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网《中国访谈》2026年全国两会系列访谈。“投资于人”先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也被纳入“十五五”规划建议，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要部署。“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发展理念持续深化，成为新发展阶段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导向。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投资于人”应该投资于人的哪些方面？财政应该如何从事后兜底转向事前预防性的“投资于人”？下一步“投资于人”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本期节目特别采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刘尚希 摄影/董宁
中国网：刘委员您好，欢迎您做客中国网《中国访谈》节目。
刘尚希：中国网的网友，大家好！
中国网：在当前背景下，您是如何理解“投资于人”的内涵？您认为投资的是人的哪些方面？
刘尚希：“投资于人”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去年“两会”就已经提出了“投资于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强调这一理念。从宏观层面来讲，我国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实际上体现的是人本逻辑。人本逻辑意味着发展的最终落脚点都要落在人身上，落在人的发展上。
人的发展是什么？放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来看，我们既需要物质的现代化，即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更好的基础设施、更丰富的产品、更高端的技术，这些都是物质的现代化。其实，物质的现代化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也是一种手段和途径，最终目标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最终目的。
人的现代化指的是什么？如果这一点不明确，讲人的发展就容易变成一个空泛的概念。其实人的现代化包括“三性”：一是指人的主体性，二是指人的创造性，三是指人的文明性。“三性”的提升就意味着人的发展。
但是，当前有时仍然从物的角度去理解人的发展。例如，讲到共同富裕时，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关注财富收入分配的差距如何缩小。这个差距指的是财富的差距，是物的差距。实际上，这个差距的背后是什么？是人的差距，是人的能力的差距。有一句名言出自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人的贫穷是能力的贫穷。”穷人或者说低收入者，毫无疑问是低技能的劳动者，因此只能获得低收入。因为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核心，缺乏更高的劳动技能，就难以找到更高收入的岗位。这就是人的能力差距。
人以群分，人实际上分为不同的群体。一个群体收入较低，其背后往往是该群体普遍劳动技能较低。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是他们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例如，农民群体普遍表现为低技能、低收入，这是体制机制造成的。这些问题恰恰妨碍了人的“三性”的凸显。
其实，人的现代化就是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平等的发展。但要实现自由、全面、平等的发展，我们实际上还面临许多体制机制的障碍。
人的现代化就是要把被物所支配，转变为由人支配物，这样人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往往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被物所支配的状态，依附于财富、依附于金钱。许多社会矛盾也因此引发。在人类社会的现阶段，这种物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实际上难以完全避免。我们所说的分配，就是物质利益的分配。物质利益的分配，正是因为人对物质利益的依附关系所衍生出来的。如果人的主体性越强，这种社会矛盾就会减弱。
因此，“投资于人”就是要让人的主体性更加彰显。人的主体性，不仅仅是从哲学角度去理解人与物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投资于人”就是要让人更有尊严、更有独立性、更有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独立性、人的尊严，都反映出人的解放程度。我们要解放人，这种解放程度就体现在自主性上。自主性越强，主体性就越强，意味着逐渐从被依附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当然，在这个阶段完全摆脱依附是不可能的。但观念上必须明确，不能以物为目标，最终要以人为目标。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的自身发展，即人的现代化。
首先，要在这一点上彰显人的主体性、人的自主性。例如，选择的自主性、工作的自主性、学习的自主性，这样才能提高人的能力。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它是不同含义的。一个给你一个结果，给你一条鱼，吃完这条鱼就没了。再一个就是教会你怎么去打鱼，赋予你一种能力。有了这种能力，你天天有鱼吃，但是这种能力你都要靠自主的去学习去提升，而不是教你一下，你的能力提升一把，没人教你了，你的能力就原地踏步了，这就是自主学习的这种能力和自主选择的这种能力。这实际上就是人的主体性。因此，这次我们讲“投资于人”，要朝这个方向思考，而不仅仅是把现有的资金投入到人身上就了事。
第二，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人的创造性。创造性越强，意味着人离动物就越远。如果人没有创造性，那离动物很很近。所以，实际上，也就是表明人的现代性、现代化的程度。所以“投资于人”就是不断的提升人的这种创造性。如果所有人的创造性都提高了，那么创新驱动发展就有了蓬勃的动力。如果全民的创造性都在提升，国家创新驱动的动力就会越来越足。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所有人都能搞发明创造、都能创办企业，这是不可能的。具备创造能力的人，整体来看仍是少数。但至少要使全民的素质水涨船高。不能是有些人创造力很强，有些人却目不识丁，这种能力差距就太大了。这就需要通过教育来提升，至少要让大学生越来越多。如果全民都能成为大学生，那么大家的创新创造能力必将大大提高，整个社会资本也会更加雄厚，全社会的创造力就会更强。
如果全社会的文化素质大大提升了，有创新能力的人也多了，那你创造出一些原始创新、颠覆性的创新，就更容易涌现出来。
所以，“投资于人”一定要投瞄准这个，瞄准（在）人的创造性上。
目前，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占比最大，已达4万多亿元。如此庞大的支出，就要在提升人的能力、培养人的创造性方面发挥作用。如果教育领域的资金在这些方面效果不明显，那显然在“投资于人”方面做得不够。即使很多大学盖了校舍、建了楼房，有大楼却没有大师，说明这样的投资并没有真正实现“投资于人”，可能还是“投资于物”。学校从物质层面看很现代，但如果缺乏真正的大师，教学质量偏低，培养出的学生中没有发明家、企业家，那就说明没有真正做到“投资于人”。这时，人就成了衡量投资的尺度。
同时，所有的发展、所有的投入，包括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最终的衡量尺度实际上也是人。正如希腊哲学家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一定要用人来衡量。
因此，在整个社会生活当中，从经济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各个层面来看，其实人的主体性还没有完全彰显出来。这说明我们现代化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现在我们讲“投资于人”，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紧密关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投资于人”首先是一种理念。必须有这种理念，而不是表象化地认为资金用于教育、投资、保障性住房、养老就是“投资于人”，用于机器设备、基础设施项目就是“投资于物”。这种板块式的、机械的划分，是简单化的，也是不准确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刘尚希 摄影/董宁
中国网：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需要高素质人才支撑。那您认为财政政策应如何引导职业教育、技能培训、青年就业等关键领域把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那是否有资源资金配置的优先级呢？
刘尚希：刘尚希：与人脱节的投资都是无效投资，就不是“投资于人”。即使搞基础设施建设，即使投资对象是物，但只要与人的需求相吻合、能促进人的发展、促进人的流动、为人的发展提供更多机会，那么这种“投资于物”实际上也促进了人的发展。这样的“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是吻合的。这就是间接的“投资于人”。平时所说的教育、健康等是直接的“投资于人”，公共服务一般也指直接的“投资于人”，而基础设施等则可能是间接的“投资于人”。因此，“人是万物的尺度”，一切都要以人为标尺来衡量。
这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支出必须摆脱以物为导向的思维。例如，我们的绩效评估要把人置于核心位置，这样的评估才是准确的。否则，与人脱节的评估，即使评出来绩效不错，实际上也是虚假的、没有意义的。因为人是一切投资的最终目的。
从财政角度来说，综合的各项支出要评价其绩效，就要以人为尺度，看它是否能促进人的发展、满足人的需要。当然，不同群体的需要是不同的。有些支出满足当前需要，有些满足未来需要。例如社会保障，能让人的未来更有保障，为老百姓遮风挡雨。这样的支出对老百姓来说，增加了确定性，获得感就更强。对人来说，最恐惧的就是不确定性。确定性增强了，获得感就提升了。这些支出实际上也是从人的角度来衡量。这些都是人的现代化的最基础性工作。保障人的生存，暂且不论人的主体性的彰显和创造性的提升，只要有利于人的生存、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样的支出都是值得的。
中国网：国家倡导的扩内需促消费，其实是与“投资于人”高度关联的，那财政政策该如何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民生预期，降低家庭支出负担等来形成一个消费与人力资本提升的一个良性循环？那么该如何平衡这里边的一些风险共担的关系？
刘尚希：这方面的建议，实际上涉及风险分担的问题。例如养老金，个人缴纳一部分，企业缴纳一部分，政府也要投入一部分。个人缴费比例的高低，实际上反映了个人分担风险的程度。养老责任在个人、企业和国家之间如何分配，这个比例关系决定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态。
世界上没有绝对最优的制度，只有最适配的制度。我们过去讲的最优制度是静态概念，在当时是最优的，但条件变化后可能就不再最优。因此，制度没有最优，只有最适配。
一个国家越发展，对财政的需求就会越大。因为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的公共性需求会增强。经济社会内部衍生出的各种风险，需要国家去对冲、防范和化解。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规模占GDP的比例，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都是逐渐上升的。这就是所谓的“瓦格纳定律”。它是从现象层面统计得出的规律，即国家财政规模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张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上升。因此，发达国家财政支出的规模、收入的规模，整体上都比我国要大。
中国网：您主张的财政研究是治未病，在事前从风险的角度提出预警。那么在应对当前的一些风险时，财政应该如何从事后兜底，转向事前预防性的“投资于人”？对此你有哪些建议？
刘尚希：实际上，“投资于人”本身就是一种事前性的安排。人的能力提升了，经济社会就有韧性了。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如果国民都是高素质的，那还惧怕什么样的风险？大家都有契约精神、公共理性，社会矛盾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很多问题都好化解。世界上只有“投资于人”，才能真正防范化解风险，这是最有效的一招。
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来看，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把现代化的落脚点放到人身上，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那么，无论将来遇到什么惊涛骇浪，都能防范化解风险。中国的发展就会充满韧性，就能从容应对各种挑战。如果人的发展没跟上，而仅仅在物的方面发展很快，拥有大量财富，但缺乏守住财富的能力，那么创造出的财富也可能守不住。从这个意义上讲，“投资于人”实际上是防范化解风险，尤其是长期风险、防止出现颠覆性风险的最有效方式。
中国网：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您认为下一阶段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于人”最关键的改革突破点是什么？
刘尚希：“投资于人”，首先要改变观念。如果观念不变，仍然坚持以物为尺度的旧观念，动辄项目导向，而不是以人为导向，就会产生很多盲区。这些支出的安排，包括投资，就会与人的需要脱节。一旦与人脱节，这些投资就变成了无效投资。这一点，首先是观念要转变。
其次，评价方法要转变。评价方法要始终围绕人来进行。从抽象层面讲，要从人的“三性”——主体性、创造性、文明性来评价。所有的支出，是否有助于人的主体性的彰显、创造性的提高、文明性的提升？如果有助于“三性”的拓展，就说明资金花得值当。这是大的指标，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化。总之，不能脱离人，不能把人遗忘，只放在物理层面去衡量。社会效益离不开人，其实经济效益最终也是为了人，不是为了物，物只是中介。因此，在评价方法上也要进行调整。
真正促使观念转变，要靠体制机制变革。如果体制机制不变，大家在既有体制环境下，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按老观念、老习惯做事，观念就转变不了。因此，“投资于人”是一种理念，但要把这种理念融入体制机制，融入所有政策。出台的所有政策，都要考虑是否真正体现了“投资于人”，是否促进了人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的现代化，是否有利于人的主体性、创造性、文明性的提升。要经常这样复盘、这样思考，才能在政策中防止偏离人的发展。这样，“投资于人”才能真正落地。所以，它既是抽象的理念，也要变成具体的机制和方法。如果大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都知道“投资于人”最终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平等的发展，一切都要围绕人来评价和评估，那么观念就真正转变了。
因此，“投资于人”既是一个理念，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关键是要渗透、贯穿到所有政策中去，而不是今天强调“投资于人”就想起来，明天又忘了。那样的话，就无法真正贯彻到底。中国式现代化，最终是人的现代化，是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其他都是手段和路径。
中国网：好的，感谢刘委员接受我们的采访。
（本期人员：主编：郑海滨；编导：佟静；采访：裴希婷；摄像：孙磊；后期：王一辰；摄影：董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