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三月中旬，中美第六轮经贸磋商在巴黎落下帷幕，谈判释放了积极信号，但围绕关税的博弈依然暗流涌动。当全球贸易版图在单边主义与多边规则的碰撞中重构，世界贸易组织该如何发挥其作用？亚洲国家该如何通过合作来应对关税冲击？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特别采访到了世界贸易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库普曼。
罗伯特·库普曼曾在2014年至2022年间担任世界贸易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研究与统计司司长，为WTO及其成员国提供贸易政策的分析与建议。此前，库普曼还曾在克林顿政府至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主任兼首席经济学家。他对于关税有着深入的研究，却认为关税不是解决美国贸易赤字的良方。库普曼表示，“对等关税”被判定违法后，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301调查”取代此前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的关税政策，但“301条款”并无可能帮助其实现既定目标。
以下为访谈实录：
世界贸易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库普曼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摄影：刘凯）
·“贸易失衡的背后是结构性因素，关税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
中国网：不久前，中美经贸磋商在巴黎落下帷幕，双方均认为此次谈判具有建设性，但不难看出一些核心分歧仍未解决。在您看来，当前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最关键因素，或者说最大变数是什么？
罗伯特・库普曼：我认为，核心分歧是贸易失衡。美国对中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尽管双边直接逆差有所收窄，但中国通过间接渠道对美出口的规模依然不小。但我想明确的是，关税并非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贸易失衡的背后是其他深层因素，根源在于储蓄与投资，这属于宏观经济层面的问题。这本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国财政部长的职责范畴，而非贸易部长的责任，可如今却要求贸易部门来解决这一难题。
因此，我认为中美此次谈判的未来，大概率会走向“管理贸易”模式，即两国达成协议，约定中国从美国采购一定规模的特定商品，美国则允许中国继续向美出口部分商品。回顾历史，中美贸易一直是这样的格局：中国从美国进口农产品、飞机等产品；美国则从中国进口电子产品、手机、家具等各类商品。所以我预计，双方会尝试就贸易规模达成量化承诺。未来的中美贸易将是管理式贸易模式，而非自由贸易，相较于公开的贸易冲突，这或许已经是一个相对积极的结果。
中国网：我们知道，中美在关税问题上有一年的“休战期”，那么“休战期”结束之后，中美经贸关系会走向何方？
罗伯特・库普曼：说到底，特朗普总统十分推崇关税政策，这是他的核心主张，我虽然无法理解，但事实就是如此。他（特朗普）会想方设法将中国商品的关税维持在比以往更高的水平，但这并不是说关税会保持曾经的高位，大概率会有所下调，但仍会高于2014、2015年的水平。这一结果虽不尽如人意，但也不是最坏的情况。关税确实会扭曲贸易格局、改变贸易流向，但影响贸易的核心因素并非只有关税。
我一直反复强调这一点：从历史数据来看，关税政策仅能解释25%的贸易增长。真正驱动贸易增长的是其他因素，比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及技术变革、创新、央行利率等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而经济增长对贸易增长的贡献占比约三分之二，远超关税的影响。所以，即便提高关税，其对贸易增长的影响，也远不及上述经济因素。
·“特朗普希望通过301调查取代此前的关税政策，但结果难如其所愿”
中国网：不久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法。那么已达成的关税协定怎么办？已征收的关税又将如何处置？
罗伯特・库普曼：不确定性是特朗普外交谈判策略的核心，没人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为何这么做，而他恰恰喜欢这种状态。他（特朗普）倾向于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关税，尽管这一做法已被最高法院否决，但他仍然偏爱这种方式，原因很明确：他可以单方面宣布加征关税，且立即生效。其他国家若想协商降低关税，就必须主动与他对话，由他来决定谈判条件。
如今最高法院否定了这一做法，他便转而试图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采取行动。依据该条款，（美国）可在150天内对进口商品加征最高15%的关税，但前提是宣布国家面临国际收支危机。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拥有开放账户、浮动汇率，且债务均以本币计价的国家而言，做出这样的宣布并不合理。目前，特朗普又发起了“301调查”，指责60个国家存在产能过剩问题，16个国家存在劳工待遇不公问题。
他的核心目的，是通过“301调查”取代此前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的关税政策。但问题在于，若要依据“301条款”采取行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必须开展公众意见征询，特朗普无法单方面决定。而这一过程需要完成调查、认定不公平贸易行为、制定与认定结果匹配的补救措施等一系列步骤，还需听取受影响企业的意见。企业在提交公开意见时，可了解其他企业的诉求并形成联盟。而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框架下，企业虽可提出抗议，却没有正式的申诉渠道，只能向总统求情，这正是特朗普所希望的。但“301条款”的公众意见征询环节，让企业得以相互沟通学习，也为其向国会游说创造了机会。
所以特朗普并不喜欢“301条款”的实施流程，因为这一流程让他失去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和（《1974年贸易法》）122条款赋予的灵活度与单边决策权，但他如今也别无选择。我预计，相关举措会引发大量法律纠纷，通过美国司法体系处理这些纠纷需要时间，同时还要根据企业的意见不断调整申诉和补救措施。
举个例子，美方曾依据“301条款”，对停靠美国港口的中国船舶征收高达百万美元的单次港口准入费，这一成本无疑是巨额的。但因“301条款”的公众意见征询要求，各方均发表了意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总统也意识到，这一举措会引发诸多未曾预料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国会设立此类流程的初衷。因此，“301条款”最终的实施效果，绝不会如特朗普所愿，成为取代《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关税政策的便捷方式，他会发现这一过程远比想象中复杂。
中国网：您刚才提到特朗普总统推崇关税政策，他大规模加征关税的初衷，是希望缩小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那么您认为，关税能否帮助美国实现这些目标？如果关税不行，那该通过什么方式实现？
罗伯特・库普曼：首先，我的观点是，美国一直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其实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很伟大，我有幸走访过全球许多了不起的国家。我并不认为美国需要“再次伟大”，它本就足够伟大。而关税政策，根本无法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贸易失衡的本质是储蓄与投资的结构问题，这是各国财政部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解决的议题，同时这还涉及美元的国际货币属性——全球多数国家都使用美元进行大宗商品交易和债务偿还。
当前全球存在两大核心贸易失衡问题：一方面，美国政府财政赤字高企、居民储蓄率偏低，但国内对于投资的需求旺盛，国内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需要依靠其他国家的投资来填补；另一方面，中国投资规模较大，但居民消费率偏低、储蓄率较高。这两种失衡状态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和阳，相互关联、彼此适配。
特朗普认为，通过关税政策就能迫使中国解决自身的失衡问题，但实际上关税达不到这一目的。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实施近一年来，美国整体贸易逆差仍处于历史高位，尽管对华双边逆差有所收窄，中国的整体贸易顺差却创下历史新高。可见，关税政策完全没有实现他的预期目标。我们多数研究贸易的经济学家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关税本就无法解决这类结构性问题。
解决贸易失衡的核心，在于实现经济再平衡。对中国而言，需要提高居民消费率，或降低制造业投资规模。工业制成品的贸易属性极强，若中国将更多投资转向贸易属性相对较弱的服务业，也能有效缓解贸易失衡的问题。对美国而言，政府需要缩减财政赤字，居民需要提高储蓄率。但这些举措往往不受欢迎，因为居民储蓄率上升意味着消费减少，而消费减少会直接导致经济增速放缓。
对中国来说，推动居民增加消费并非易事，因为中国居民有着多重忧虑：教育开支、医疗费用、房价下跌带来的资产缩水风险、子女的就业前景，等等。所以，他们担忧的事情很多。尽管中国的“十五五”规划再次强调了经济再平衡的目标，但此前的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也均有提及，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不言而喻。美国同样如此，解决自身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也面临诸多挑战。但唯有解决结构性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贸易失衡，关税政策毫无作用。
世界贸易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库普曼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摄影：刘凯）
·“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依然遵守WTO规则”
中国网：接下来我们再聊聊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您曾担任世界贸易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在您看来，当前世贸组织的定位和作用发生了哪些变化？当主要成员国开始无视争端解决机制，而倾向于单边行动时，以WTO为核心的多边体系该如何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中发挥自身作用？
罗伯特・库普曼：目前，最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主要成员国显然是美国，其他国家大多是在被迫满足美国的诉求，这使得美国与诸多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发生了变化，但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仍基本遵循世贸组织规则。作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主要倡导者和核心支持者，美国的违规行为令人担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大部分贸易活动仍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开展，多数成员国仍遵循规则进行贸易往来，只是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发生了改变。
世贸组织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其规则体系亟需更新。世贸组织成立于1995年，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规则谈判始于上世纪80年代，历经多年才达成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果，然而至今仍有部分议题悬而未决，而有些国家对这些议题非常感兴趣，我将其称为“上世纪80年代议题”。而如今已是 2026 年，世界早已发生巨变：从单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技术变革深刻重塑了全球格局。世贸组织的成功之处在于助力众多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经济崛起，但目前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改变。
因此，世贸组织的规则体系必须与时俱进，以反映这些变化。但成员国之间难以达成共识，这也是世贸组织总干事恩戈齐面临的巨大挑战。更重要的是，世贸组织是由成员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各成员国必须认识到，这一机制为各国融入全球经济提供了重要支撑，世贸组织不仅推动各国降低了关税，还为企业开展跨境贸易提供了稳定的规则体系。各成员国应意识到世贸组织的重要价值，投入资源推动其规则体系的更新与升级，使其适配当下的世界格局。我相信很多成员国都有这样的意愿，但仍有部分成员国墨守成规。推动这部分成员国变得更加灵活、懂得变通，我认为是当前的关键。
前些年，我们达成了《贸易便利化协定》以及《渔业补贴协定》，在许多领域实现了小幅突破，我认为这些突破是成功的。其实，我们无需强求开展新一轮全球关税自由化谈判，若各国能承诺履行此前的协定，或通过多边谈判重新协商条款，而非采取单边行动，就是一大进步。因此，我认为灵活性是世贸组织规则体系更新的关键。
你提到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上诉机构，该机构常被称作世贸组织的“皇冠上的明珠”。我不是法律专家，我是经济学家，在我看来，上诉机构固然重要，但并非世贸组织“皇冠上的明珠”。我认为，真正的“皇冠上的明珠”在于世贸组织日常运作与透明度，相关机构定期召开会议，各成员国就贸易政策开展坦诚交流，表达自身诉求与不满等等。
世贸组织近期的研究显示，大量贸易争端在进入正式法律程序前，就已通过上述机制得到解决，其价值不可估量。若这一机制不复存在，各国只能依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协定解决贸易争端，但众多国家并未参与这些区域协定。因此，世贸组织提供的多边对话平台和透明机制使得各成员得以持续沟通，具有卓越的价值。
中国网：也就是说，即便美国这样的核心成员国对世贸组织持抵触态度，您依然认为这一多边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罗伯特・库普曼：对其他国家而言，世贸组织的意义仍然至关重要，这一点毋庸置疑。各国当然会积极维护自身利益。日本、韩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多数开放型小型经济体，均高度依赖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这一体系也为它们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红利。这些经济体需要携手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合作的进程。
中国网：假如美国选择退出世贸组织，这一组织还能继续存在吗？
罗伯特・库普曼：当然会，尽管名称可能发生变化，但世贸组织仍会继续存在，因为它满足了全球贸易的必要需求。不过，我认为美国绝不会选择退出世贸组织，因为若美国退出后再想重新加入，其他成员国会提出诸多诉求，比如重新协商关税水平、贸易开放承诺，甚至还会涉及《琼斯法案》等。很多世贸组织成员国都想与美国探讨这类问题，但当前美国身为世贸组织成员国，无需回应这些诉求，而一旦退出，再想重新加入，就必须面对这些问题。总之，退出世贸组织，会让美国付出巨大的代价。
·“解决家庭的后顾之忧是扩大内需的关键之举”
中国网：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可以看到，扩内需、促消费被置于“十五五”规划的重要位置，而您也提到，很多年来中国都在强调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性。那么，您对中国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有哪些建议？
罗伯特・库普曼：我认为，核心在于中国政府要采取措施，缓解中国家庭的后顾之忧。我此前提到过，中国家庭面临多方面的担忧，因此，政府需要构建完善的民生保障体系，营造稳定的国内政策环境，让家庭和个体感受到，即便遭遇突发状况，也能获得支持，找到重新开始的机会。关键是要为民众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试想，假设三年后，若你的工作被机器人、人工智能取代，你又该怎么办？这不是中国面临的问题，而是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历史上，美国就曾经历过这一阶段：大量工人的工作被自动化设备取代，市场需求也从传统产品转向其他品类，许多工人不愿意投资于新技能的学习，最终只能选择薪资更低的工作，进而对自身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机会感到不满。
我认为，这是各国都需要应对的问题，中国也是如此。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相似。我成长于70年代，当时美国经济蒸蒸日上，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我父母的工作和生活都十分顺遂。但石油危机等一系列经济冲击后，美国的经济增长变得艰难，因为二战后其他国家的经济逐渐复苏，竞争力不断提升。
当时美国经济增长难度加大，就像今天的中国，所以这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尽管中国有自身的特殊国情，但这些核心的发展压力，在全球各国都能看到。中国大概率会找到适合自身的解决方案，中国也必须找到解决方案。我认为美国当时未能有效应对这一问题，这也是后来民粹主义、特朗普主义兴起以及关税政策、反移民思潮抬头的重要原因。因为大量民众认为自身的经济发展机会被剥夺，并将这一问题归因于外国人以及国际贸易或外来移民。
我认为，实际上，国际贸易和移民对这一问题的影响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核心原因在于内部经济因素。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都认为美国经济充满活力，民众能够适应变化。但事实是，美国民众对自身的经济状况深感不满，同时也对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心生嫉妒，他们不禁发问：为何我们的经济增长无法再快一些？
中国网：不知您是否注意到，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中提出了“投资于人”的理念。过去中国的投资更多集中在基础设施、制造业等领域，如今转向“投资于人”，我想这或许能成为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
罗伯特・库普曼：“投资于人”这一理念非常棒，但关键在于政策的细节。具体政策将如何落地？比如，人工智能正在取代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如何为高等教育创造更多机会？政府正在对“投资于人”进行规划，这很好，但更为重要的是后续要采取的具体政策和行动以及中国民众是否会认可政策实施的效果。
·“亚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而这一切离不开区域合作与一体化”
中国网：当前全球贸易碎片化趋势愈发明显，地区团结合作显得更为重要。对于亚洲国家而言，各国该如何携手合作，以应对全球关税政策带来的影响？
罗伯特・库普曼：当前的关税政策基本都是美国推出的。我认为亚洲地区已经建立了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比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东盟所做的努力。可以说，亚洲走在了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列，也成为了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亚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而这一切离不开区域内的合作与融合。
未来三年，亚洲与美国的经贸合作和融合大概率会有所降温，后续会怎么发展谁都不知道。但亚洲国家应继续前行，坚持一体化，坚持合作，不断探索创新合作模式，同时也要认识到，各国的国情、需求和担忧各不相同，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我认为，亚洲地区正迎来重要机遇，有望为全球其他地区树立合作典范。非洲、南美洲等地区需要加快区域内和全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而亚洲的合作经验，能为这些地区提供宝贵的参考。
中国网：感谢库普曼教授，与我们分享了这些真知灼见与切身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