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讯（汪雅雯）“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在新的约束条件下进行结构调整的重要阶段。中国需要在洞察需求的基础上，通过技术驱动，以劳动生产率增长为核心，实现新的高质量增长。”在2026年北大光华两会后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以“未来十年的中国增长：需求探索与劳动生产率”为题展开分析，并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概念——“消费探索”。
怎么看待2026年经济增长目标？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是海内外关注的焦点。今年两会上宣布的经济增长目标为4.5%—5%。有观点认为，这是几十年来官方宣布的最低增长目标之一。在陈玉宇看来，随着房地产部门的深度调整，当前这一轮短期经济周期正在逐步触底，但未来经济如何展开仍存在不确定性。例如，价格水平的变化显示，整体经济仍处在较为明显的国内需求不足状态。因此，增长目标不宜设定得过于雄心勃勃。
目标的实现并非易事，想要实现GDP的增长背后隐藏着一个关键指标——劳动生产率（单位时间内每个劳动力所创造的增加值）。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表示为：GDP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劳动力数量增长率。“今年的增长目标意味着劳动生产率需要提高6%—6.5%。无论从国际比较，还是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纵向比较来看，这都是一个相当高的目标。”陈玉宇说，考虑到过去两三年劳动生产率已经连续增长，实现这一目标仍然需要付出持续努力。他指出目前约束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劳动力人口正在快速减少，中国1年大约减少1000万的劳动力，换算到10年后，那时的劳动力总数跟今天相比将会减少约1亿多（约为孟加拉国的人口总数）；
第二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迅速上升；
第三是债务化解任务长期而艰巨，经过房地产这一轮深度调整，使得地方政府和地方国企，甚至未来包括一些中央国企都会面临巨大的债务调整、化解、健康化的过程；
第四是全球贸易与投资环境不稳定，目前由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导致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这不仅仅对中国来说是考验，对于世界的发展也是巨大的挑战。
如何以劳动生产率破局四大约束？
“2026年的经济政策不仅需要着眼于短期周期问题，更应以此为契机，在新的约束条件下迈出高质量增长的重要一步。”陈玉宇表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应对中国当前四大约束条件的核心答案。
他提到，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第一个重要来源，是市场引导下劳动力在不同部门、地区和任务之间的重新配置。像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是为了方便跨部门配置。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大规模劳动力转移，这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来源。大量农民工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部门。
未来，这种跨部门配置仍然重要，但将更加复杂，甚至不再是单向流动。例如，一些具有农业专长的劳动力可能重新参与现代农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跨地区和跨任务的配置。新业态和AI技术将不断创造新的任务类型，这种跨任务调整将成为未来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来源。因此，建设更加灵活的劳动市场制度安排，是当前的重要政策任务。
陈玉宇指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第二个来源是资本深化（相对于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增长更快一些，意味着工人人均资本量的提高），尤其是技术赋能。在未来几年，AI技术更可能表现为人与技术的协同，而不是简单的技术替代劳动。这一点其实可以从古典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原理（决策者选择不同方案的机会成本高低）推导出来：技术进步往往重新划分人类与机器之间的任务边界，而不是完全替代人类劳动。即每个主体应专注于自己相对效率最高的领域，也就是说人和机器各自做自己相对擅长的事情。
然而，无论是劳动力的重新配置，还是技术的深度赋能，都需要一个关键的“催化剂”——即足够的需求空间和良性的市场环境。没有需求的牵引，供给侧的潜能难以充分释放。
扩大内需与技术创新如何协同发力？
国内常有一种感受：宏观经济增长总体表现尚可，但微观主体的体感并不明显。这部分原因正来自外部需求驱动型增长的结构。一组数据揭示了这种“体感温差”的深层原因：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在2025年达到32.7%，2024年为30.3%。对于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这样的比例是较为罕见的。陈玉宇提到值得警惕的是，外部需求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并且未来这种不确定在加大。例如在2023年，由于外部环境剧烈变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11.4%，反而形成拖累。
“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转向以劳动生产率提升为核心，通过需求扩展、劳动市场制度改革以及技术创新，实现新的增长路径。”陈玉宇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绝不能依靠延长劳动时间、让劳动者过度疲劳来实现，真正的动力是来自不断涌现的新消费需求、新消费组合和新服务形态，这些需求为生产者和技术研发提供了明确方向。
他表示，关于需求在经济发展和增长中的作用，长久以来在观念认知上存在两个常见误解：第一，消费活动不是生产性的，因此在经济政策中不那么重要；第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短期。事实上，在中国，消费已经成为一个长期结构性问题。消费占GDP比重偏低，这一点已经被广泛认识，并且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所体现，例如通过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来扩大消费。
陈玉宇强调，消费活动并不是简单的“买东西”，更重要的是他所称的“消费探索”。那什么是消费探索？指的是消费者在选择、组合和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不断尝试新的可能，从而释放新的需求信号。换句话说，消费者不再是被动的“购买者”，而是主动的“价值共创者”——他们用自己的心智和时间，去选择和创造能让自己感到满意和高兴的生活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消费也是一种价值生产过程。而消费者的探索行为，为生产者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提供了重要方向。因此，近期有代表提出减少加班、缩短劳动时间的建议，从长期来看具有重要意义。人类进行消费活动同样需要时间、创意和精力，而这些投入恰恰构成市场创新的重要来源。
提到“创新”，自然离不开关于AI技术的讨论。陈玉宇认为，技术并不是中性的，AI技术同样如此，是替代劳动还是赋能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环境的影响。只有广泛的创新才能对整个经济的活力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拥有最大的意义。因此，未来可以在政策层面进行更多探索，比如引导新技术与劳动形成互补关系以及更多服务于消费与生活质量提升。他表示，这既是当前政策中的空白地带，也是潜在收益最大的领域之一。
陈玉宇总结未来增长的关键，是形成生产率提升与消费探索相互促进的循环：技术进步提高效率，而新的消费探索不断打开创新空间，从而支撑中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持续增长。换言之，未来的政策设计需要转向激发消费活力与引导技术向善，从而在需求与供给的良性互动中，找到中国未来十年高质量增长的新路径。而激发消费活力的关键，正在于重新认识“消费”——不是简单的“买东西”，而是充满创造力的“消费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