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去年4月，新中国历史上首次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召开。一年来，中国的周边外交多点开花、亮点纷呈，从元首外交引领到人民间的友好交往与心灵相通，从“五大家园”的美好愿景到一系列惠民成果的落实落地，中国正在百年变局的暗流之下，与周边国家共同构筑坚不可摧的命运共同体。那么，在大国博弈加剧、民粹主义抬头的当下，中国该如何顶住外部压力，扩大周边“朋友圈”？又该如何化解周边国家的“期待值”与“焦虑感”？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本期节目特别采访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向阳。以下文字由访谈实录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向阳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栏目专访。（摄影：董宁）
·“美国在大搞‘唐罗主义’，而中国在构筑周边命运共同体”
中国网：去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召开。一年来，我们观察到，中国与许多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提质升级的态势。比如说去年4月份，习近平主席访问东南亚三国，深化了中国同东盟国家之间的睦邻友好；再比如中国领导人和韩国、印度的领导人的会晤，也推动着中韩、中印双边关系的回暖。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那么在您看来，这些密集的高层互动以及关系跃升会为我们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带来怎样的变化？
李向阳：我想，习近平主席的出访是中国“元首外交”的一个突出表现，那么它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预期的稳定。谈到预期稳定，我们可能需要比较一下中美两个大国在外交方面的行为。
那么在过去一年里，我们看到中国在加速推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而特朗普政府在致力于推进“唐罗主义”。谈到“唐罗主义”，这是源于“门罗主义”的一个新版本，如果说“门罗主义”强调的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那么“唐罗主义”则是要把美洲变成美国人的美洲。
所以，在安全领域，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难以想象的外交行为，比如说对委内瑞拉领导人，通过军事手段抓回美国进行审判，这是极为罕见的。那么同时，还威胁要兼并加拿大，要求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此外，特朗普政府还扬言未来要对古巴进行武装打击。
在经济层面，（比如说）美国与两个重要邻国，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有“美墨加贸易协定”，预计今年将按照程序进行重新评估。很多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把这个“美墨加协定”拆成“美墨”和“美加”两个双边协议。
所以，无论从安全层面还是从经济层面，美国的外交承诺和国家信誉都是极为不稳定的。那么相比之下，中国领导人的元首外交给外部世界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预期，那么以周边命运共同体以及相对应的“五大家园”，实际上（能够）让外部世界感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可信。
·“中国应提更多公共产品，以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民心相通”
中国网：您提到了“五大家园”愿景，其实去年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就提出构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五大家园”愿景。那么过去一年来，不管是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的常态化运营，还是中国在斡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冲突中所展现的“公道公允”的角色，都体现了“五大家园”愿景。那么回顾中国在过去一年的周边外交实践，您认为我们是如何将这些理论或者理念转变为周边民众可感可知的红利呢？
李向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的理念）到“五大家园”，看起来是一个美好但又非常遥远的目标。但实际上，从理论上来说，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过程，具有过程性特征，换句话说，为实现这些目标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它能够指导实践。
具体说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经济层面，突出表现为互联互通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去此前已经启动的中吉乌铁路建设，不久前越南的越共总书记苏林访华时，中越之间还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以铁路建设为核心，加强两国的互联互通。此外，去年我们也看到缅甸领导人在出席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时也承诺，要启动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总之，在经济层面，以互联互通为核心的合作在进一步加强。
在安全领域，过去一年，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先后参与调解泰柬边境冲突，参与调解缅甸内部的政府军与“民地武”武装的冲突。此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和柬埔寨、泰国一起共同打击电诈，这都体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
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最终需要落实到民心相通上。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不久前刚刚发布的《2026东南亚态势报告》里就提到，中国已经成为地区最重要的大国，而且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可信度更高。《报告》甚至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国家被迫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的话，多数国家选择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那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与周边国家民心相通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中国网：您提到民心相通，其实我注意到，您此前就提到过，无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周边命运共同体，落脚点都是民心相通。那么在您看来，除了元首外交以及高层引领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制度方面进行哪些创新，进一步夯实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民意根基？
李向阳：谈到在民心相通层面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一些机制化的合作，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上任以后，美国正在大幅减少对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它的战略重心回到了所谓的“西半球”。那么在亚洲地区，在我们的周边，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正在减少。而中国推进民心相通，我想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提供地区性的公共产品。
谈到公共产品，很多人把它理解成是一种简单的对外援助。对外援助毫无疑问是公共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全部。因此，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我想（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是在经济层面，最典型的就是共建“一带一路”，因为共建“一带一路”是以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而这一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着投资不足（的问题）。这表明，大国或者是国际层面并没有充分提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当中特别需要的东西，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以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为核心，本身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
第二，在安全层面。安全层面似乎（听起来）比较遥远，但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比如说美（以）伊战争爆发以后，亚洲国家，特别是我们的周边国家在能源方面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很多国家提出来中国应该在推进地区共同的能源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可以作为一种新型的合作机制。
总之，在不同层面，中国需要提供更多的地区性公共产品，从而推进民心相通。
中国网：对，其实我也注意到，“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也提到了要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特别是现在美国在这方面有所缺位，导致很多人担心会不会出现“金德尔伯格陷阱”。所以中国的做法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美西方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敌视一直存在”
中国网：我注意到，您不久前在其他媒体上发表过文章，主题是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来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其实去年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也对这方面做了部署。您也在文章当中提到，二者在理念、目标以及实现路径方面都高度契合。而且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过去十多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在周边进展最为显著。那么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以及地缘政治的背景下，我们与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着哪些困难或挑战？您认为未来推进的方向或重点应该集中在哪些领域？
李向阳：谈到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我想最主要也是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美西方国家试图通过所谓的“通道安全化”对共建“一带一路”构成新挑战。所谓的“通道安全化”，是指对铁路或公路等运输通道上的某一点来进行干扰，从而影响它的整体功效。实际上，在现实中，我们已经看到，在周边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像中澳达尔文港，我们知道，达尔文港最初是个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项目，后来中国一家民营企业进入以后，经过多年的经营，近年来可以说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但是澳大利亚政府以所谓“安全”的名义来要求收回达尔文港的经营权，这实际上就是针对我们的典型的“通道的武器化”的一个案例。
再比如说，我们正在致力于跟中亚国家共同推进的穿越里海、黑海的中间走廊的通道建设，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去年特朗普把其中的沿线的两个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领导人召集到美国，达成了一个所谓的“和平协议”，看起来对于推进中间走廊有帮助，但是对于有争议的赞格祖尔走廊，美国人提出了一个新的要价，就是由美国来经营这一段有争议的（通道），客观上这就为未来中间走廊的畅通埋下了一个隐患。诸有此类的这种现象很多。
除此之外，美国和一些国家从机制上对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干扰。一个例子就是去年年底，美国倡导的“硅和平倡议”。所谓“硅和平倡议”实际上是试图把硅这一产业链从最底端的稀土到最高端的芯片建设连接起来，最初有七个国家参与，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国家（参与）了，其中将近一半都是来自中国的周边国家，那么未来还会有更多国家参与。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明确表示，“硅和平倡议”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抗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所以，美西方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敌视或者敌视倾向是一直存在的。
与此相对应，我们未来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与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我想有几个（重点）：
在硬连通领域，我们要更多地协调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维护我们的互联互通建设，为它们提供安全保障。
在软连通领域，要推动规则与机制的构建，加强与共建国之间的协调和对接。
在心连通领域，正如“十五五”规划所强调的，主要的做法就是推进“小而美”项目。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使我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顺畅、健康地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向阳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栏目专访。（摄影：董宁）
·“面对周边国家的期待与焦虑，中国应承担与其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职责”
中国网：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周边国家的阵痛。我们也能观察到，随着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周边国家往往出现焦虑感和期待值并存的现象。那么在您看来，我们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应该如何平衡他们的焦虑感和期待值呢？
李向阳：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现象。大国崛起过程中，周边国家对它的期望值和焦虑感是并存的。在刚才提到的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发布的《2026东南亚态势报告》当中就提到，中国（被认为）是地区影响力最重要的大国，并且认同的比例在不断地上升。硬币的另一面就是，这些国家同时也担心中国迅速上升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期待值和焦虑感是并存的，这是个客观事实。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作为一个大国，中国需要做的是承担起跟自己不断上升的地位相匹配的、能够得到周边国家认可的职责，这是一个基本的导向。
谈到职责的时候，我们必须看看目前的国际秩序、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开始减少对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同时越来越不认可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在经济层面，美国从此前奉行的自由贸易到现在的“对等贸易”甚至是平衡贸易，就是强调两国之间的贸易收支必须要平衡，那么由此给亚洲国家和中国的周边国家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冲击：在安全层面，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开始寻求所谓的“安全保障”，因为他们感到从美国以及以联合国为主的安全体系中，无法获得最终安全保障；在经济层面，实际上这些国家在寻求最终消费市场，因为这些国家多数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随着美国寻求“平衡贸易”，他们未来的出口市场究竟向何处去？这就为中国在地区发挥和大国地位相匹配的职责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我们需要在安全、经济层面承担起或者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本地区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日本不惜触碰中国外交红线，是希望把美国留在亚太”
中国网：我们今天在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其实很难避免谈到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特别是最近日本出台了新版的《外交蓝皮书》，把中日关系的定位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降级为“重要邻国”。那么，您怎么看日本降级中日关系？中日关系的降级会如何影响我国的周边外交布局？
李向阳：谈到中日关系的降级，我想它的根源是日本的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一个（言论），实际上是踩了中国外交的红线。那么这一系列行为的背后是日本国内政治的右翼化，而日本国内的右翼化又和整个西方国家的右翼化是一脉相承的。
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尤其是特朗普上任以后，他越来越不认可战后所形成的这一套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前不久，在慕尼黑安全峰会上，美国国务卿和欧洲的领导人达成了一项难得的共识，他们都认为战后国际体系正在瓦解，但是新秩序是什么？并未形成共识。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试图力求把美国留在亚洲，因为特朗普政府的战略重心已经转到了西半球，但是日本希望把美国牢牢地留在亚洲，对中国形成一种遏制。为此，日本不遗余力地来充当美国在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遏制中国的一个“马前卒”。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日关系的恶化以及相应的降级就成为一个自然的选择。毫无疑问，中日关系的降级会对未来的双边关系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本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合作前景都会因中日关系的恶化而受到影响。
中国网：其实我们也看到，中国一方面非常努力地在发展和周边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对日本的挑衅行为而做出妥协，可以说既有斗争的勇气，也有合作的底气。
我注意到，您在采访当中提到过，所有的大国都非常关注自己的周边和邻居。过去很多年来，美国在遏制中国发展时也把重点放在了中国的周边地区。但同时您也提到过，美国目前的外交理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特别是美国政府近期的一些行为、政策，极大地削弱了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自身的国际信誉。那么您认为这对于中国发展周边外交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顶住压力或者把握机遇来扩大周边“朋友圈”呢？
李向阳：美国在全球层面正在放弃“多边主义”，放弃基于规则的战后国际秩序。从战略布局上来说，美国把重心放在了西半球，但是它将遏制中国作为对外战略的优先目标并没有改变。因此，中国的周边地区必然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点领域。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对于中国而言，我们要做的就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为指导，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从经济、安全的方方面面，具体到“五大家园”的五个方面来发展我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周边外交的一个基本的导向。
中国网：好的，最后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讲解。我们也希望并且相信，中国同周边国家筑起的强有力的命运共同体能够抵御国际地缘政治的大风大浪。谢谢！