场之后，再统一军队？我认为，目前欧洲人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心理准备都没有，但是大家都认为必须要加强防务了。假如现在要用欧盟的方式，走欧盟的路径的话，英国就进不来了，英国不在欧盟里了。
所以，他们现在好像要搞一个“志愿者联盟”——志同道合的国家在一起合作。关于增加军费开支已经达成共识了，只有极个别的国家，比如西班牙认为不会把自己的军费增加到5%；其他的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家都已经答应了，表面上是回应特朗普的要求（特朗普要求这些国家必须承担起保护自己的责任），但实际上这些国家觉得增加军费是提高欧洲的国防工业，购买自己的武器，制造自己的武器装备，增加防务，最后还是解决了自己的安全问题。
今后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关系，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北约的问题。那北约是什么？欧盟是欧洲自己的一个组织，北约是有美国、加拿大、土耳其，还有外部国家的组织，里面的核心是美国。所以我认为，今后欧洲不会轻易地，除非特朗普自己说解散北约或者像英国脱欧一样的，说美国“脱北”，那就没办法了，欧洲人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但欧洲人自己绝不会说，宣布“脱北”，宣布解散北约。
最有可能是什么情况？美国不愿意承担责任，让欧洲承担责任的话，北约还在，这个壳还在那儿，里面的芯已经变了，这个北约会变成北约欧洲化，还是北约，但实际上美国的影响作用减少，美国在往后退。谁往前冲呢？欧洲。这样一来，欧洲国家的独立性、战略自主肯定会加强，因为这不是它的主动选择，而是没有选择的“无奈之举”。
中国网：之前您曾提到过，战后的欧洲其实大都是在危机倒逼之下发展起来的。那您看现在是不是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时机？
冯仲平：关于欧洲一体化，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刀刃向内”，因为一体化就是要把一部分主权自愿让渡出去，这多难过的事儿，谁愿意把自己传统的主权让渡。像统一货币，德国的货币是马克，法国是法郎，而货币是一个国家主权的核心，把它让出去了，这些国家已经没有自己的货币了，都是统一的货币。当然，统一了货币，得到了一个更大的主权，主权共享了，但实际上把一部分自己传统的主权让出去了。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不容易的，这需要危机推动它。所以，过去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研究欧洲的人说，欧洲一体化有个理论叫“危机推动论”，就是说欧洲一体化是靠危机推动的。
那多大的危机才能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人为了安全，为了扭转地位的下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5年欧洲人就说我们不能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有如此之大的危机，才能推动搞出一个“煤钢共同体”，才能走出欧洲一体化的第一步。欧洲统一货币，当时有个很大的动力是两德统一。当时的德国总理是科尔，而他为什么后来被称为“统一之父”“统一总理”？就是因为他在外界很大的压力之下，为了取信于欧洲国家，让他们认为统一后的德国不会是个威胁，反而是一个重要的建设性力量，宣布支持统一货币，放弃马克。所以统一货币、统一市场都是危机推动的结果。
那么现在能不能推动？这取决于危机够不够大。俄乌冲突对欧洲来说是不是危机？是，但是危机还不够大，因为欧洲人说我们可以指望美国，我们可以指望北约，拜登确实也这样做了，美国帮助欧洲“抗俄援乌”。但是当特朗普对欧洲的安全，整个政策、国际观、欧洲观发生变化以后，包括去年年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出来以后，其实欧洲人意识到了美国不是一个可以信得过、可以依靠的安全保护提供者了。他们认为，美国可能不会再像过去这样的承诺保护欧洲，担负这种承诺了。如果说俄罗斯的威胁还在，美国又不愿意保护它的时候，这个危机就足够大了。
中国网：就像您刚刚说的，可能美国会选择脱离北约。
冯仲平：对！如果美国要脱离北约，或者美国不脱离北约，但事实上已经不再帮助欧洲的时候，同时俄罗斯威胁还在，欧洲没人保护，那么这个威胁就足够之大，能让欧洲人觉醒，让欧洲人开始防务一体化。
中国网：那刚刚提到的都是欧洲所面临的外部压力，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欧洲内部的压力。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可以说影响了很多方面，比如在对华、对美，包括防务军费的政策影响。那您怎么看待欧洲内部的这些压力？
冯仲平：欧洲这几年是内忧外患，我曾经用过三句话来概括欧洲的这种困境：“经济失速”，“失速”就是经济增长失去了动力，低速、低迷；“政治失信”，选民不再信任、支持传统那些政党了，所以说失信，其实也可以改成“政治失稳”，欧洲的政治已经不稳定了，失去稳定了。前几年我一直讲“政治失信”，我最近想我的话是不是该改一下，改成“政治失稳”，也就是欧洲的政局动荡变成常态了，过去两年法国换了五任总理，能想象到吗？政治失稳也好，失信也好，原因就在于政治碎片化，就是你刚才问的，民粹主义势力冲击欧洲。我一会儿再来讲这个问题。第三个“失”是什么？是“安全失靠”，就是讲的和美国的关系。这三个“失”加起来就是欧洲现在最生动的一个描述了，可以看到欧洲现在的战略困境之大。
那么你刚才问的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异军突起确实对北欧的影响很大。欧洲过去几十年的一体化，一方面是危机推动，另外一方面是精英在主导。精英认为一体化对欧洲好，于是就这样往前走，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认为一体化可能不好了。这支力量就是民粹主义力量，“民粹”这个词就是和“精英”相对的，精英主义要搞一体化，民粹主义认为一体化搞过头了，经济全球化都搞过头了，一体化不能再往前走了。
所以，前几年在欧洲的这些民粹主义政党，包括法国的国民联盟、德国的选择党、英国的改革党（之前叫英国脱欧党），有个共同的口号就是“脱欧”。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是一支反对欧洲一体化的力量。这支力量最近的政策有些调整，比如法国的国民联盟，认为再继续说要法国脱欧的话，选民支持率会下降，但引人瞩目的是，德国的选择党还在继续坚持德国要脱欧，当然和英国不一样，英国脱欧是一步到位。像德国、法国这些国家要脱欧的话，第一步要脱欧元区。
中国网：这个困难比较大。
冯仲平：对！实际上绝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一体化几十年的红利、成果他们已经享受了。不过我认为倒退是很难的，但是之所以还在提这种“脱欧”口号，说明还有很多人对欧洲现在的现实、就业、生活各个方面不满意，这些民粹主义政党就是利用了这种不满。而恰恰是那些传统政党、中间政党，不论是中间左翼还是中间右翼，他们对目前的变化反应迟滞，对问题的解决束手无策。这样的话，就给了这些民粹主义政党很大的活动空间，他们提出了一些非常极端、简单的解决办法，实际上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应该说迎合了不少选民。
这些选民过去曾经是传统的保守党、工党或者我们叫左翼政党、右翼政党的基础选民，都被民粹主义政党尤其是极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给吸引走了。这支力量的影响力有多大？我们一定要好好观察，欧洲的内政外交一定会打上它深刻的烙印。过去80年欧洲一体化是主旋律，如果这个主旋律走不下去了，会对欧洲产生多大的影响？另外，外交政策也要好好地观察，因为它涉及到对其他国家的关系，涉及和中国的关系。
中国网：您刚才提到和中国的关系，现在欧洲对华的定位相较于2019年提出来的“三重定位”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和突破？
冯仲平：我认为，事实上欧洲人已经在调整这个“三重定位”了。这“三重定位”2019年定下来以后，其实给欧洲人带上了一个“枷锁”，严重限制了对中国的政策，对中国关系的正确看法。因为他们戴着“有色眼镜”看你，小心翼翼，总觉得和中国的合作有可能是一种风险。所以，我们说在中国看来双方合作是“机遇”，但欧洲满眼都是“竞争”和“风险”。
实际上欧洲人现在，从文件上看还没有出现变化，表示“三重定位”调了，但事实上已经突破了，但不能说得太满了。这个调整最重要的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就是要把合作放大，把另外两个部分挤压。唯有这样，中欧关系才能可持续地往前发展。像斯塔默说的，希望中英关系不要“忽冷忽热”，希望长期稳定往前发展。怎么长期稳定？就是要把合作作为主流、主导，如果还按“三重定位”继续，那中英关系会不断地受到干扰。
中国网：我们知道，您深耕欧洲领域的研究有三十多年了。那您认为，这些年欧洲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们往前看的话，像英国首相丘吉尔，欧洲曾经有很多优秀的国家领导人，现在我们好像没有看到欧洲有特别显著的领导人的存在。
冯仲平：欧洲不自信了，欧洲曾经是发达国家最集中的一个地区，其实在经济、科技、教育很多方面，到现在实际上还是处于前列，但欧洲的焦虑心觉得自己落后了，认为新兴经济体的追赶对它来说，竞争压力特别大。所以，欧洲现在一个是不自信，第二是充满了焦虑，政治家焦虑、普通人焦虑。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说自己已经不如父辈了，认为他们的孩子肯定还不如自己现在这样。就这种心理，对我当时冲击力很大。现在看起来，整体欧洲确实是充满了一种焦虑。
我认为，欧洲现在要更多地找到一个符合欧洲的、实事求是的，不能够生活在幻想之中的一条道路来。过去欧洲是有这样的一些政治家的，现在欧洲的政治家，缺乏领导力。（欧洲）缺乏一些高瞻远瞩的、有战略目光的政治家，这成了欧洲的稀有资源了。
中国网：好的，谢谢冯所长精彩的回答！
冯仲平：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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