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在风云激荡的百年变局下，各国都面临着地缘冲突加剧、保护主义抬头等多重挑战。而亚洲仍以强劲的增长持续为全球经济注入动能。亚洲创造发展奇迹的密码是什么？属于亚洲的世纪是不是已经到来？作为亚洲的重要国家，中国的“十五五”规划将为地区发展带来哪些机遇？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特别采访到了亚洲开发银行前行长中尾武彦。
中尾武彦于1978年加入日本财务省，在国际金融、预算、税收政策以及金融市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后，他于2013年至2020年间担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任内推动亚洲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合作，主导多项区域发展项目。卸任后，中尾武彦在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等高校担任客座教授。
以下为访谈实录：
亚洲开发银行前行长中尾武彦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
·“只要政策得当、加强合作，亚洲国家便能续写增长神话”
中国网：您此前在回忆录——《亚洲的崛起》当中讲述了过去50多年来亚洲国家的发展奇迹。那么在您看来，亚洲国家为什么能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
中尾武彦：我当时在亚洲开发银行出版了这本书，希望能将亚洲发展的成功经验分享给世界。很多人认为亚洲的发展神话源于产业政策或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但我想要强调的是，亚洲国家的发展，包括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日本在战后以及韩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增长，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秘诀。其基础在于对人才、能力、教育的投资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让市场有效运作的良好政策也非常重要，比如为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创造公平的环境等。此外，就中国而言，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是成功的重要原因。
所以，简言之，亚洲的成功来自于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资、私营部门的参与、开放的贸易与投资体制，再加上来自国外的外商直接投资。这并无秘诀可言，本质上就是标准经济学教科书里会讨论的经典内容。
回到你刚刚的问题，我认为（亚洲国家的增长）是可持续的。但与此同时，亚洲国家也面临着老龄化、人口萎缩等问题。所以，挑战是存在的，但我认为如果政策合理、得当，且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亚洲国家依然可以延续其增长神话。
中国网：当今世界存在许多挑战，如关税冲击、战争阴云等等。这些挑战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安全。您认为亚洲国家应如何携手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中尾武彦：是的，这些挑战在某种意义上确实非常严峻，尤其是当来自中东的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供应被切断时。若中东地区的贸易、航班受阻，将对全球造成巨大损害。而对亚洲国家而言，由于高度依赖中东的石油和大宗商品进口，冲击带来的影响更为严重。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促进贸易顺畅、加强彼此间的互补性来缓解冲击，尽管可能无法完全抵消冲击带来的全部影响。同时，我也希望中东及其他地区的动荡和危机尽快结束。在此期间，我们应尽可能加强合作。
·“美元确有受损可能，但替代美元仍然不易”
中国网：作为储备货币，美元被赋予了极大的特权，美国多次滥用这一特权，招致了很多风险与隐患。那么，您认为亚洲国家在推动本币结算或其他货币合作方面有怎样的空间和前景？
中尾武彦：如你所说，美元在国际贸易及资产交易等诸多领域始终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当前，没有任何货币能真正替代美元。美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债券市场及强大的金融体系，这使得寻找美元的替代品变得异常困难。
不过，正如你所提到的，在亚洲区域内的贸易活动中，确实有更多使用本地货币（结算）的机会，比如人民币，当然也包括其他亚洲国家的货币。日本曾尝试扩大日元在区域内贸易中的使用，但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部分原因在于日本经济近年来持续萎缩，而另一个关键原因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型企业更倾向于使用单一货币结算，因为这能简化计算与决策流程。因此，尽管本地货币，尤其是人民币，有扩大使用的机会，但要替代美元并非易事。不过，我们仍可以尝试推动这一进程。
中国网：我们了解到，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近期发出的警告引起了广泛关注。他警告称，如果美国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美元霸权可能会被动摇。对此，您有何看法？
中尾武彦：我不是地缘政治问题专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也不太熟悉。但总体而言，若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受阻，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尽管如此，近期美元因被视为比其他货币更安全的资产，其价值有所提升。此外，美国是石油净出口国，相比其他国家具备诸多优势。
但正如达利欧先生所言，倘若这些混乱局势持续，倘若特朗普政府当前的政策无限期延续，美元的地位与信誉乃至美国作为国际秩序“引领者”的角色都将受到损害。因此，美元确有受损的可能。但我仍然认为，要找到美元的替代非常困难。
·“‘十五五’释放的扩大开放的信号是积极的，但提振消费的切实举措也很关键”
中国网：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中国的发展情况。我们知道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提到了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并承诺向全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您如何看待这些安排？这会为亚洲的邻国带来怎样的机遇？
中尾武彦：我阅读了新的五年规划的重要内容，我了解到，中国将继续推进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这一信号非常积极，希望这些部署能得到落实。此外，中国也希望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这一点同样令人鼓舞。
总体而言，中国的政策长期以来更侧重供给端而非需求端。在新的五年规划中，中国重点讨论了高质量的生产、高质量的供给，包括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可见其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总体而言，规划对供给侧的讨论更为具体，且相关措施更有望落地。
我认为中国面临的课题在于需求，即如何提振国内消费。中国应该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户籍制度等方式提升国民购买力、促进城乡公平，从而创造更多的需求。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不足40%，而日本约为55%，美国则更高。中国的政策长期以来侧重投资机械等生产设备，高速公路、铁路、住房等基础设施。投资固然重要，但消费才是吸纳更多产能的关键。因此，持续扩大开放是积极的信号，但我认为如何切实提振消费也至关重要。
中国网：其实，新的五年规划中提到了“投资于人”的概念，这意味着更多的资金和资源会投入到与人相关的领域，比如教育、托幼、养老金体系等方面。我想，这或许是问题的解决办法。
中尾武彦：是的，我完全赞同。我已经注意到了相关讨论，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建立一套打破城乡分割的、覆盖全民的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此外，鉴于贫富差距的问题，或许中国需要引入针对富人的遗产税，或对房地产持有者征收房产税。
我不知道中国能否快速推行这些政策，但为了实现社会公平、让落后群体拥有更强的购买力，必须通过税收等手段建立资产再分配体系。
亚洲开发银行前行长中尾武彦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摄影：刘凯）
·“处理好中美关系需要极大的智慧，中国有能力抵制来自美国的压力”
中国网：我知道您在日本财务省有着很长时间的工作经历，从 1978 年开始，对吧？所以，您见证了“广场协议”的谈判过程及其后续产生的影响。当时，美国担心被日本赶超而对日本施加了很多压力，这和今天的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中国有怎样的建议？
中尾武彦：是的，这非常困难。如你所说，当年日本总是遭到美国的指责，仿佛日本在进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例如，当时日本的
但日本和中国在这方面的区别在于，日本是美国的盟友，日本得到了美国的防御庇护，或者说安全保护伞。在某种程度上，日本无法抗拒美国的要求，往往被迫在美国的压力下做出大幅让步。
而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可以抵制美国的压力。但同时，这也意味着对立可能进一步加剧。因此，如何处理中美之间的矛盾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巧妙的方法，双方应重视合作与互动的重要性，两国的民间交流也非常重要。所以，这需要更多的智慧。
中国网：您所说的智慧是指通过外交途径、谈判等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吗？
中尾武彦：否则，还能怎么办呢？只能通过谈判和外交手段了。当然，如今的美国政府很难进行沟通，但别无他法。所以我们应该妥善处理好这一局面。
·“中日仍然需要彼此，没有理由互相敌对”
中国网：我记得在我们上次的采访中，您曾多次强调中国和日本不应是敌人，而应该成为朋友。但不幸的是，由于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几个月之后，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了，甚至影响到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我们知道高市内阁将促进经济复苏作为首要课题，那么中国作为日本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伙伴，重要性不言而喻。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中尾武彦：我不想发表极具政治性或敏感的评论，但与此同时，这是现实。毫无疑问，日本需要中国这一重要的邻国、贸易伙伴，也需要中国人来日本旅游、经商，以及到日本的大学留学。这都是双边关系中积极的方面。同时，中国也需要日本，比如在某些技术方面。当然，中国已经在技术上非常先进。
从历史来看，中日互为邻国，尽管在近现代的一段时期内曾发生过不幸的事件，但绝大多数时间里，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正如我之前所说，在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前，日本一直是中国文明的学习者或学生，中国是我们的“兄长”。然而此后，随着明治维新的推进，日本快速推进现代化，吸收了许多从西方引进的新思想，并成为了现代化的范例。此外，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日本基于对过去的反思，带着诚意，通过资金、技术、贸易、直接投资等方式与中国进行合作。我认为这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长期以来我们保持着非常良好的互动关系。
所以我想说的是，日本和中国应该成为非常好的邻居，两国彼此需要。如今，日本的GDP和人口远不及中国，中国在技术方面也十分先进，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需要彼此，根本没有理由相互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