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2月25日至26日，德国总理默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他去年5月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也是继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年初英国首相斯塔默之后，欧洲主要大国领导人又一次到访中国。那此次默茨访华都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欧洲对华政策是趋于务实调整，还是依然在“去风险”与“合作”之间徘徊？在跨大西洋关系面临重塑的当下，欧洲能否真正成为一支独立的战略力量？就相关问题，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进行解答。以下文字由访谈实录整理：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郑亮 摄）
中国网：金老师好，很高兴您做客我们节目！
金玲：谢谢邀请！
中国网：近日，德国总理默茨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并率领了约30家德国头部企业的高管随行。那此次访问期间双方都在哪些方面达成了共识？
金玲：此次默茨访华最引人瞩目的应该就是他随行的30多位高管代表团了。这其实说明了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其实正体现了中德长期以来在经济领域里相互依赖的现实。我们知道，这些头部企业，如果大家观察可以发现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它们其实都是长期深耕在中国市场的。第二，事实上也是对德国国内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对华政策所谓的“去风险”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去风险”政策并不可行，中德未来依然要继续致力于长期的互利共赢的合作。
关于中德双方此次达成的共识，我注意到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当前背景下，双方致力于在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继续推动中德双边关系的深入。那么这一点，我为什么说它很重要？近几年来，在德国甚至在更广泛的欧洲层面，都涉及对华的所谓“三重定位”：“伙伴”、“竞争者”、“制度型对手”，但此次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中德的“伙伴关系”定位，这一点对于未来中德这种可持续健康的双边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
与此相关，双方在什么样的原则和精神下发展这样的伙伴关系？在双方发表的联合新闻声明中提到了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继续开放对话、合作应对共同挑战是根本原则。事实上，这也与我们长期推动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政治层面，我们对于双方关系的定位形成了一种共识。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中德双方此次在双边的高层来往中达成的各个领域的协定，也向双方民众展现中德合作的潜力和未来的机遇，以及活力。
中国网：不久前，默茨连任了基民盟的领导人。那他个人对华政策和默克尔时期、朔尔茨时期相比，您预期会有哪些不同亦或者是延续吗？
金玲：我们首先谈默茨的政策。我们非常习惯于进行这样的比较，但事实上每一位领导人有不同的国际背景，不同的政治环境，都会形成一个自己的对外政策风格。具体来讲，我们其实不太可能期待中德关系回到默克尔时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已经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欧洲的安全形势，包括欧美关系，所以这些都会使得默茨去执行与默克尔不同的政策。
而舒尔茨政府有它的特殊性，我们可以把它看待是一个具有过渡性特征的政府时期，因为舒尔茨是在默克尔之后，那个时候整个德国其实有一种要“纠正默克尔主义”的气氛，并且把德国和俄罗斯能源依赖关系部分镜射到中德的经贸依赖关系上，这给舒尔茨推动中德合作制造了很多的障碍。再加上舒尔茨是红绿灯政府，我们知道他其实在推行政策的时候，内部往往面临着诸多的掣肘。我们知道，绿党对华政策一直是带有一定偏见的，所以，整体来讲舒尔茨政府没有太多的推动中德关系的动力。
到默茨政府，我觉得是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那么最关键的变量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今天共同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这个主要是由于特朗普政府在一系列政策上，包括大规模地退出多边主义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发动无差别的关税战，甚至用武力在委内瑞拉采取行动，包括威胁格陵兰，这些可以说是具有摧毁性效应。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报告用的就是“正遭摧毁”（Under destruction），在这种情况下，默茨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重新校准对外战略。而在这个对外战略中，中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这次默茨来特别强调和伙伴携手共同应对挑战，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维护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体系。在这种背景下，默茨政府的对华政策一定是具有默茨特色的，也是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的。
中国网：那我们再聚焦到默茨此次访华的行程安排上，既有文化方面的参观，比如参观了故宫，同时又有参观科技企业。那为什么默茨会选择既有文化方面的安排，然后又有科技领域的探索？以及他和之前法国、英国这些领导人，除了到访北京以外，还选择了不同的城市，这背后又有怎样的考量？
金玲：这既有默茨本人的个人领导特色，也有这三个国家不同的考量。例如斯塔默，他去的是上海。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地位。我们也知道，伦敦在金融领域重要的影响地位。那么这个行程安排是非常匹配的选择。像德国这一次选择去杭州。我们知道，德国是科技立国的，它的制造业的长期优先的优势地位都是以先进科技作为支撑的。而杭州，现在在中国也是很多科技头部企业的所在地，包括DeepSeek，包括他去的宇树科技，包括阿里巴巴。所以，这些都是默茨传递出一个信号。首先默茨其实对中国并不了解，那么对于中国科学技术的了解，也是有他的好奇心的，他希望用亲身的感受来看中国的发展，这是他选择杭州的原因。
默茨选择故宫，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可能是他引用了席勒的《孔夫子的箴言》里面的一段话（时间的步伐有三种：未来姗姗而来迟，现在像箭一般飞逝，过去永远静立不动）。那这事实上是有深刻意味的，它既是对中德关系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种，不能说是暗喻，但至少我觉得传递一个信息，因为引用了这段话表明，远在欧洲启蒙开始的时候，德国就对中国的文化是感兴趣的，那事实上这里面就有非常强烈的文化蕴含，虽然我们不同，但从历史上来看，我们的文化就有相互去学习，相互去借鉴，共同去交流的背景。而在当前这个背景下，文化隔阂是中德关系存在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总讲，我们思维方式不一样，我们文化不同，有的时候就会造成一种鸿沟，成为阻碍双方合作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东西。所以，了解中国的文化，促进民众之间的来往，促进文化的理解就很重要。
事实上今天在欧洲，尤其在德国，去夸大中国所谓的“技术威胁”等等杂音是很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两方面（科技和文化）在德国总理访华的日程中的重要性。这也是面对当前中德关系的一些挑战，双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的一种反映。文化方面，我们要强调文明的沟通、文明的交流，技术方面也是这样。我们面对竞争力、面对创新压力的时候，我们是采取“开放的合作”态度还是“小院高墙”的方式，这是两种路径。那显然德国总理，至少在访华的日程中体现的是一种开放的态度，尤其是带着企业高管去参观宇树科技。我想这是探讨双方未来怎么把传统和现代（结合），把创新融合进未来合作的方向。
中国网：那我们知道，中德其实是比较特殊的关系，那它与近期和中国进行过高层互动的法国、英国相比，在对华关系上又展现出了哪些德国特有的特色？
金玲：整体来讲，整个欧洲今天都在面临着调适，包括这三大国，对它们来讲，可能调适的重点不一样。面对一个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中国，欧洲心理上首先是不适应的，因为长期以来，欧洲人觉得更多的应该是中国向欧洲学习。但今天事实上，在很多方面，欧洲人需要重新去调整这个心态，因为中国有很多值得欧洲人学习的方面，尤其是在创新、竞争力、内部治理等等方面。所以，欧洲在这个调适过程中就会产生很矛盾的心情，这种矛盾的心情包括所谓的“三重定位”。即使英国已经退出欧盟了，但是它也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述了这种定位。它们怎么去平衡所谓的“挖掘中国市场机遇”，还要去应对所谓“过分依赖”的风险，这些都是它们共同面对的。
但是德国不太一样的是什么？过去大家一直说中德之间是有一种特殊的关系，那么这种特殊的关系是什么？其实就是经济体共生依赖的关系。德国其实长期对华保持着巨额顺差，那么它在中国市场上的这种存在，对于德国自身的增长和就业关系重大。德国相比较法国来讲，最典型的，它是更外向型的经济体。所以德国更致力于开放和自由的贸易体系。所以，这一次默茨访华也是非常清晰地传递出我们要致力于未来的开放合作。
以及今天德国在欧洲内部的地位依然是领头羊，尤其是相比较英国已经退出欧盟，法国目前马克龙政府也面临着明年就要大选，国内政治也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极端右翼政党，当然我们并没有任何标签化，但至少这种中间派在法国会面临很大的冲击。那默茨还是相对比较稳定，他还会去引领欧盟未来的方向。所以，这一次他传递的信号，对于未来中欧关系塑造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网：那刚刚您也提到了，其实欧洲现在整体都在不断地调适，也比较矛盾，可能会对华出现比较反复，在“去风险”和“合作”之间徘徊。那您认为，在面对这样不确定的欧洲，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预防的机制？
金玲：我觉得中国一直是以“不变应万变”，战略定力非常得强，即使面对这种大变局——欧洲对华政策不断地在反复，我们依然有几个坚定：第一，我们坚定地相信，中欧关系的相互依赖是互利共赢的，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相信经济关系韧性的底层逻辑会支撑中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
第二， 我们认为欧洲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力量，所以我们一直主张中欧“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定位。所以，我们的确定性其实是支持中欧关系稳定性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当然，我们对于欧洲的变化肯定也是有所准备的，肯定会坚定地维护我们自己的核心利益。因为只有在维护我们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中欧关系才能够健康发展。
中国网：我们回看的话，其实2022年底到2023年上半年，欧洲政坛也掀起了一股“访华潮”。那您认为，那次的“访华潮”和现在这次欧洲领导人集体访华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
金玲：最大的不同应该还是国际背景不同。这个国际背景的不同主要还是美国政府，欧美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在2022年和2023年，那个时候正处于疫情之后，中欧关系的再关联，因为毕竟疫情的阻隔，让中欧之间产生了很多的隔阂，所以双方都有意去恢复此前的高层互访和民众的交流。
但这一次访华更多的不同，我觉得是欧洲人战略再思考的一个结果。因为从英法德三大国领导人包括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其实都是西方国家在面对特朗普不确定性的政策之下，所展现出的一致的行动，或许中间有些许微妙的差别，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欧洲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不确定性面前，至少有一个战略共识——那就是中国是一个相对稳定和确定的力量。
第二，中国明确释放出对于多边主义的坚持。去年9月份中国发布的《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我们对于未来事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秩序，欧洲或许还有一些怀疑，可能对实施有不确定性的焦虑，但这种主张是中欧共同的战略共识。
第三，我觉得当前也是最紧迫的问题——整个西方国家其实都面临着民众生活成本上升的问题，而背后其实是经济复苏乏力。复苏乏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关税、地缘政治冲突是主要的原因，那么美国特朗普政府2026年以来的一系列政策都不会让欧洲人放心。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市场的稳定性对于欧洲的经济增长和复苏，帮助其走出当前的困境很有吸引力。因为如果去看民意调查的数据，生活成本问题是所有欧洲国家民众最核心的关切。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这一次应该是欧洲战略再思考的结果。面对美国的不确定性，这是欧洲纷纷“向东看”的根本动因。
中国网：像您刚刚所说的，特朗普2.0再上台，其实是敦促了欧洲战略再思考的动力和原因。那我们也知道，每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其实是观察跨大西洋关系的一个“风向标”，那就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慕安会上，我们关注到，默茨还有斯塔默其实在演讲中都提到了，欧洲要加强战略防务。那您怎么看待当下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影响？以及欧洲想要实现战略自主的决心有多大？
金玲：特朗普二任可以说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让欧洲人实现了“战略觉醒”。战略自主讲了这么多年，欧洲也付出了一些行动，但是也表现出其局限性。今天这个“局限性”没有根本改变，但是欧洲会更加坚定地走向战略自主。短期内由于安全问题的考量，不会因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欧洲人就会改变对俄罗斯的看法，他们一直会认为，俄罗斯是生存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在安全上一定还会继续依靠美国。那这是我们判断跨大西洋关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但是跨大西洋关系，它经历过两任特朗普政府之后，包括中间的拜登政府，事实上可以看到虽然特朗普个人有影响，但是根本上是受到结构性力量变化的结果。美国今天的非常极端的、右翼的、民粹的政策主张其实是因为自己的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这些政策主张不是一个个人现象，而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从这一点上来看，未来在欧美关系中，欧洲人需要更多地承担自身的防务责任，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在经贸上双方的竞争和冲突，尤其在数字领域会更加严峻，因为大家都纷纷采取的是一种本国优先的政策。
过去我们一致认为，所谓的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西方身份是欧美关系的黏合剂。但是去年万斯在慕安会的演讲直接打破了这个神话，虽然今年大家可能注意到鲁比奥的演讲语气完全不一样，甚至很动情地说“美国是欧洲之子”，但是鲁比奥对欧洲的要求和万斯没有变化。这一点，从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台，欧洲人已经非常地清楚，欧美所谓的共同文化、共同身份已不复存在，尤其是在当前整个民粹主义上升的趋势下，为欧美关系带来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挑战。缺了这样一个黏合剂，欧美未来的疏离还会加速。
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欧洲人就必须要强化自身的战略自主。首先是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回头看2025年的欧美关系，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欧美达成“特恩贝里协议”（Turnberry Agreement）时，在欧洲引起的轩然大波。大家普遍开始反思，欧洲作为规范性力量、民事力量，在没有军事力量支持的情况下能不能发挥作用，而这份协定被认为是欧洲百年屈辱的开始。所以这一切都会推动欧洲继续加强防务建设，当然我们姑且不论这样一种转变对于世界来讲意味着什么，但至少它能增强（欧洲）对美国的独立性。所以过去一年，欧洲出台了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在这个框架下，现在比较迅速地在推行的是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计划，这些都是促进欧洲防务产业一体化的具体举措。也就是说欧洲人事实上对北约框架下第5条，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是没有那么有信心的。
从长远来看，这一定会推动欧美关系朝着比较平衡的方向发展，因为当安全上对美国不再是百分百依赖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欧洲可以去动用自己的民事工具了，目前是很难的。当然，并不是说会一帆风顺，因为欧洲长期亏空太多。像英国的战略研究所的统计数据就显示，如果不考虑技术迭代、劳动力成本，那未来还需要四分之一个世纪，欧洲才能填补美国真的完全撤出欧洲所留下的空白。当然，美国要求欧洲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并不意味着美国会轻易地撤出欧洲，因为这也是它霸权的依托所在，美国要的是一个责任的再分担，或者说是要把责任转移出去。
我们目前看到的就是，在地缘政治冲突的背景下，欧洲的地缘政治转向正在以“战略自主”之名展开，这个方向是确定的，当然道路的确非常困难。因为欧洲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一个主权国家联合体，内部有不同的声音。
中国网：在今年1月达沃斯论坛上，卡尼提出了“中等强国应该联合在一起”。那我们看到在慕安会上，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这个观点了。那您认为，这个理念变成行动的可行性有多大？
金玲：我们很难说具体有多大的可能性，但这是一个态势，这里面有几个比较积极的推动因素，像一些中等国家今天似乎有了一个共识——面对中美博弈不愿意选边站队，所以它们会采取一种抱团取暖的方式。但无论是“中等国家”这个概念，还是“全球南方”这个概念，其实都是非常具有多样性的，这些国家拧成一股绳还是比较困难的。今天对欧洲来讲有利的现象是，此前欧洲人把自己拴在美国的战车上，那么一定上其实是和其它一些国家集团，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有很大疏离的。而今天，当欧洲人开始热烈地批评美国的时候，事实上增加了欧洲与这些国家的亲近感，这使得彼此的合作空间在增加。
但我认为，今天世界发展的方式既不应该是所谓“中美博弈”这样的话语，也不应该是“中等国家抱团”，而应是我们应该坚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一个什么样的全球共同体的未来。
中国网：好的，谢谢金老师精彩的回答！
金玲：好，谢谢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