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在百年变局与“十五五”开局的历史交汇点，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正在经历深刻重构。当“投资于物”的传统动能边际递减，当改革发展的成果要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投资于人”成为破解“供强需弱”困局、使中国经济发展更具民生温度的关键一招。展望“十五五”时期，“投资于人”将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又将如何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我们对于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可以抱有怎样的期待？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影教授进行分析。以下文字由访谈实录整理：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影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栏目专访。（摄影：郑亮）
·内需之困：破解“供强需弱”困局的关键是增收
中国网：我们观察最近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发现），在中国经济的版图当中，内需被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回顾过去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其中内需不足、“供强需弱”的问题被屡次提出。而且扩大内需也一直是我们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的任务。那么内需为什么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升呢？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张影：这个问题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回答。首先，我们说“供强需弱”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角度是“供”特别强。就是我们在讲需求相对比较弱其实是相对于供给来说的。相对于某些特别发达国家而言，我们的确是有需求上的问题，但是整体上来说，我们的需求是不弱的，中国仍然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不管是对于其他国家的商品，还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商品来说，都是如此。
但是这不代表我们的内需没有增长空间，不代表我们的内需不能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讨论都是围绕着怎么样去提振我们的老百姓的需求，怎么样能够让中国的市场从大到更大，成为一个让全世界所有企业都愿意并且都能够在这个市场当去成长的这么一个目标。这其实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过去这些年，可以说无论是经济发展本身带动的需求增长，还是国家政策导向来提振内需，其实我们都是看到了很多变化的。但是有一点，我还是想回到供给这件事情上来。中国今天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制造业大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从外贸起家，在外贸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老百姓勤劳，愿意工作很长时间，也善于钻研，投入了很多精力进行技术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我们独特的竞争力。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本仍然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优势。成本这两个字，翻译过来，其实就是收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基础的竞争优势仍然来自于劳动者相对比较低的收入。这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给了我们无穷大的优势，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当之无愧的制造业的中心。但是代价也是明显的，就是老百姓在整个过程当中，劳动收入相对比较低。如果我们讲内需，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而且，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经济在整个分配的过程当中，在某些阶段，我们是倾向于资本收入的。资本收入包含我们的土地收入、生产资料的收入等等。这在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阶段当中，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仍然处在一个高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需要大量的投入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那在此基础之上，资本收入占比相对较高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就造成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当中，劳动收入占比相对比较低。
所以回到您刚刚的问题，为什么扩大内需在某种意义上还没有见到我们希望的效果？其实核心是收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政策不仅是要让我们老百姓手里有的钱花出来，很多政策也是在让劳动者收入提升，让他们有更高的收入，这其实是我们提振消费的基础。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分配导向这些年正在逐渐在发生变化，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所必须要做的调整。很高兴的是，国家现在的确是在朝着这个方向积极地做出调整。
·“改变消费习惯是漫长过程，不能指望促消费政策立竿见影”
中国网：我们先来看看消费，因为我们知道消费是内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内需的核心的驱动力。那么您认为，当前我国的居民消费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您如何评价？
张影：很多学者喜欢做比较，说我们的消费占 GDP 的占比（和其他国家相比）大概是什么样，（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比较其实本身是有一定问题的。因为在消费过程当中，我们既包含实物消费，也包含服务消费，服务消费的金额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反映出服务提供者的收入水平。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服务提供者的收入水平或者工资水平相对比较低的话，那我们可能尽管享受到了很多的服务，但它反映在 GDP （的占比）上并不高。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我们把每一单外卖的成本上升5块钱、10块钱甚至20块钱，那么外卖从业者的收入会上升，那么每个人的支出也会上升，同样它在 GDP 当中的占比也有可能会上升。这就是说，我们简单地做对比是不太客观的。
如果横向做水平的比较，你会发现从实物消费上，甚至是很多的服务消费上，中国的（消费）水平并不低。只是它在我们的计算当中显得相对比较低。
但是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简单来说就是我挣来的钱花不花的问题。和很多的发达消费市场比起来，中国有一个相对特殊的地方，其实是老百姓不愿意消费。很多人会把它归结为我们的保障不足、房子太贵等等。我其实想说，这些都对，有它的原因。但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消费它本身有个意愿的问题，哪怕是我们相对收入比较高的人群，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仍然偏低，这是一个理念和习惯问题。我们去看，比如说中国的金融消费贷的发展就相对没有那么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从中国历史上的发展过程上来看，（中国人）就相对比较谨慎，这对中国的高储蓄率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所以，我一再强调的是消费市场的发展，一方面供给非常重要，另一方面预期也非常重要。在此基础之上，大家的消费习惯也非常重要——我们愿不愿意去花未来的钱来解决当下的消费需求。我们要知道，对于任何人来说，他的消费和收入都是不匹配的。就是你的消费欲望最强的时候，通常不是你收入最高的时候，而你收入最高的时候往往不是你消费（欲望）最强的时候。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一个平滑，就是用预期的收入来满足当下的消费需求。这不是说让大家无节制地去借贷，但是这样一个平滑能让人整体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上升。
中国网：我们注意到去年3月份出台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其中很多举措都非常有力有效，深得民心。现在这一行动方案实施差不多一年了，您怎么看当前消费的（改善）情况？在提振消费方面您还有哪些好的建议？
张影：我是研究消费的，我们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家特别希望消费的变化是立竿见影的，我们特别希望一个政策一旦出台，大家就突然开始踊跃消费了。实际上这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人是有惯性的，打个比方，不是说我现在通过发放一个餐厅的消费券，所以大家都去餐厅里面吃了一顿饭，就能提振消费了。除非你能够通过这件事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去餐厅消费的习惯，否则这样的拉动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任何用处。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提振消费的政策，都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它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大家的消费习惯。
所以，我们在谈消费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所有消费的促进和拉动都不是一次性的，任何一次性的消费促进和拉动，都只解决短期问题，不解决长期问题，长期问题是消费认知和消费习惯的改变。而这需要我们在把过去这么多年消费的堵点、痛点、难点一一解决掉。所以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一系列的政策在逐步出台，这对于消费（习惯）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给我们的政策一点时间，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提振消费跟感冒发烧打一针马上就好不太一样，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再给它一点点时间，我们才能够见到真实的效果。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影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栏目专访。（摄影：郑亮）
·“投资于人是做具体的事，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
中国网：其实我也注意到您之前提到过的一个论断，我非常赞同，您说人的发展才是消费的核心驱动力。那么其实无论是从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指引未来五年发展的“十五五”规划当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满满的人情味，特别是“投资于人”，成为了一大亮点。那么从过去的以“投资于物”为主转变为现在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您认为这体现了怎样的政策逻辑？我们能从中解读出什么样信号？它又会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张影：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国家的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最开始的政策，一直都在强调的一点就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人，这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大家在讲经济发展时非常喜欢讲数字，喜欢讲指标，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数字也好，指标也好，成绩也好，都是抽象的，但人是具体的。
我们看到，最终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具体的老百姓在具体的场景中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所有政策从一开始就都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看见早期的“投资于物”，或者说我们一直（以来）这么多年对于基建的投入，其实也是为了让老百姓有更好的生活的物质基础。
但是再往后，能不能基于这些物质基础，让大家过得更加幸福、更加快乐、更加健康？这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近政策的重要转向——去关注具体的人，这是消费重要的核心。我们在消费研究当中，都是把人当作个体（去研究）的。“投资于人”讲的就是，我们找到合适的场景，去做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我们现在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我们的政策很明显在管理上更加细致。能不能让我们的老百姓每天早上起来都有一杯牛奶、两个鸡蛋，让我们的孩子在学校的午餐里多一个菜，让我们的骑手在送餐的过程当中更多一份安全和更多的休息时间等等，这就是“投资于人”。
我特别不希望看到把“投资于人”做得特别抽象。“投资于人”其实是非常具体的一件一件的小事。很明显我们现在的政策导向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去关注这些具体的事情，这是真正的“投资于人”。
中国网：您刚才解释了“投资于人”的概念，其实我理解，“投资于人”，顾名思义就是将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到人的发展和保障当中。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就提到了“投资于人”这一概念，一年下来，您观察到各地在落实“投资于人”主要倾向于哪些方向？
张影：其实有比较多的事情都在做。一方面“投资于人”就是我们去关注不同的群体最关心的事情，并且去解决这些具体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给更多的群体提供教育的机会，甚至是免费教育的机会。国家整体上来说对于教育的投入也是一直在加大，其实这就是（支持）人的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然后比如说健康，我们是不是能够通过不同的政策，让更多的老百姓以更低的价格吃到更好的食品，这实际上也是“投资于人”。老百姓能够有更好的物质文化生活，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思想的成长，这也是“投资于人”。这都是非常具体的事情。
但是，“投资于人”要看到不同群体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要的是职业的成长，有的人要的是医疗保障，有的人要的是思想上的满足，有的人要的是心理健康，这实际上都是“投资于人”不同的方向，那我们回到不同群体的具体需求上来，一件一件地去解决老百姓所面临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真正的“投资于人”。
中国网：“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不同，“投资于人”或者说是民生性的投资，它的周期更长，回报更慢。那么一些地方为了实现发展目标可能会对“投资于人”或者民生方面的投资有所忽视。那么展望未来五年，地方在落实“投资于人”方面，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张影：我理解指挥棒在哪，人的行为就会朝哪个方向走。我非常理解你讲的“投资于人”的投入（周期）更长，见效更慢，尤其是当我们去解决一些不是在物理层面上能够看到的问题时，很难讲我做了什么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提政绩观特别重要，做事的目标其实是让老百姓能够满意。
中国网：除了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您认为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有没有调整的空间或者必要呢？比如说以 GDP为锚的这个考核指标。
张影：其实以 GDP为锚的考核指标在过去几年当中（已经）变化很大了。我们现在已经极少单独以 GDP 来考核一个官员了，尤其是我们在强调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考核，其实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考量（体系），已经不再是单纯以 GDP为基础的考核了。
这里我还想提一点，虽然考核非常重要，但是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考核，而是为具体的人解决具体的问题。
·呼吁龙头企业主动为员工增收：“如果你的员工都没有能力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你的生意也不能长久”
中国网：好，最后我们再回到您刚才提到的收入上来。您是研究消费的专家，我们知道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可支配收入。我们观察“十五五”规划建议当中，其实对于收入也做了多方面的部署，比如说提到了要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还提到了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的比重，特别是还提到了要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那么我们对于这些关于收入方面的部署能抱有怎样的期待？
张影：这里我其实想给大家讲一个美国历史上的例子。大概一百多年以前，亨利·福特通过流水线生产把T型车的成本降了下来，让汽车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是，福特在这期间还干了另外一件事情——5美元一天。当时汽车工人的平均收入大概不到3美金每天，但是福特以及一众企业家都认识到，如果汽车工人仍然以3美金一天的工资在工作，即使成本降下来也是不可能买得起T型车的。所以，当时他就把工人的收入单方面提高到了5美金一天。然后很多的大型企业，包括通用等，也跟着把工人收入提高到了5美金。在这个基础上，造就了一大批收入上能够承受他们生产出来的汽车的产业工人，这部分工人们就变成了第一波买汽车的人。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就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我们需要龙头企业来做这件事情，需要他们认识到，如果你的工人没有消费能力来承担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你的生意是不可能长久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期待的是，一方面国家政策要偏向通过劳动获取收入的这群劳动者们有更高的收入。这是我们国家应该做的事情，也是正在做的事情。但同时我也希望大声呼吁我们的龙头企业能够主动给劳动者增收，让他们能够真正成为产品的消费者，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我们的龙头企业做了这件事，社会才能够整体进入到一个增收的阶段。当然成本会上升，但是只要收入上升速度大于成本上升速度，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市场循环。
中国网：好的，最后非常感谢张院长今天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讲解，也让我们对于“十五五”期间“投资于人”的更多利好举措有了更多的期待。谢谢张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